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經 53 年了，這場政治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大批知識份子和平民百姓遭受迫害、家破人亡之外，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劉少奇被折磨致死，鄧小平則被流放江西。1981 年 11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記載：「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我認為，毛澤東對於這場空前的浩劫當然要負最大責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了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等人大力推行極左路線、整肅大批黨政幹部之外，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也要對文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連受群眾擁戴和官方稱頌的周恩來總理，也參與了對同僚的鬥爭和迫害。
可以說，劉少奇、鄧小平等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又是文革的加害者。
然而，目前檢討文革的文章，除了探討除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之外，很少著重於其他領導人應該對文革負的責任──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究竟是什麼樣的角色？他們做了什麼使運動的發展愈演愈烈？
研究文革這段極為複雜的歷史，應採取「宜細不宜粗」的方法，仔細探討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角色與作為，才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認清真相的基礎上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
劉少奇對黨內同志的批判
從 1966 年 3 月 4 日到 4 月 8 日，在鄧小平、彭真、葉劍英的共同主持下，來自軍隊不同部門的 42 名高級幹部開會批判羅瑞卿。而羅瑞卿由於不堪忍受對其個性和行為的殘酷批判忍抨擊，在 3 月 18 日試圖自殺。3 個月後，劉少奇向黨外知名人士做了十分冷酷的報告 [1]：
「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現在住在醫院裏。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他的這種行動是嚴重地對抗黨······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期間從電話中得知了這一消息。他的直接反映是問：『為什麼跳樓？」接著評論道『真沒出息！』」
在接下來的會議上，羅瑞卿的批評者持續對著他坐過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抨擊。羅瑞卿幹了一件對其敵手有利的事情；他企圖自殺，讓那些即使對其罪名有懷疑的人，也安撫慰了自己的良心，因為羅既然可以用自殺的方式背叛黨，那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背叛黨。
4 月 12 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致信毛澤東，告訴他對羅瑞卿的審查已經結束，有關「錯誤」的報告已經起草完畢，而這是彭真在重蹈羅瑞卿的覆轍之前進行的最後一次官方活動。但是，被批鬥的老黨員不只羅瑞卿和彭真。
文革開始後第七天（1966 年 5 月 23 日），劉少奇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朱德。[2]
朱德首先被責令檢討「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接著，朱德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朱德為自己已辯解：「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先自我批評，然後批判朱德：
「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4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 ......「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
1928 年，朱德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乃是紅軍之父。
而周恩來、陳毅等人均與朱德同為革命老戰友、數十年生死與共的同袍，對朱德的批判仍然尖刻激烈──陳毅無端指責朱德要搞政變；周恩來明知朱德已經八十歲了，路都走不動，軍權更長期被毛澤東架空，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還要說他是「定時炸彈」。可見在當時共產黨內高層為了圖自保，不惜對同僚落井下石，革命情誼的淡薄也就可見一般了。
此時劉少奇、鄧小平還不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成為文革的鬥爭對象，所以心存僥倖，企圖將鬥爭的鋒芒引向別處──透過批鬥自己的同僚，來證明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或許在他們看來，只要不與毛澤東正面衝突，毛澤東也無法奈何他們。
劉少奇向學校派「工作組」
在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一致通過後不久。北京許多高等院校，都掀起了矛頭指向「校黨委」的「大字報運動」，甚至新北京市委機關裡，有人貼出了新任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大字報。同時間西安交大、湖北大學、武漢水運學院也發生類似情況。
6 月 3 日，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決定立即向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組」。但 6 月 7 日，毛澤東曾從杭州作電話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當時劉少奇打算效法毛澤東，用 1957 年「反右運動」時的辦法，來鎮壓鬧事學生。[3] 劉少奇將反對「工作組」的學生稱作「右派」，當師大一附中何方方等七同學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劉少奇召集師大一附中「工作組長」和參加「工作組」的幾個同學談話，包括他的女兒劉平平。劉少奇告訴平平，反對她的人就是敵人。他說：
「鬥爭中的中心問題爭取多數群眾，現在不能鬥劉超（該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總支書記）。內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鬥。」 「出現了說你（指工作組長）是黑幫的大字報，證明內部不一致，證明他們（指貼大字報的七位同學）對運動不滿。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 「你是組長，你是核心人物，這張大字報就是不要你來領導。現在人家向你進攻，人家向你採取攻勢了。敵人出洞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先爭取與劉超合作的學生，這是子彈，這七個人是地下的後盾。」[4]
