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長廷(嘉義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東洋史」是日本學界自 19 世紀末發明的歷史研究框架,中國、臺灣、韓國等國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目前臺灣的教科書也引用許多來自日本東洋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如唐宋變革、征服王朝等理論。這些理論都是從「東洋史」的框架中形成的。
現今大家熟知的東洋史架構是內藤湖南所提出的:東洋史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擴散至四周, 再由四周諸民族反饋至中國的歷史,即「中國中心觀」。其實,尚有另一位學者提出截然不同的概念,但目前較少人知道的就是白鳥庫吉提出的「南北對立論」。這個理論後來成為日本「北亞史」、「內陸亞洲史」研究的基本架構。
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是千葉的平民, 年少時原對於哲學有興趣,後在就讀千葉中學校時,受到當時的校長那珂通世以及英語教師三宅米吉的影響,開始對歷史感興趣,前者是提倡日本歷史教學體系需分為西洋史、東洋史、日本史,並著有《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實錄》等著作的學者;後者著有《日本史學提要》,也是當時帶領潮流的學者。
其後進入帝國大學(之後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就讀,當時帝國大學聘請德國教授 Ludwig Riess(1861-1928)講授史學。Riess 為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學生,白鳥庫吉開始學習近代西方歷史學的史料批判、客觀敘述等研究方法。[1] 但此時 Riess 僅講授西洋史與史學方法等課程,尚未有所謂東洋史課程。
大學畢業後白鳥庫吉成為學習院的教授,負責教授東洋史,但他當時缺乏相關知識,可以說是趕鴨子上架,邊學邊教,此時的他才開始接觸亞洲諸國的歷史。
他先從朝鮮史開始進行研究,在極短時間讀完《東國通鑑》,於 1894 年(明治 27)至 1896 年(明治 29)發表〈檀君考〉、〈朝鮮の古傳說考〉、〈朝鮮古代諸國名稱考〉、〈朝鮮古代地名考〉、〈朝鮮古代王號考〉、〈高句麗の名稱に就きての考〉等文章。朝鮮史研究可以說是白鳥庫吉研究的起點,也是東洋史研究的起點之一。[2]
他的朝鮮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特色:一、以中國史料為基礎,比對朝鮮史料;二、明瞭朝鮮古傳說的來龍去脈;三、古傳說不等同史實,傳說只是顯示當時的思想之看法;四、在史料比對的基礎上,運用語言學的取徑與材料進行討論。[3]
這些對於古傳說、地名、王名的考證,以及語言學取徑的運用,都能在白鳥庫吉之後的塞外史、西域史研究看到,可以說白鳥庫吉在朝鮮史研究中建立了方法論的基礎。[4]
其後,白鳥庫吉開始將眼光延伸到亞洲北方的「塞外民族」,包括朝鮮、滿州、蒙古等塞外諸民族的歷史。白鳥庫吉在〈塞外民族‧序說〉中提到:
所謂塞外民族,是做為南邊勢力的漢民族所稱的外夷,其中以東夷、西戎、北狄為主,欲對其進行了解。並想將此總括,稱其為北方民族。[5]
從上述可知,這裡的塞外民族是包括中國史料中敘述的東夷、西戎、北狄等外夷的北方民族。
1900 年 4 月,白鳥庫吉發表〈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將月氏、匈奴、東胡、鮮卑、烏丸等民族,大體分為土耳其種、蒙古種、通古斯種。[6] 值得注意的是,白鳥庫吉開始注意到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敵對狀態:
中國由漢室統一,匈奴與漢室成為兩相並立的敵對之國。雖至清朝為止,中國與北狄皆有盛衰,但兩人種敵對的關係是沒有變化的。中國至今也有四、五千年之歷史,其間中國不斷變遷發展,直接或間接的給予影響的勢力就是北狄。[7]
這是目前最早提到遊牧民與農耕民對立發展的論述,就是「南北對立論」的雛型。
1901 年 1 月,白鳥庫吉發表〈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首先提出亞洲北部戎狄的研究尚待開發,而戎狄與漢民族在民族性上的差異,可以拓展成戎狄與漢民族的比較研究。[8]
同年,白鳥庫吉受到日本文部省的補助,前往歐洲諸國留學,第一站為德國柏林,除了向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學習地理學、地質學外,也向東方語言學家 Wilhelm Grube(1855-1908)學習亞洲各民族的語言。他甚至在語言學校學習土耳其語,[9]對於日後研究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語言與歷史有極大助益。[10]
