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官贔屓
不少人想到日本歷史裡的傳奇人物，除了功成名就的「人生贏家」們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一個又一個出現於不同時代的「悲劇人物」，而日本的悲劇人物往往會成為被追慕的對象，特別是人們對現實生活不滿時，時常會將自己的心境投射到這些悲劇人物身上，希望從他們的「故事」裡得到慰藉。
我們之前已經介紹了很多戰國時代的「悲劇人物」，這次將時代推前，看看在戰國時代之前和之後，一位日本人一直十分歌頌的「悲劇人物」之王，他甚至成為近代日本侵略亞洲的一個重要工具。
他，就是著名的源義經。
眾所周知，源義經是鎌倉幕府創始人源賴朝的弟弟，但更為人所熟悉的，是他們兩兄弟最終因為政治矛盾，走上了兄弟鬩牆的結局，最終源義經更成為輸家，在無情兄長的迫趕之下，於奧州衣川（現在的岩手縣平泉町）被迫自殺。
從結果而言，的確只有這樣的下場才配得起「悲劇人物之王」這個稱呼。問題是，日本史上被迫害致死的人物何止千百，為什麼源義經成為了日本歷史裡千百年不變的「寵兒」，備受人們追捧呢？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可以從一個日本語的慣用語來作為切入點——判官贔屓（ほうがん⁻ひいき，Hougan-Hi-iki）。「判官」就是指源義經，因為他曾經擔任「檢非違使少尉」這個官職，通稱為「判官」，加上義經的諱是九郎，因此在不少小說中，都稱義經為「九郎判官」。
至於「贔屓」原意是「拚命盡力相互支援」之意，加上了前面的「判官」，就變成了「拚命盡力相互支援」的「源義經」。到了現在，「判官贔屓」則引申為「幫助弱者面對強權」之意，也就是「助弱抗強」。
這個思想充分反映了日本人，尤其是庶民百姓一直以來的精神價值觀——討厭強者、勝利者，同情有實力，但被命運玩弄的悲劇人物。源義經、戰國時代的真田信繁，以及幕末明治的西鄉隆盛便是這種例子的代表。
話說回來，「判官贔屓」這個慣用語最早可以追溯至室町時代，之所以會成為家家戶戶都知曉的詞彙，是因為成書於那個時代的小說《義經記》，此書也是現在我們認識「英雄」義經故事的基本來源。換言之，「義經傳奇」是在室町時代才真正成形的。當然在這之前，《義經記》也不是完全憑空想像的故事，為它打好基礎，提供材料的，是鎌倉時代由鎌倉幕府編寫的歷史書《吾妻鏡》和《平家物語》。
《吾妻鏡》和《平家物語》是幕府的官撰史書，為平家滅亡和幕府創業蓋棺論定。然而，由於兩書是奪取幕府大權後，幕府執權北條家為自己行動所賦予的大義名分，因此，兩書對於本來的主角——初代幕府將軍源賴朝的評價並不高，甚至基於「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邏輯，對源賴朝剷除過的敵人都多少帶有同情的筆觸。
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源義經本人。包括我們熟悉的一之谷偷襲戰也是從中而來，然後再由後來的《義經記》等小說強化、修飾而成的。
當然，即便是有了這層政治要素滲入其中，這並不代表《吾妻鏡》和《平家物語》便是不可信的史料，經過學者的分析，兩者都的確是了解源平爭亂至鎌倉時代的根本史料。
然而，在《吾妻鏡》和《平家物語》裡看到的義經，卻沒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麼精彩和詳細。例如最為有名的一之谷之戰和壇之浦之戰都十分含糊。如果沒有後來的《義經記》等小說，以及由這些小說敷演而成的劇作輔助、腦補，「義經傳奇」本來難以流傳下來。
義經傳奇的發展
自從《義經記》成為炙手可熱的讀物後，人們已漸漸遠離了史實中的義經，改為擁抱著「虛構故事」中的義經。這些故事都有一個共通的重點，就是比起我們海外讀者喜歡的一之谷之戰和壇之浦之戰，以及義經與他的好戰友弁慶、紅顏知己阿靜的故事，室町時代以來的日本人更為喜歡和著墨的，是義經落難後的故事。
對！在這些故事裡，義經並沒有被迫自殺，而是逃到了北方的蝦夷之地，成為當地的英雄，甚至到了後來的版本裡，他跟戰友弁慶更成為蝦夷人的神明。
這個傳說聽起來很匪夷所思，但此說法在室町至江戶時代的三百多年裡卻深深地植入到日本人心中。甚至江戶時代，當幕府編纂日本史時，也不得不在正史（義經自殺而亡）的後面加入傍注（旁註），指「世間均言義經北走蝦夷云云」。
為什麼義經逃到蝦夷之說會那麼「順理成章」呢？
一方面是因為從一般邏輯來說，南方有鎌倉幕府在，說義經南逃不太合理。而且，在室町、江戶時代，北方世界是一片充滿謎團的地方，江戶時隨著和人進出蝦夷地後，與當地爆發的衝突漸多，佔領者當時的心理存有優越感，與當時「日本為神國，蝦夷為蠻夷」的國粹思想。當時與蝦夷有交流的北方領主及商人等都用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去理解蝦夷人的故事、民謠，配合在日本本土盛行已久的「義經北走蝦夷」，自然便將義經的故事套了進去，形成了上述「義經、弁慶是蝦夷人的神明」之解釋。
這種解釋可不只是一種自爽的行為，隨著當時沙俄帝國南下入侵蝦夷地，迫使江戶日本加緊對該地的控制，上述的意識形態也演變成一種「擴張」的正當理由：夷人的神明是日本的落難英雄，自然應該接受日本人的統治。
為了讓這個原本是牽強附會之說變成「歷史正義」的事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於公於私前往蝦夷地的和人紛紛在當地建立紀念義經和弁慶的建築，如義經神社，以及一些基於虛構故事而建造的史跡碑等。通過供奉、拜祭「蝦夷之神」義經，來確保日本能永久保護這片「自古以來」的大地。
