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4 月 22 日，一如每個即將面對 blue Monday 的星期日，許多人把握著最後的周末時光盡情狂歡。
在比利時列日市的某處街角，一間頗負盛名的同性戀酒吧「Open Bar」，如同往常一般閃耀著霓虹，吸引男男女女在此喝酒聊天，32 歲的男同志薩能．賈非（Ihsane Jarfi）也是其中一員。
悲劇的開端就發生在這樣一個稀鬆平常的假日──薩能失蹤了。目擊者指出薩能曾在酒吧前與四名男性發生口角，企圖阻止他們帶走一名女子，隨後薩能被強行拉上一台汽車，自此下落不明。
兩週後，薩能的屍體在列日郊區被發現，根據警方調查，屍體上有多處凌遲過後的傷痕，包括肋骨附近的 17 處骨折，顯示他在生前遭到長時間的虐打，可以想像薩能最終是在極度疼痛的狀態下掙扎斷氣。
這起兇殺案震驚了比利時社會，除了兇手令人髮指的行徑之外，被害人薩能．賈非的背景也引起眾人關注──同性戀、穆斯林、非裔血統，無論何者都足以挑起輿論敏感的神經。兇手究竟是誰？殺人的目的又是什麼？
若是想破案，並了解兇手的犯案動機，要先回到 20 世紀初的歐洲，在那裡我們將一窺隱藏在這場慘劇背後，龐大的結構性問題。
真實上演的歐洲「恐同」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敗後德國的社會依舊動盪不安，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開始崛起，逐步登上歷史舞台。
眾所皆知，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屠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但其實羅姆人[1]、身心障礙者、共產黨員、性工作者和同性戀等族群都深受其害。之所以會有如此大規模的屠殺行動，起因於當時希特勒的種族淨化政策，計畫將「基因缺陷者」絕育，並宣揚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希望通過此舉，實現創造一個優等民族的夢想世界。
由於同性交往無法繁衍後代，被視為阻礙德國發展的一員，所以大量同性戀者被送入集中營，企圖透過強迫勞動「治療同性戀」，藉以強制改變他們的性取向。此外，納粹德國還修改刑事法第 175 條，加重同性（尤其規範男性）間的性行為罰則，讓同性戀的處境更加嚴峻。
在集中營中，囚犯們都必須佩戴一個倒轉的三角形臂章以區別其所屬的「類別」，男同性戀的代表是粉色倒三角，根據統計大約有 5 萬名以上的男同性戀曾被關入集中營[2]；女同性戀則是佩戴黑色倒三角，但這個標誌其實包含了所有「反社會」的群體，例如妓女、酗酒者、低智商者。
1936 年，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945），創立了「打擊同性戀和墮胎帝國中心辦公室」（Reich Central Office for the Combat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Abortion）積極收集有關同性戀的數據，其中還有一支特殊部隊可以執行死刑。1937 年到 1939 年，納粹對同性戀者的迫害達到了高峰，警察頻繁地突襲同性戀者的集會場所，查抄通訊錄和建立告密者機制，以確認和逮捕疑似同性戀的男女。
這些同性戀「罪犯」被關入集中營後，守衛會大肆譏笑和毆打他們，且通常會將同性戀者與其他囚犯隔離，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司令官魯道夫．赫斯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此舉是為了防止同性戀擴散到其他囚犯和守衛，避免其他人也感染成同性戀。[3]
上述的言論從現在的角度看來根本是荒謬至極，但更不可思議的是在集中營裡，還有醫生對同性戀者進行治療手術。卡爾．瓦內特（Carl Peter Værnet, 1893 -1965）是一名崇尚激素治療的醫師，他在加入納粹黨後沒幾年便進到布亨瓦德集中營擔任外科醫生，以治療的名義對集中營的同性戀進行了各種殘酷的實驗。
卡爾醫生採用的並非僅是傳統注射激素而已，而是透過手術安裝人工性腺，提取睪酮裝進金屬管並植入男性的鼠蹊部，目的是希望證明「同性戀可以轉換成正常的性傾向」。大約有 17 名在集中營的罪犯接受了這項手術，雖然並沒有造成患者直接死亡，但術後因感染而亡的病例即出現 2 例，而這項實驗性手術的成果也被認定為「無效」。
然而，當時接受過類似實驗的同性戀者都表明自己被「治癒」了，很明顯地，他們的聲明是希望能藉由宣告實驗成功進而逃離集中營的監禁，並不是真的改變了性向。除了上述了激素治療，在集中營最常對同性戀者進行的便是所謂的「厭惡治療」，若有更「頑固」的罪犯，不願承認自己的性向已經改變，最後的下場有可能就是被閹割。
根據德國著名的 LGBT 學者 Ruediger Lautman 指出，在集中營內同性戀者的死亡率高達 60%，原因除了各種慘絕人寰的實驗之外，同性戀者在獄中的待遇可以說是在最底層，他們被認為是噁心的代名詞，連其他囚犯都可以隨意污辱，甚至會遭到守衛的私下暴行。
紀錄片《175 紀事》便記錄了數名曾被關入集中營的同性戀者，在納粹德國統治期間以法例第 175 條中逮捕的經過，由受害者娓娓道出在集中營裡遭受各種不人道對待，揭示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縱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性戀的污名依舊存在，德國政府甚至一度拒絕發放補償金給這些曾被關押的同性戀者，有些人還被要求重新服刑，只因為違反針對同性戀的不合理刑罰。