白鳥庫吉留學的第二站到達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除了繼續學習土耳其語,還同時學習匈牙利語及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的相關研究,而第三站則直抵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遊學歸國後,除了不斷鼓吹東洋史研究對日本的重要性外,更持續的深化南方農耕民與北方遊牧民的論述。
1926 年(大正 15 年),白鳥庫吉發表〈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提出東洋史發展的動力為北方勢力與南方勢力相互鬥爭的觀點。白鳥庫吉在文中開頭提到:
今日所謂貫穿東洋史的大勢,其根本就是我們近年所提倡南北兩大勢力對立的事實。大體上意即以漢民族為代表的南方勢力,與以北狄為名概稱的北方勢力,兩勢力的一興一廢、一張一弛,還有以此為中心發展的附屬勢力的離合與集散,成為東洋史發展的樞軸。直到近代,如英人做為南方勢力而出現,俄人做為北方勢力而活躍,也依然為此一形勢的存續,遠東歷史以此兩因素之對立為基礎發展就是我們的主張。[11]
文中提到南北勢力發展的常態為一方強盛後,另一方則因受刺激也隨之強盛,呈現對抗的態勢;而發展的變態則是一方分裂離散衰弱後,另一方隨之擴張勢力。至於,南北兩勢力之外的中亞與朝鮮半島部份,在兩勢力均勢對抗時,則獲得發展之契機,但如一方獨大時,另一方只能臣服。[12]白鳥庫吉在文中特地將北方勢力優勢的時期劃分為三期:五胡十六國、遼金元和清朝統治之時期。[13]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關於突厥部落西遷最終導致十字軍遠征的論述,加強了從亞洲民族影響歐洲歷史的論述。其次,談及歐人東漸的現象時,白鳥庫吉認為英俄兩國雖非亞洲民族,其互動爭雄之事仍可視為南北對抗的歷史。[14]
「南北對立論」的觀點其後頻繁的出現在各種東洋史概說的序言中,如高桑駒吉的《東洋大歷史》、市村瓚次郎的《東洋史統》等書,可見此概念在當時日本的影響力。後來,江上波夫、田村實造等學者繼續發揮,分別提出「騎馬民族」、「征服王朝」等觀點,因此可說「南北對立論」不只是「東洋史」的一種理論,更是理解「北亞史」的基礎。
[1]窪寺紘一,《東洋始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頁153。
[2]白鳥庫吉,〈朝鮮古代地名考〉,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542。
[3]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44。
[4]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頁45。
[5]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486。
[6]白鳥庫吉,〈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原收入《史學雜誌》11(4)(1900),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9-21。
[7]白鳥庫吉,〈支那の北部に據つた古民族の種類に就て〉,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 塞外民族史上》,頁9-10。
[8]白鳥庫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原收入《東洋哲學》8(1)(1901),後收入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アジア史論上》(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3-15。
[9]石田幹之助,〈白鳥庫吉先生小傳〉,收入白鳥庫吉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十卷 雜纂》(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521。
[10]津田左右吉,〈白鳥博士小傳〉,收入氏著《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四卷 自敘傳他》(東京:岩波書店,1965),頁132。
[11]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69。
[12]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69-70。
[13]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80-82。
[14]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對立〉,收入《白鳥庫吉全集 第八卷 アジア史論上》,頁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