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文化圈當中，武術是其中一種百花齊放的文化，不論是中國、日本、韓國，以至琉球，均有當地孕育出來的武術特質和文化。
儘管東亞的武術種類繁多，但起源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為因應軍事戰爭所需而鑽研，二為民間私鬥累積的攻防經驗或傳統舞蹈動作演化而成。東亞地區的武術孕育達千年之久，但百花齊放的盛況，還是與近代歷史息息相關。
中國武術歷史悠久，門派琳瑯滿目，像是太極、八極、形意、詠春、洪拳……。自先秦至晚清，中文史料甚少有系統地記載中國武術發展[1]，而武術作為次文化的重要元素，它卻經常隱約地出現在不同的史料，晚清至民國時期更被重視起來。
自中英第一次戰爭後，清政府已沒有像清初時期般嚴格執行聚眾集武政策，原因是地方官員大力支持民間團練發展 [2]，讓團練協助應付歐洲國家的入侵。團練的發展無意間改變武術的傳承習慣，武術宗師以往只將武術作家傳或師徒私授，但團練的出現，讓武術宗師獲聘到軍中教習或自立武館傳授鄉里和外來弟子，武術傳承因而發揚光大起來，甚至逐漸為人所認識。
武術本質具有軍事、自衛、強身的意念，歐美帝國主義的入侵激發晚清至民國時期救國思潮的興起，武術救國的概念也應運而生。最初武術救國的概念並沒有那麼宏大，因為中國武術有根深蒂固的門戶之見，要號召不同流派一起合力救國很難，後來在革命思潮底下，不少革命家和愛國人士意識到武裝起義需要大量軍事武術人才，於是籌辦武術組織，才無意間把武術宗師集合起來。
1910 年，全國有兩個重要的武術組織成立，一為精武體操會，另一為中華武術會（其後改稱中華武士會）。愛國志士陳公哲 [3]、農勁蓀 [4]等人在上海創辦精武體操會，並請來武術宗師霍元甲 [5] 主教。精武體育會集合各派武術，放下門戶之見，廣聘各派武術宗師於一堂，以強國強民為宗旨。
另一方面，曾於八國聯軍之役協助抗敵的形意拳宗師李存義與形意八卦門宗師張占魁、太極宗師李瑞東於天津創立中華武術會，邀請各派武術家當教師，傳授拳藝，推動武術發展作。兩會成立不久後，清政府就因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而被推翻，但因為歐美帝國主義依舊存在，武術救國的思潮在民國初期仍然流行起來，而且不少武術組織更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前述的精武體操會更擴展分會至全國各地。
處於去舊迎新的民國初期，武術發展也因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潮而引起熱烈的討論。當時有位回族出身的北洋軍閥馬良 [6]，因為熱衷於中國武術文化，便提出「中華新武術」概念，提倡參照西方體操結合傳統武術練習方式，推出中華新武術訓練軍警。
其後，馬良於 1917 年編定《中華新武術》系列教材，成書後送教育部審定，獲接納為學校體育課程的參考教材，最後獲教育部審訂推行，迅速進入學校，助長了當時的武術熱。就此，當時社會引發了「土洋體育之爭」，討論應以現代西方體育，還是以本土武術為中國體育主流。這場爭論中，馬良得到了梁啟超的支持，並在《中華新武術》序言寫道：
「前過濟南，獲觀操練，超距、拍張俱見精彩。所願國中各校列為課程，使人人有自衛之方，而尚武之精神出矣。抑又思之，泰西火器窮極精利，物窮則返，理有固然。齒以剛折，舌以柔存，倘技擊日精，安知無以柔制剛之一日。知天人消息之微者，或不河漢斯言也。 」
梁啟超這份序言觀點，讓自己成為馬良身邊的「豬一般的隊友」。當時，新文化運動興起，傳統文化正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批判。梁啟超「以柔制剛」的觀點迂腐怪誕，迅即惹來各方對中華新武術的批評。特別是受到 10 多年前庚子拳亂事件 [7] 的影響，當時社會崇尚理性的知識分子更擔心帶神鬼色彩的武術又活躍起來，讓中國再次陷入倒退。
1918 年 11 月，魯迅首先在《新青年》發表評論，諷刺中國曾於庚子拳亂用武術對抗槍炮，結果名譽掃地，並認為「體育」無非是個名號，最終思想還會墮入「槍砲打不進」的愚昧境地。另外，陳獨秀更指出當時的民間武術練習者普遍文化不高，認為傳習者假如缺乏理性思考精神，很容易走神乎其技的奇談怪論。
