19 世紀末，日本小說家二葉亭四迷在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時，為了如何翻譯故事女主角所說的「我愛你」而頭痛不已，最終他決定用「我可以為你去死」來表達。在 1887 年的一封私信中，也有日本作家將「愛」音譯為「拉布」，而後來出現的「戀愛」一詞甚至被奉為人類生存的理想化方面和生命的意義。
「愛」作為一個情感概念，是如何進入現代東亞的語彙之中，更在現代東亞國家的建構中，被孫中山、毛澤東、夏目漱石、徐志摩等政治家和作家相繼使用，成為一種不斷嬗變的政治話語呢？
近年來，文學研究者們已經注意到「愛」對東亞現代性的影響。我關心「愛」的概念在東亞語境中的跨文化聯繫和政治作用，從作為道德秩序的「仁愛」到追求個體意識的「戀愛」和「愛情」、創造和規範現代國家共同體的「愛國」，以及受二十世紀初激進主義影響的「博愛」和「熱愛」等概念的產生語境與沿革方式。
透過勘察歷史資料和人物傳記，希望能指出「愛」作為創造機制和文化真實性的媒介，如何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現代東亞發展的脈絡。譬如說，中文裡的「愛情」這個詞是誰發明的呢？二十世紀以來，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和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人是如何談情說愛，又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情感和不斷變化的身份？
史丹佛大學的李海燕教授在《心的革命：愛的譜系學在中國，1900-1950》（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2006）中提出，現代中國出現了一種有趣的新現象──用情感的方式表達身份。
中國傳統表達情感的方式是透過「情」這個詞，這種方式尤其可見於清末的言情小說，但「愛」這個詞的情感意義是從歐洲浪漫主義所引進的全新概念。在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時，不應該只用「東與西」、「傳統與現代」等二分法，愛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愛作為一種講求個體意識、對抗儒家傳統的新情感，不全然是外來的，但也不全然是本土的，而是混合的能指，也就是美國學者塔尼・巴羅（Tani Barlow）所謂的「符號的當地語系化」（localization of signs）。
李海燕從清末小說《老殘遊記》開始寫起，用《老殘遊記》中對眼淚的描寫，作為反思美國人類學家對中國農村缺乏情感秩序的觀察契機，提出要成為現代公民，首先得成為是情感的屬民；要組織現代國家，首先必須是共情的群體。而現代性的根本變革，在於用情感重新想像人的身份和社會性，或者說情感在合法化新的社會秩序中發揮了何種作用。
李海燕認為，就像美國人類學家蘇拉米斯・波特（Sulamith Potter）在《中國農民：革命的人類學》（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中所說的，大家通常都認為中國或東方式的情感內斂，且情感在社會關係和社會架構中不佔主要地位。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對情感最基本的假設之一，就是情感是所有合法化社會關係和社會行為的基礎，我們把感受的表達看作是創造和更新社會關係的手段。
波特所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在中國文化中情感表達與上述是相反的，因為中國人不把個人的情感生活中的社會秩序作為基礎；換句話說，情感生活沒有實際的社會後果──這是李海燕的立論，但她表明自己的立場並不在於孰是孰非，因為波特也道出情感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李海燕則補充探討了中國的情況。
如同她在書中開頭所引的《老殘遊記》，這部小說寫於社會動盪的家國危難之時，作者劉鶚（劉鐵雲）相信情感對人類自我和群體認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才會有這麽一段描寫眼淚的文字，認為能夠用情感感知喜怒哀樂和痛苦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
李海燕因此提出人的情與愛，都是構成中國社會的關鍵部分，其中「情」更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文化社會線索，在那個浩蕩的時代，情感或「愛」成了社會文化生活的關鍵詞。
李海燕同時也強調情感是具有文化範疇的，就像她特別提出在讀霍桑的小說《紅字》：「愛是心靈的母語」時，要想到這麽一句──這份心靈的母語總是要通過外來語的轉譯。她對情感的探討是抵抗自然主義、普遍主義、本質主義的化約，而針對情感在中國的缺失這個問題，她的著手點是現代人和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
在討論中國是如何進入現代性這個話題時，很少有學者注意到一個問題──愛國主義不是從公民和國家之間的政治義務和公共辯論中而來，而是來自浪漫小說中自我意識的覺醒。浪漫小說幫助我們形成和擴大自我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成為愛國主義的模式──這是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曾提出的一個觀點，但他並沒有深入探討。
那麽幫助我們過渡到現代性的「愛」，在語言文字上究竟是從何而來？更細膩的情感又是如何被書寫和表達的呢？
潘翎指出，「愛情」這個現在司空見慣的詞，是由清末民初著名翻譯家林紓在翻譯歐洲小說發明的，第一次將「愛」和「情」並列成專屬名詞，表達愛的浪漫情感意義，而不是儒家傳統「仁愛」中仁惠的意思。
「愛情」一詞最早由林紓在翻譯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小說《迦因小傳》（Joan Haste）時引入，是個有革命意義的詞語，從此以後改變了中國人表達情感的方式。當然，明代馮夢龍早在《醒世恆言》中就用到愛情一詞：「人有七情，乃是喜怒憂懼愛惡欲。我看你六情都盡，唯有愛情未除」；但他的用法和林紓完全不同，並非作為新的詞組以指代一種新的情感。
從本書貫穿始終的比較視野可以看出當時民初社會在思想文化上的革新，潘翎也指出當時日本和中國在經歷同樣的社會、文化、和語言上的變革，從漢字和傳教士編撰的英漢字典（譬如威廉・洛布沙德 Wilhelm Lobscheid 的詞典）中尋找「翻譯」全新現代概念的詞彙。
這就好比「個性」、「民主」和「自由」等等對日本來說都是新穎的概念，找到相對應的翻譯過程也十分曲折，日本文學家和學者也都曾抱怨日文中沒有對應「love」或「amore」 的詞匯。
始編於 1908 年的《辭源》，在 1931 年第一次有了「愛情」這個詞的條目，但當時這個詞被認為不如「戀愛」來得有自由性。鴛鴦蝴蝶派對愛情的描繪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儒家的傳統結構，以男性（父權）的英雄形象比喻新型的家國情懷，女性的情感通常被當作對比，其情感意義在於為父權家國的犧牲和對其權力的服從。
這種情感的表達方式很快被五四運動邊緣化，本書認為胡適、魯迅、郁達夫、郭沫若、徐志摩、張愛玲、丁玲等作家討論「愛」的概念時遇到了兩重改變──五四運動和共產革命，兩次革命都對情感表達進行了新的規範和啟發。
研究東亞現代性從「愛」的概念入手，既可以看到個人如何爭取主體性、身份認同和最真切的情感表達，也可以看到東亞國家之間如何互動，如何共同面對時代變革，如何回應來自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如何創造出東亞的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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