直到 1990 年，世界衛生組織決議將同性戀自疾病列表刪除，聯合國並將每年的 5 月 17 日，這個象徵「17.5」的日子，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對同性戀的誤解終於得到國際上的正視與澄清。而德國議會也在 2002 年不顧其他政黨的反對，通過了《廢除國家社會主義法案》，根據該法案，在納粹德國時期針對同性戀者的判罪都將被撤銷，許多受害者自此才真正受到較公允的對待。
由此可見，即使在戰爭結束了，集中營也早已被解散，同性戀者的平權之路，還需經歷一段漫長的黑夜，才能迎來真正的曙光。
讓悲劇不再重演
戰後的同志族群在社會上遭到嚴重的歧視和警務人員的特別關注，長期遭到外界的異樣眼光令他們備感壓力，終於在 1969 年美國爆發了石牆暴動，不僅為美國平權運動寫下歷史新頁，也視為全球同志平權運動風潮的起點。
雖然在此之前已有許多國家接連將同性戀除罪化，但大眾並未真正接納同性戀族群，仍存有許多歧視和誤解，於是許多平權運動者開始上街爭取自身的權益，世界各地的平權遊行相應而生，每年的規模也越來越大，許多曾苦苦壓抑自己的同性戀者也慢慢願意走到陽光底下。
在同志大遊行中，除了大家現在熟知的彩虹旗之外，曾是二戰時期同性戀者的夢魘──粉色三角形和黑色三角形，也被用來象徵同性戀者自我認同的價值，有些團體會將標誌改為正三角形而非納粹使用的倒三角，也是代表著積極戰鬥與迎向未來之意。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戀紀念碑、美國舊金山的粉紅三角公園等，都藉此形象紀念在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同性戀者和表達對 LGBT 族群的支持。
世界上第一個紀念被納粹殺害的同性戀者的紀念碑 。（Source：by Keith H ,via Flickr）
故事說到這裡，那麼究竟是誰殺害了那名可憐的比利時青年薩能？
根據警方調查，那四名在酒吧前強迫他上車的男性，他們承認毆打薩能並偷走他的錢包和手機，其中一名兇手更認為這是在「給同性戀者上課」，教導他們「正確的性觀念」。這樣的言論引起眾怒，法官認為兇手有嚴重的同性戀恐懼症[4]，故而犯下如此殘忍的兇殺案，因此以有辱人性、違反人道、任意拘留他人等罪刑起訴，最終有三人被判處終身監禁，另一人則是 30 年的有期徒刑。
事件過後，薩能．賈非的父親 Hassan Jarfi 出版了《Ihsane Jarfi, le couloir du deuil》記錄他的喪子之痛，並成立「Ihsane Jarfi 基金會」，希望打擊一切形式的歧視和暴力，特別是因同性戀恐懼症造成的過激行為，讓大眾不再漠視他們的權益。
2018 年，比利時根特劇院藝術總監米洛．勞（Milo Rau）將薩能．賈非的悲劇搬上劇場，演出《重述：街角的兇殺案》，同時也讓社會大眾開始反思，為何在以多元開放聞名的比利時，還會發生如此駭人聽聞的兇殺案？
時至今日，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開始慢慢轉變，至少在法律和醫療上都已洗清對他們的汙名。然而，薩能．賈非的死亡彷彿昭示著同性戀族群依舊難以扭轉的境遇，如同詛咒般如影隨形。
社會上層出不窮的慘案，不禁讓大眾重新審視：「為什麼悲劇會一再地在真實中反覆上演？」我們到底應該將這樣的慘劇歸因於人性的殘忍，還是這其實是整個社會體制底下，要共同承擔與面對的缺陷？
薩能的兇殺案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盤據在所有弱勢族群生命中的陰影，我們都應該好好面對那些歷史上曾犯過的錯誤，並思索如何改進才能讓悲劇不再發生。
[1] 羅姆人（Roma），也稱為吉普賽人。為起源於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由於，當時歐洲人認為羅姆人來自埃及，於是稱之為「埃及人」，而「吉普賽」即是「埃及」的音變，但多數羅姆人認為「吉普賽人」帶有歧視意味。
[2]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8.
[3] Rudolf Hess ,Death Dealer: The Memoirs of the Ss Kommandant at Auschwitz, Da Capo Pr ,1996.
[4] 俗稱的恐同，是指對同性戀的排斥感，可能是基於恐懼，有時也涉及到受宗教信仰及社會文化的影響。
本篇文章由國家兩廳院與故事共同製作。
2019 TIFA 米洛・勞《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時間｜4/5（五）14:30 & 19:30、4/6（六）14:30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臺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演出票價｜600/900/1200/1600/2000/2500
購票連結► https://bit.ly/2W2hx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