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陽子著，島田潔、林皎碧譯，《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新北：廣場出版，2018。
作者：羅皓星
明仁天皇在前年宣告將於 2019 年退位，消息一出，日本皇室又再度成為大眾矚目的焦點，而他的父親昭和天皇也被重新討論了一番。在這兩年間，日本宮內廳出版了「昭和天皇實錄」，讓更多人了解官方所形塑的昭和天皇形象，但同時關於昭和天皇的各種問題也無法避免地再次浮上檯面，最大的難題就在於天皇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責任。
許多曾經歷日本侵略的國家（如中國、韓國等），都充斥著天皇應背負戰爭罪責的聲音。然而，當歷史要論定一個人的功過時，必定要先回顧此人的一生。於是，昭和天皇的相關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在市面上出現。
在這些書籍中，加藤陽子的《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昭和天皇と戦爭の世紀》），從另一個角度，對如何評斷昭和天皇的功與過，給出了更多思考方向。本書作為 2011 年由講談社出版的《天皇の歷史》第 8 輯，不直接回答所謂的功過問題，而是從天皇的生平開始說起。
邁向昭和之路
本書第一章中，加藤陽子引用和辻哲郎的觀點：戰爭可以是促成國家誕生的重要因素。從這個角度出發，討論日本誕生過程與中國政治變動之間的關聯性，如在三國鼎立時代，「倭國」的存在發揮重要作用；蒙古帝國與日本的兩次渡海作戰，使鐮倉幕府疲於奔命；清朝的兩次鴉片戰爭，也同時影響著日本的政治變動。
另外，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亦是刺激日本成長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國因為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而開始投入日本研究，其中，荷馬里將軍在《日美必戰論》中，就認為日美兩國早晚會爭奪太平洋的控制權。另一方面，日本軍方則一直將美國軍隊視為假想敵，對於美國軍隊的動向也甚為關注。[1]
由上述兩個方面的觀點看來，作者在第一章中針對日本與國際之間的關係，賦予啟發性的詮釋。
接著，作者談到裕仁天皇生長的背景。原敬於昭和天皇的成長過程中擔任日本首相，因與山縣有朋等元老合作無間，得以掌握大正年間的政治局面。作者認為，原敬與福澤諭吉有著同樣的想法，主張政治事務應該由政黨領袖負責，宮中事務應由元老們承擔，天皇則不干預政事。
雖然如此，宮中事務仍一直受到各界關注，如 1921 年山縣有朋因干涉皇太子裕仁的婚事，遭質疑其動機，山縣一系的勢力因而大受打擊。[2]同年 9 月，國粹派人士朝日平吾刺殺安田善次郎，向外發佈以天皇為對象的檄文。與此同時，宮內省官僚希望促進皇室和國民在情感上的一體化。
1923 年關東大地震以後，陸續出現不少如官員遭暗殺等重大事件[3]，在這紛亂的局面中，即位的昭和天皇必須面對截然不同的情勢。
天皇即位之時
作者提出在天皇的即位過程中，宮中官僚藉由種種操作，使國民對天皇産生敬畏之心。例如，官內省官僚透過讓皇太子接受諸多課程，培養皇太子成為一名聆聽忠言的明君。或是透過收音機實況轉播，讓國民得以一同參與天皇的即位大典，藉此使天皇的形象更貼近人民的生活。另外，透過學校實行的課程教育[4]，也讓崇敬天皇的思想深植於國民心中。
而在國際情勢方面，巴黎和會後華盛頓體制成為當時主導東亞秩序的規範，藉由新四國借款團的成立，美國得以在中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在大藏省和外務省的主導下，意圖在新的遊戲規則中保留日本在中國的權益，也希望在英美勢力甚為強大的華中、華南地區分享特權。
另一方面，蘇聯開始經營對外關係，並給予中國軍事援助。為抗衡蘇聯對東亞的影響，英美等國開始與中國交好，日本方面卻因蘇聯在東北的擴張，與日本在滿蒙的利益産生衝突，因此 1925 年在幣原內閣的主導下，兩國簽訂日蘇和約，是為幣原外交的成果。
不過，隨著北伐的成功，列強各自與中國進行修約，使得幣原外交在中國無用武之地。況且，昭和天皇登基後，對於首相田中義一的外交方針並不認同，並在 1927 年所召開的東方會議中，擴大檢討經營滿洲的路線，更爭取張作霖東北軍的支持。作者認為昭和天皇支持的外交路線並不能在東亞實現，但因天皇最終決定依此進行，隨後並將田中首相解職，此舉可能成為了日後 226 事件的導火線。
動盪不安的昭和初期
1929 年濱口雄幸繼任首相，因應當時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提倡包括解禁金本位的六大政策。但是，濱口內閣並未確實洞悉日本的狀況，貿然執行的相關政策導致了國內出現經濟恐慌。此時，軍部介入中央政府的政治運作，宮中親信也意圖干涉政治事務，故兩者産生衝突，226 政變便由此展開。
另一方面，昭和天皇對於滿州事變爆發後中國向國聯申訴一事感到憂慮，隨即與元老商討應對之策，希望能以自身權威來面對國聯的困局，但是宮中親信擔心此舉將不符合現有體制的運作，加上軍部往往不遵從天皇旨意，會讓天皇威信受損。上海事變發生後，天皇希望對事態有所控制，卻在軍方的強勢主導下，反而使天皇的統帥權受到打壓。
