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年代的眾生相：1920年代的社會思潮（上）

一次大戰：夢的覺醒 

1914 年 6 月，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

奧匈王儲斐迪南大公戴著鑲上草綠色羽毛的帽子，藍色軍服外套上的勳章熠熠放光；一旁的大公夫人則頭戴黑色羽毛的寬邊禮帽，一襲白色禮服上披著貂裘。早上 10 點 45 分車隊經過刺客面前，刺客的槍一舉、頭一轉，「砰砰」就是兩槍。

其中一槍切斷大公夫人的胃動脈、第二顆子彈則打中大公的脖子。斐迪南嘴巴裡流出了鮮血，卻一直在對蘇菲說：「蘇菲、蘇菲，妳不能死，要為我們的孩子活下去！」

帽子從大公頭上滑落。當天晚上喪鐘響遍整個塞拉耶佛，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也隨即爆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奏起了整個歐洲世界的安魂曲。

在這場戰爭以前，整個歐洲瀰漫著一種欣欣向榮的樂觀氣息，隨著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樂觀向上和直線進步的觀念也深入大眾。但是世界大戰，還有死於壕溝、轟炸、毒氣、疾病與饑餓的 1700 萬性命，卻把整個歐洲狠狠敲醒。在戰爭結束後，整個歐洲滿目瘡痍，人權活動家法蘭塞斯卡・威爾遜這樣記敘維也納的樣子：

「......是座巨大而寂靜的陵墓。」 
「.....他們不分男女老幼，每個人都蜷縮在破舊的補丁軍大衣裡；所有人都面無血色、飢餓、受凍，一言不發。這就是戰敗。一個大帝國就這麼結束，沒有轟然巨響，連啜泣聲都沒有。除了飢餓、寒冬與失望，這裡什麼都沒有。」 

由於差異太大，以至於人們幾乎無法把現狀和繁榮的過去做任何的連結。在那一輩裡，一戰爆發以前的歲月被稱為「太平年月」，而如今的歐洲卻已經無法擔待這樣美好的詞彙。所以即使當德國在凡爾賽宮的明鏡廳簽下停戰協議時，歐洲人也不認為和平就此到來。

戰爭也許結束了，但它的後遺症卻在歐洲大陸上遍地蔓延──它藏在每個飢腸轆轆的脾胃裡、藏在每個普通百姓臉上的怒容中。所有人都看得出來，當戰爭遠離後，歐洲大陸必會掀起驚天動地的革命運動。

在一戰將盡之際的 1917 年 2 月，平日配送麵粉到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的車輛應是 120 輛，而今只剩下 21 輛，根本無法供應數十萬人口所需，飢腸轆轆的人民每週在零下 25 度的天氣裡排隊 40 小時購買必需品。

最後，一場要求麵包的示威遊行醞釀起席捲全國的革命浪潮，甚至連最忠心的哥薩克騎兵都拒絕開槍。在示威之後的軍隊譁變讓脆弱的沙皇政權徹底垮台，代表無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政黨在當年11月輕鬆奪取了冬宮，這就是有名的「十月革命」。

俄國的事件掀起了全歐的革命浪潮。1918 年 9 月，保加利亞宣布成立共和國；10 月，奧匈帝國在義大利前線打了最後一場敗仗從此下台。11月，德國海陸軍紛紛叛亂，由基爾的海軍基地開始，革命風潮傳遍整個德國。到了隔年，德國南部的最大邦巴伐利亞甚至短期失守，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德國的工人階級紛紛支持共產黨，成為除了新生的蘇俄以外最大的共產黨。

左派思潮的轉變──從溫和漸進，到暴力革命 

而在列寧的帶領下，共產主義等左翼思潮也開始產生「質的變化」──主要的爭論點在「是否有辦法使用議會道路的方式，來達到共產社會？」 

在戰前的太平年月中，左翼的確是這麼想的。原本遵循體制外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開始走向議會改革，他們認為憑著絕大多數的勞工與無產階級手上的選票，可以讓他們用不流血的方式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同社會。 

但是隨著戰爭爆發，人們訝異的發覺德國社會民主黨竟選擇忠於它的統治者（德皇）而不是它的階級（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選擇等同於和統治貴族聯合起來，去一起打擊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左翼的思潮迅速變得激烈起來，戰爭一結束，各地社會主義轉為激進。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法國、義大利、奧地利、挪威等國的社會主義黨派都決定加入列寧成立的「第三國際」──它放棄了議會道路的「改良主義」，而號召世界革命。 

帝國的崩塌、秩序的毀滅、紅色浪潮席捲而來，都一再讓人們心中的隱憂轉變為真實的恐懼。這種恐懼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最初的幾年，人們心中充斥著病態的想望、危險以及對末日的恐懼。

為數眾多的卡珊多拉與耶利米（聖經中預言耶路撒冷被毀的先知），把這個時代建構成一個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戰間期。而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便是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在這本書中，史賓格勒把文化看作一個有機體，都要經歷前文化時期、文化時期和文明時期，就像生物都有童年、青年、壯年與老年一樣。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正在成長的、創造的、上升的階段，而文明則是各個文化的結束階段，代表僵化、結束、死亡。史賓格勒繪聲繪影，描摹出一副西方衰亡的黯淡前景，並且大膽的預設在1920年代裡，鼎盛的西方文明將遇大禍。 

然而就在 1920 年代中期以後，這種「審判將臨」的末日氛圍並未成真。人類在艱困的環境中，奇蹟似的展現了強大的自癒能力──革命失敗了、經濟復甦了，政治氛圍變得更加民主、由於戰爭打破了亙古不易的階級，整個社會甚至更加平等了。

在戰爭結束僅短短七年的 1925 年，整個歐洲文明似乎又再次找到向上攀爬的動力。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裡，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這樣評論這個時代：

「1925 到 1930 年之間，最優秀的德國年輕人正默默致力於非常美好、可為將來造成深遠影響的事物。那是一種新的理想主義，.....那也是第二波的自由主義運動.....  
當時的德國處處感受得到清新的氣息，各階層之間變得既寬鬆又容易穿透。階級的傲慢已經變得完全不合時宜。兩性的交往則是前所未見的自由.....」  

這中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樣根本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究竟是永恆的安寧、抑或是風雨前的寧靜？ 

本篇文章由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與故事共同製作。

臺灣第一位飛行員-《尋找1920》紀錄片推廣募資計劃
咆哮年代的勇敢逐夢者：關於紀錄片《尋找1920》
1920年代，一個多麼燦爛的年代。西方文明經歷一戰後的重生與進化，科技蓬勃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抬頭、自由思潮蔓延，民族自決浪潮席捲各地，文化藝術如百花盛開。
隨著航空技術的萌芽，飛行──點燃了許多人的青春。
正是在這樣的年代，臺灣的天空出現一位逐夢者。他是謝文達，臺灣第一位飛行員，他駕駛伊藤惠美五號返鄉表演飛行，更駕著全臺集資的台北號飛過東京上空，撒下傳單呼應林獻堂等人主導的議會請願運動。差不多同時期，安昌男的今剛號也飛過了朝鮮京城的上空，呼籲著朝鮮以科技實業強盛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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