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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年代的眾生相:1920 年代的社會思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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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的黃金年月 

1920 年代初期,整個歐美世界瀰漫著一股文明終結的末日氛圍。

帝國崩塌、秩序崩毀,整個歐洲在極左極右勢力中腹背受敵──1919 年,排山倒海的蘇聯紅軍向波蘭進發,大有將革命大浪撲往西方的氣勢;1922 年,義大利的極右派法西斯黨「向羅馬進軍」,最終成功奪取了義大利;1923 年德國經濟崩潰,貨幣通膨來到了史無前例的 7000 餘萬倍,到處都出現啟示錄般的末日氛圍:獨立的「萊茵共和國」存在了數日之久、薩克森被共產黨統治了好幾個星期,而在南德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傢伙,則意圖殺盡所有猶太人來建立「千年帝國」,並在 1925 年,於一間啤酒館裡發動了政變。

但是就像奇蹟似的,到了 1925 年以後,這些群魔亂舞的左右派在短短一年瞬間安靜了下來。根據《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作者哈夫納回憶,在 1925 到 29 年這四年間,整個政治圈裡終於獲得了難得的寧靜。各家報社幾乎沒有政治議題,記者還必須遠赴國外才能找到大標題,而過去的「救世主」或革命家完全乏人問津。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當時的所有人都同意,這是「金錢」的力量。 

事實上,早在歐洲還在一片紛亂的時候,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就已經開始復甦。大量士兵的復員、女性獲得參政權和投入工作,為市場帶來大量勞動力,同時藉由科技發展,汽車、無線電等消費性產品也越來越廉價。而最重要的一項轉變,就是 1923 年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柯立芝上台。

1920 年代的三屆共和黨政府全都相信:市場經濟萬能。他們堅信經濟體系本身就具有自動調控的功能,任何外力的干預只會降低經濟效率。而柯立芝更是說得直白:「政府的業務就是做生意。」

在這種思想主導下,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提攜私人企業。一連串的寬鬆經濟政策、減稅、縮減公共支出開啟了美國的消費黃金時代,各種商品如汽車、無線電、電影業突然間都呈現了爆炸性的成長。但是在這段期間內,整個美國社會最大的改變並非是財富增加,而是那些透過無線電和電影強力輸送的價值觀和大眾文化,徹底改變了那個時代民眾的所有生活面向。

一直到今日,當人們談起 1920 年代還是會浮起 1925 年出版的《大亨小傳》中,那一幕幕紙醉金迷、華麗絢爛的景象。透過收音機大放異彩的爵士樂,揮別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古典樂品味。走入公眾視線的女性摒棄傳統的束腰內衣,取而代之的是輕盈的低腰直筒洋裝,裙長也拉到了膝蓋上;當時的新女性梳著多層波浪捲的「鮑伯頭」、再配上圓弧的鐘形帽(Cloche Hat),成為 1920 年代最經典的形象。

而電影打開人們的視野、填補了人們在過去難以打發的時間,米高梅、派拉蒙、環球影城與華納兄弟等如今星光熠熠的電影公司,都在這段期間內走進了他們的黃金時代。

在繁榮的洛杉磯週末夜晚,人們先是品嚐著風靡全城的 Coles 法式沾醬三明治(雖然在法國則是完全默默無名):先將法國麵包微微烤過、然後夾上片片烤肉,最後再淋上一匙肉醬;接著再去「雷亞托」、「環球」、「拱廊」這類可容納上千人的巨型影院,或是隨處可見的爵士舞廳,度過一個狂歡的夜晚。 

至於科技、文化藝術的發展更是不在話下,在舊社會的廢墟上,一切新的可能性都開始發芽。在那個年代,似乎每天都有人在寫下新的歷史:在地上跑的福特汽車總銷售量已經突破 1500 萬輛,在天空飛的飛機也推陳出新:人們開始可以寄送航空郵件及貨物;而到了 1920 年代中後期,貨物運送及短程載客開始形成規模,許多航空公司如美國的環球航空、泛美航空,德國的漢莎航空公司皆紛紛成立,許多公司甚至到今日依舊知名。

而 1927 年,航空史上更是迎來最振奮人心的一幕:查爾斯・林白駕駛單引擎飛機聖路易斯精神號從紐約出發,經歷 33 小時不著陸飛行後,終於橫跨大西洋抵達法國巴黎。