1934 年高橋是清出任藏相期間，透過放任匯兌、擴大軍事開支等措施，國內經濟逐漸恢復穩定，但此舉造成政府開支大量增加。與此同時，軍方出現「統制派」與「皇道派」之爭，其中統制派開始在中國華北攻掠更多的工業資源。
1935 年的天皇機關說事件，更加激化日本國內各派系的對立。作者認為美濃部達吉提出的天皇機關說，是依伊藤博文以來的明治憲法傳統，不過對軍方而言，機關說並不符合軍方一直以來奉行的準則。帝國陸軍在進行軍事行動時，通過頒發勅語的方式，藉此利用憲法中的相關漏洞任意行事，而若按照美濃部的解釋，則天皇「無答責」。
對於皇道派而言，如果將草案中上下遵循其序的文字刪除，便能讓滿洲事變的責任落在軍隊身上，同時天皇也察覺到發動戰爭的罪名，有可能會落在自己身上，他的處境將如同歐戰後的德皇。因此，機關說平息後，天皇和官中官僚希望實行以國際協調為主的外交政策。而從 1936 年的 226 事件中，天皇認為皇道派「違反憲法，也悖逆明治天皇之勅諭」，已經可以看出天皇開始在思考戰爭責任的相關問題。
中日戰場上
1937 年爆發盧溝橋事件，在日本威脅下，國共兩黨一致對外，加上蘇聯的援助，令中國找不到停戰的理由。蔣介石認為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必定引來列強干涉，因為華中市場若被戰火波及，將會傷害到英美等國的利益，所以直至中日開戰以後，蔣介石依然保持「一邊交涉一邊對抗」的策略。而日本方面，天皇相當忌憚蘇聯的參戰，外務省官僚們則是擔心長期的戰事，會讓日本的戰略儲備消耗殆盡。
在中日戰場上，日本節節迫進，但日軍依舊無法消滅中國軍隊抵抗的意志。隨著戰事白熱化，軍費爆增，因而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有鑑於此，時任首相的近衛文磨設立內閣參議，以全權負責經濟政策，在戰時體制之下，設立軍事費特別會計，優先把資源放在軍事上。在池田成彬與結城豐太郎等人的合作之下，共同參與華中華北的經濟建設，並設立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等組織，在面對戰時的惡劣環境下，中、日兩國都希望找到議和的途徑。
然而，日本社會在軍部鼓動之下，對於戰爭的聲浪此起彼伏，日本內閣害怕因此引起倒閣事件，因而議和之事不了了之。1938 年，日本政府出發表聲明後，兩國和議的空間蕩然無存。
太平洋戰爭
加藤陽子認為，日本於戰前嚴重低估美國的動員與復員能力，同時亦高估本國的戰略儲備。隨著戰爭展開，日本的資源消耗遠比預期評估的高，因此不得不對美國發動突襲，以減輕軍事上的壓力。另一個突襲美國珍珠港的原因，即是日本官僚中仍保有「打倒趁中國積弱佔據東亞的歐美帝國主義」想法，在外務省的革新派看來，他們希望讓中國擺脫殖民地的困境，這也是為何在戰爭開打以後，日本將重心從中國大陸轉移至太平洋。
可惜的是，大日本帝國經濟圈並不因其積極擴張而變得堅強。1939 年，日本內閣更替，天皇此時的話語權大增。日本在與德國、義大利結成同盟前，仍強調法屬印度支那等地不容西方列強侵犯，隨著英法等國在東南亞節節敗退，日本才與德義同盟，以保證南進的可能。
而美國在東亞的政策是，一方面向中國實施租借方案，一方面仍向日本示好，但物資日漸貧乏的日本並不領情。隨著美國的介入，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中節節敗退。此時，天皇在決策過程中的種種失誤，被高松宮等人批判，直至 1945 年，鈴木內閣已在策劃如何結束戰爭。最終，在多方精心策動下，天皇以詔書和玉音放送等形式向國民傳達敗戰宣言。
結語
在本書的終章，加藤陽子探討終戰以後各方對於天皇制的反思。戰後，曾一度出現以木戶幸一等人作為代表的天皇退位論，但中、美諸國的政治盤算中多傾向於保留天皇制，也因此天皇得以繼續在位，直到駕崩為止。
目前對於昭和天皇的研究不在少數，但是少有研究者能從日本的政治局勢探討天皇在近代日本的角色變遷。其中，伊藤之雄的《昭和天皇與立憲君主制的崩壞》就以內閣更迭來探討天皇制度在 20 世紀的命運，而本書作者加藤陽子則透過日本在 20 世紀中各方面的變化，來看待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
《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中，並沒有對於天皇是否該背負戰爭責任做出評斷，但從作者的梳理與描述中，可以發現天皇實際上並非高不可攀，而是會不斷受到各界質疑的角色。我們或許無法藉此對昭和天皇的歷史功過下定論，但卻可以從中暸解其生於「萬世一系」的身不由己。在平成紀元將要終結之時，對昭和天皇的回顧實有助於展望日本皇室未來的路向。
[1]不過，亦有日本人對日美關係甚為看重，比方說1920 年代出現的太平洋問題調查會，即象徵著兩國民間人士避免正面衝突所作出的努力。
[2]山縣有朋因干涉皇太子裕仁與久彌宮家婚約一事，遭質疑是因為山縣有朋因不願薩摩藩的勢力因婚事而提升，遂主導退婚一事。事實上，山縣有朋的考量在於皇室血統遺傳，這後來亦演變為「純血」和「人倫」之爭。不論原因為何，山縣一系都因此受到打擊。
[3] 1921 年原敬於東京車站遭暗殺。
[4] 如要求師生們朗誦「君之代」，並向天皇和皇后的肖像進行敬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