由於蝦夷人沒有文字記錄，以上的「文物」及「紀錄」便任由和人自由加插和創作，再強加成為蝦夷人的「記憶」和「歷史」。然而，這種意識形態和史觀沒有停下來的跡象，反而在後來因緣際會之下，獲得了複製、倒模的機會。
對！那就是蒙古版的義經傳奇——「成吉思汗源義經」的登場。
滿蒙之祖源義經
義經成為蝦夷之神的故事只不過是「義經傳奇」的一個階段和版本。到了江戶時代，義經的足跡進一步擴大，已不甘於留在蠻荒的蝦夷地，而是轉向西邊，先是改名「義行」，到了同時代女真族的大金國，然後再成為了後來我們耳熟能詳的蒙古族偉人——成吉思汗。
不過，在「成吉思汗說」火熱起來之前，其實還有另一個版本，這個版本說改名「義行」的義經直接成為了女真人的一份子，然後輾轉成為了滅亡明帝國的滿州人之祖。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一些故事裡，義經又「被祖先」，成為了後金建國英雄努爾哈赤的祖先！結合後來的成吉思汗說，義經在江戶至近代日本裡，由一個落難貴公子，搖身一變成為了大海彼岸的滿蒙民族之祖。
據民俗學者以及國文學者的研究，「滿州人之祖」的說法其實是和人從江戶時代來到長崎交易的清帝國人民口中，得知了清帝國的建國故事，然後與本國的「義經傳奇」相結合而成。對於江戶日本人來說，建立清帝國的滿州人與蝦夷人一樣同為「蠻夷」，同樣的優越感再次成為了他們改製傳奇的潛意識和想像的原動力。
不過，這種說法只停留在市井民間的故事書之中，在民間有一定的市場，但卻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當時的知識份子也不曾對這說法有過共鳴。因此，「滿州人之祖」之說沒有像後來的「成吉思汗說」那樣傳到我們華人的耳中。
那麼，既然如此，「成吉思汗說」為什麼會在後來炙手可熱呢？
首先，「成吉思汗說」也是成型於江戶末期的十八世紀左右，但跟「滿州人之祖」不同的是，「成吉思汗說」的傳播有賴一世紀後，在長崎出島開展洋學推廣的德國博物學者．施爾博爾特（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的幫忙。
施爾博爾特因故被逐出日本後，在荷蘭將自己在日本收集所得的資料整理編輯，於 1852 年寫成了《日本》一書。他將當時日本流傳源義經逃到「韃靼」的故事理解為蒙古，甚至通過自己的論證後，推論義經便是成吉思汗。後來，此書輾轉傳回日本，並翻譯為日文版本後，從而成為了幕末日本人另一個「義經傳奇」。
受到施爾博爾特的影響，自幕末到明治時代，「義經＝成吉思汗」的故事開始在日本國內流傳。明治維新政府成立後，隨著清帝國衰敗，「義經＝滿州人之祖」的說法沒有市場，也失去了價值。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末急速萌芽後，成吉思汗說為帝國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方便好用的「大義名分」。加上明治時代的人為了重新認識世界與日本的關係，在研究江戶時代以來的洋書時，對施爾博爾特的說法甚為注重，甚至直接以他那個牽強附會的考證為基礎，進一步腦補、發展下去。
時間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代，日本帝國進出大陸地區的現實條件已成，當時順應國家發展需要，以及在自身的民族思想帶動下，明治時代的小說家，如福地櫻痴（1841 – 1906，他同時身兼明治時代的國會眾議會議員）寫下連載小說《支那問罪．義經仁義主汗》，目的就是為日本進一步入侵中國大陸提供輿論基礎。「仁義主汗（Jingisu-kan）」就是牽強地將成吉思汗的蒙古語 GENGHIS KHAN（Činggis Qan）以日語音譯而成。
自此之後，一直到大正、昭和時代，「義經＝成吉思汗」的說法吸引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和軍部中的鷹派人士。1923 年由當時的帝國陸軍翻譯官小谷部全一郎（1868 – 1941）寫成，以上述福地櫻痴作品為基礎的《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在日本國內出版，直至二戰戰敗為止，這本書都是國內暢銷書之一，甚至深受推動侵略的軍部大力推銷。不少支持日本帝國擴張的人士更認為此書是「為我大日本國史更添光彩」的力作，使世人理解日本的戰爭是正義之戰。
當然，這些想法隨著二戰的戰敗，一起被埋葬在東京審判之中。然而，在戰後，「義經＝成吉思汗」的說法仍然在日本國內有一定的市場，大約到了六十年代，戰爭世代開始相繼死去後，此說法才慢慢黯淡下來。
以上我們概述了義經傳奇的演變史，了解到日本人怎樣利用這個傳奇去理解自身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以及當中陸續形成的民族意識。姑勿論我們客觀上難以苟同這些牽強附會之說，也無需認真待之，但可以看到「義經傳奇」絕非「一天蓋成」的飛躍之談，而是經歷了諸多主觀客觀的複雜因素，才成為我們今天聽到、看到的模樣。
那麼，拋開這些好事者、故事家的虛構，史實中的源義經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又，圍繞著他的眾多故事，有多少是水分，多少是真確的呢？篇幅所限，有關這個部分將留待下集再為大家剖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