1928 年,弗萊明發現了青黴素,為之後醫學爆炸的抗生素時代奠定了基礎;科技的進展幫祝人們突破階級界線,人們的創造力、那時代的憂鬱甚至是徬徨,都深刻地體現在各藝術領域裡。電影開始配上了聲音、甚至出現了彩色電視機。

這一切導致的巨大變化也促成文藝的發展。費茲・傑羅出版的《大亨小傳》(1925)(又名:偉大的蓋斯比),成為爵士時代的經典形象;海明威在名作《太陽依舊上升》(1926)中敘述他們自己為「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已經成為我們對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永恆刻畫。

這種從美國發起的消費熱潮很快就延燒到歐洲,甚至是幾年前經濟才遭受重創的德國,這一切都是美援的力量。在發現德國經濟根本不足以支付賠款之後,在美國銀行家道斯的主導下,協約國終於在 1924 年訂出「道斯計畫」用來規範德國賠款,把賠款降到合理的水平。

此後,德國從美國充裕的金庫中借取大量貸款,用來建造工廠、刺激消費,接著再用生產的產品銷往他國還債。這個計畫讓西歐一整代在兵荒馬亂中成長起來的世代,第一次嚐到太平寧靜的歲月。

利用外債,德國很快地重建基礎設施,並且更新裝備和把生產過程更加合理化。 1927 年,德國工業產量終於回到大戰以前的水準;失業人口剩下 65 萬人──那是在戰後第一次降到百萬以下。1928 年的零售額比起三年前增加了 20%,隔年更高出 30%。而歐洲的情形也像美國一樣,經濟的成長帶動人們勇敢在各個社會領域中,做出更多的嘗試。

當時身在德國的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記下了當時柏林的景象: 

「那裡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占上風。在人行道邊的咖啡座上,在華麗的酒吧間裡,在夏令營裡,在萊因河上的汽船裡,或者在煙霧騰騰的藝術家的工作室裡,你與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達旦,無休無止地談論著生活。他們是身心健康、無憂無慮、崇拜陽光的一些人,他們對於人生充滿了熱情,一點沒有忌諱和拘束。從前壓制人的普魯士精神似乎已經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數德國人──政治家、作家、編輯、藝術家、教授、學生、企業家、勞工領袖──都使你認為他們是愛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張非戰的。」 


1929──當美好時光在轉瞬崩塌 

總之,1920 年代的歐美世界終於看似擺脫了無邊無際的戰亂與紛爭。政治──非難得的,不再居於眾人生活的中心,「這終於不再是會讓人氣的摔破盤子的事了」。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也許這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時代風景吧。

只可惜,這樣的繁華年代轉瞬即逝。

1929 年 10 月 24 日,美國華爾街股票市場突然崩潰了。隨著經濟大恐慌的爆發,仰賴美國經濟維生的德國立刻成為災情慘重的重災區。它的產量從 1929 年到 1932 年幾乎跌了一半,成百萬的人失業。成千上萬的小企業破產。

經濟的困境,使得政治再度成為公眾生活的重心。希特勒與他的納粹黨再度看見了機會。他在納粹黨報紙上這樣寫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麼舒坦,內心感到這麼滿意過。因為殘酷的現實打開了千百萬德國人的眼睛,使他們看清楚……這史無前例的欺騙、撒謊和背叛行為!」 

1930 年,德國國會的選舉年開始了。納粹黨給予成千上萬苦難深重的人民一個希望:拒付賠款、撕毀凡爾賽和約、迫使金融巨頭就範(尤其是猶太人),絕望的人民渴望獲得工作機會、溫飽、救濟,更渴望得到信仰和一個新的神。納粹黨的保證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能用雷厲風行的手段一舉打破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9 月 14 日選舉揭曉,先前納粹黨在總共 577 個國會席次裡僅僅只有 12 席,而這次它竟然拿下 107 席,一舉從排名第 9 的最小黨暴衝到第 2 大黨。

「.....許多正面的事物都消失無蹤,對生命的喜悅、仁厚之風、無傷大雅的行為、設身處地的體諒、善意與友好……德國的氣氛很快就變得令人窒息。」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為 20 年代最後的時光下了這樣的註解。1920 年代的爵士樂聲音漸弱,成為高昂的交響軍樂下,一聲遙遠的沉吟。

本篇文章由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與故事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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