魯迅和陳獨秀等人相關的批判，自然也引起武術界的反駁，兩派爭論此起彼落。當時上海精武體育會的陳鐵生就曾反駁，武術家和義和團的性質不同，並認為即使是槍砲時代，打仗衝鋒時還得用上刺刀、武術去搏鬥。
從新文化運動期間的爭論，可見當時的中國人對武術救國存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但出發點其實是相同的。各人同樣均以「救國」為出發點，但對於是否用武術來救國則意見大不同。即使觀點不同，但仍可見武術救國的觀念在當時社會上存在且流行，也為一眾當時武術家們所奉行的，民間的武術門派和組織仍然熾熱地發展起來。
1920 年代末期，正值中國國民政府接近完成北伐。西北軍退役將領張之江 [8] 於南京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張之江本身深受體育救國的思想影響，認為要令國家擺脫弱勢，必須用武術鍛練來強健民眾體魄。張之江一面宣揚武術的重要性，一面申請創立「中央國術研究館」，並向教育部申請關於國術館備案。
然而，當時的社會氛圍推崇西洋文化，認為中國武術應該是被淘汰的傳統文化，因而對張之江的申請，以不屬於教育系統為理由而不予批准。最後，張之江爭取到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李烈鈞 [9] 協助，在李烈鈞的協助和遊說下，張之江的方案獲得蔣介石接納，但不納其入全國教育體系，中央國術術研究館也易名為「中央國術館」於 1928 年正式成立。
隨著首個中國武術的官方教育機構成立，中國武術在政府推動下得到空前的發展。中央國術館第一屆館長由張之江擔任，教育架構實行內家（武當）、外家（少林）二分的教學架構，並聘請全國各地的名師擔任教師。此外，國術館於成立同年舉辦首次的全國國術考試，有傳統套路競賽和搏擊項目，當時流行的國術如形意、八卦、太極、劈掛、八極、戳腳等，中央國術館均有辦課教授。
可惜的是，中央國術館因內憂外患，很快就失色於歷史舞台。內部架構實行內家、外家二分的教學架構，導致兩家門戶之見經常爆發衝突，如武當門長孫祿堂上任不足一月便辭職，少林門長王子平則連同副館長李景林一併辭職，教師因門派之見而流失。
此外，中央國術館隸屬國民政府，卻不歸教育體系管轄，畢業生因此不能進入學校從事武術教育工作，導致中央國術館的招生也更為困難。鑑於中央國術館受資助而營運，國民政府在 30 年代起受到日本侵華和共產黨內耗的影響下，也無力在支持中央國術館，最終該館於國共內戰期間黯然解散。
中央國術館落幕的同時，也標誌著近代武術救國思想隨著昔日帝國主義的衰落而落幕。而後的中國武術的發展，更隨著當代歷史的時局而有所變化，如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等事件，讓中國各地武術宗師四散各地，造就今天中國武術於世界各地繼續傳承。
[1] 中國武術的史料記載大多透過古時的兵法書所附記，其中最著名的有明代茅元儀著的《武備志》。
[2] 近代的團練可追溯到林則徐於第一次中英戰爭中組織民兵對抗英軍，其後團練更發展至後來淮軍、湘軍等形成。
[3] 陳公哲（1890 年－1961 年）早期熱衷體育和武術，其後遷居香港，沉醉考古工作。
[4] 農勁蓀是革命團體同盟會成員之一，曾於日本留學結識孫中山，並曾邀請摰友霍元甲擔任精武體操會教頭。
[5] 霍元甲（1868 年－1910 年），字俊卿，清末武術家。
[6] 馬良（1875 年－1947 年），字子貞，回族人。作為民國時期軍閥的一員，熱心推動傳統武術。抗日期間，加入汪精衛政府，最後以漢奸罪名被囚，並病死獄中。
[7] 庚子拳亂即義和拳運動，該運動源於民間的武術和宗教團體，參與運動的拳民宣稱神靈護衛、刀槍不入，而且行為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運動最後引致八國聯軍的入侵，北京也陷落。
[8] 張之江（1882 年－1966 年），字紫珉，教名保羅。民國時期為初西北軍將領，其後創立中央國術館，也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
[9] 李烈鈞（1882 年－1946 年），字協和，中華民國軍事將領、政治家，曾參加護國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