其實劉的邏輯，正是 1957 年反右後對付異議者的慣用手法。
反右以後，「所謂黨的領導，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承認黨的領導，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必須落實為「以具體的黨組織為核心」[5]，「因此，反對黨的組織負責人，也就是反對黨組織；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人民。」[6] 後來，就據此而規定了劃分「右派」的標準。那麼，學生既然敢於批評和反對工作組長，自然就是反黨了。
（Source: wikipedia）
毛澤東的回應
彼時許多院校裡仍然一片紛亂，許多學生公然攻擊「中央八條」，是束縛革命群眾的「條條框框」；他們攻擊「工作組」包庇黑幫壓制革命，揚言要從工作組手裏奪回文化革命的領導權。[7] 6 月 20 日前後，北京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都被學生驅趕。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等人指示工作組進行反擊。從 6 月下旬到 7 月中旬，各院校工作組都大力進行「反干擾」，把一些學生和教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或者「反革命」。不少人被整得神經失常，甚至有人自殺身亡。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對此評論：「在 50 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8]
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百般凌辱，被折磨致死，確實是文革的受害者，不過劉少奇對文革的惡性蔓延確實難辭其咎的，他可能囿於階級鬥爭的慣性思維，但為求明哲保身，對同僚和參與文革造反的師生大加撻伐，也同樣傷害了不少無辜的幹部和群眾。
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和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作出總結和評價。在該《決議》中，對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評價甚高：「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
其實，周恩來雖然保護過一些幹部和民主人士，但這是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進行的。這些被他保護的人，都是毛澤東不欲打倒的；至於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周恩來不但不會去保，而且還會加以整肅。
1966 年 5 月，中央成立了專案組，這是與中央文革小組並列的機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9] 這些專案分組的負責人雖然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擔任這個總負責人，直到去世。[10] 中央專案組在其成立之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專案組，存在期間，辦了大量大大小小無數冤假錯案，周恩來作為這些專案組首要負責人當然要負最主要的責任──對於那些被打倒的高層人士，都必須有毛澤東、周恩來的簽字批准。
例如：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當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然而，周恩來對劉少奇的處理是相當嚴厲的，劉少奇先在自己家中被隔離、劃地為牢，再交由「群眾」批鬥，隨後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以至後來劉被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轉移到河南開封後就死於當地。周恩來對於這些事件都有無可推諉的責任。
文革的歷史評價
如今文革已經過去五十三年了，不僅年輕人對文革的歷史認識模糊，連經歷過文革的老年人，都對文革的歷史認識產生不少偏差。大眾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
這樣，似乎只有毛澤東重用過的林彪、江青集團在文革期間犯下了禍國殃民的罪惡，與其他領導人無關。
不少人未能接觸原始史料，遂將文革歷史簡單化，以為只有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等應對文革的災難負責，而很少人注意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受文革壓迫者，同樣要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負責。他們都曾對運動的發展推波助瀾，對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不加援救，甚至倒推一把。
當然，單純指責這些人缺乏道德勇氣或「身不由己」，是粗疏的解釋。要防止出現文革這樣的歷史悲劇，必須在重新審視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探討促成文革的深層原因，才能理解在當時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支配下，為何幾乎全中國的中央首長或幹部群眾，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這場政治運動，其中不少人有意無意中說了不少違心話，參與了對別人的揭發、批判和迫害，留下了歷史的污點。
繼續閱讀：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澤東是否曾一度權力旁落？
[1] 據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記載。
[2] 筆者從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中讀到的。
[3]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
[4] 我從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找到一份〈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從這份文獻可以看到劉少奇當時的打算。
[5] 吳傳啟，〈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中國青年》，1957 年 13 期。
[6] 疾風，〈反對黨的某一個組織就不是反黨嗎？〉，《中國青年》，1957 年 18 期。
[7] 據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介紹。
[8]〈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9] 據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記載。
[10] 專案組下設四個分組，分別有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安子文負責，而周恩來就是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