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跨國研究團隊 從七七的發展看來，一個偶發事件竟一步步演變成中日全面大戰，內中實有錯綜複雜的原因。 國際情勢對中國不利 英國與日本關係密切，英日曾有多年的祕密同盟；美國對華政策一向主張門戶開放，反對任何國家占領中國領土，或謀取獨占性的商業利益。所以，七七事變時，國民政府希望援引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前例，由英美兩國出面調停。可惜1937年7月的世局與5年前大不相同。 當時，世界經濟正陷入大蕭條，德國納粹黨已在中歐崛起，希特勒的納粹黨已取代了威瑪共和民主政體，實行軍國主義，造成歐洲各國的緊張。西班牙內戰正殷，希特勒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支持佛朗哥，而英美等國因為本身經濟和政治上的困難，對於德、義、西發展默不作聲，更無暇顧及東亞的動盪。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仍高漲，羅斯福總統自己正專注於他的新政（New Deal Program），希望帶領美國走出蕭條，中日的衝突只得放在一邊。 中國原本和德國、義大利友好，但1937年時德、義、日三國軸心的態勢已隱然成形，德、義無暇、也不便干涉中日的糾紛。因此，中國當時很難獲得西方社會的支持；抗日，只有靠自己。 另一個與中日都有密切關係的蘇俄，它的疆域橫跨歐亞，西線面對德國，東線面對日本，再加上德、義、日都反共，因此蘇俄密切關注歐洲和華北的發展，防止日德東西夾攻的威脅。中日衝突，正好舒緩俄國東面的威脅，所以，俄國在1937年的策略是坐山看虎鬥，盡量引導中日開戰。因此，蘇俄不但不會幫忙息戰，反而盡量煽火。 七七事變的43天後，中俄在1937年8月21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中國來說，在抗戰初期得以取得蘇俄的軍備支援；對俄國來說，中日開戰，日軍南下，俄國在亞洲東線的威脅因而減緩，中國替俄國擋住了日軍的砲火。 中日衝突不斷，大戰一觸即發 辛丑條約賦予十國在華駐軍的權利，但日本企圖心最大，從民國初年就透過製造事端、武力威脅、外交運用等方式，不斷擴展在中國的權益，1928年的「五三濟南慘案」，中國人均引以為國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成為中國人心中的另一個國恥。從此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就沒有停過。六年之間，中國不斷隱忍，盡量不讓戰爭擴大。七七事變發生時，中國軍民對日本長期累積的怒火，已是忍無可忍，當時中日緊張的局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日本這邊，主戰的軍人（主要是華北駐屯軍、關東軍）對於華北局勢停滯不前的情形不耐煩，早就想以武力徹底控制華北。當東京仍想努力維持「不擴大方針」時，他們卻失去耐心，各個「殺氣騰騰」，急於求戰。 另一方面，部分了解中國情勢的日本人士，觀察到國民政府自1935年收回四川以來的各項建設，深感如果再不出手，將會失去控制華北的機會。 當時，日本政軍方面已有人注意到華北情勢險惡，隨時會爆發事件。大谷光瑞（日本浄土真宗本願寺22世門主，與日本高層關係密切）提醒東京應避免在華北挑起事端「防止意外戰爭的發生。」[1] 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擔憂日本在華北若逼得太緊，隨時可能發生不幸，他曾建議應稍緩對華北經濟方面的要求，避免意外發生。石原莞爾也擔心「華北會有突發事變。」[2] 然而，這些警訊沒有令那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強硬派停下腳步。雙方都已劍拔弩張，任何一點星星之火，都可能點燃大戰。 日本無法掌握「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 日本對華雖有「不擴大事態，不對華用兵」的原則，但是黨政領導人對於「擴大派」和「不擴大派」的爭論，卻束手無策。華北駐屯軍主任參謀堀毛一麿的手記指出，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中央及駐屯軍司令部對於不擴大方針是否恰當的議論，「形成個人各樣的意見對立，不知如何整理頭緒」。[3] 中央部未顯示果斷的態度，參謀長、司令官也僅在混沌中拖時間。[4] 結果，華北的衝突不斷升級，東京無法達成共識，以至盧溝橋事變後的交涉遲遲沒有結果。東京曾經三次決定從內地（日本本島）增兵，但每次都因為華北的協議即將達成而拖延下來。拖得越久，軍部的「擴大派」越不耐煩，最後，石原莞爾這些主張不擴大的聲音受到壓制，東京閣議決定從本島動員三個師團到華北，和平的希望也隨之熄滅。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當時想在華北製造傀儡政權，然後逐步控制中國，但並無在中國大規模用兵的計畫；即使是這些主戰的強硬派，也知道不能在中國全面作戰，他們只是想「打一仗而膺懲中國即可」，一旦達到目的，就立刻撤兵，畢竟「防蘇」才是日本軍事上不可忽略的目標。但他們錯估了中國的民族性，中國不是個受到「膺懲」就低頭的民族。 宋哲元處置失當 宋哲元是當時華北冀察地區的最高軍政領導，當時河北、平津地區所有的地方首長，幾乎都是二十九軍的人。宋哲元名義上聽命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卻致力於擴大自己的勢力。他把冀察政務委員會做成南京政府和日本之間的緩衝區，一方面敷衍中央，一方面與日軍周旋，對日本作出不少讓步。 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加快了政治和社會統一的步伐；相對地也加大了日本「華北特殊化」的壓力，宋哲元處境更加為難。他對變動的局勢拿不出應對的辦法，反而一走了之，1937年5月以「養病」為由回到山東老家，使得情勢更加難控制。 宋哲元在七七事變後第四天才回到天津主持大局，但他在應對處置上有不少失著。 首先，宋哲元認為可以獨力解決這個事件，抗拒中央的涉入。蔣介石一再命令他把司令部移到保定，速做應戰準備，他沒有做，等到真打起來，二十九軍倉促應戰，才發現不堪一擊，主力迅速潰敗，導致最後的大撤退。 其次，當時南北通訊本來就不順暢，再加上宋哲元對南京各種詢問、指示的電報一味敷衍、拖延，既不把詳細交涉的情形向南京報告，也不請示任何機宜，以至南京無法準確掌握冀察方面的發展，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猜疑，多少影響南京方面的決策。 第三，宋哲元昧於大局，以為對日讓步，就可以大事化小，對於駐屯軍的要求，包括道歉、撤軍、把所有反日的黨政軍力量全部撤出河北等等，他都接受，而且婉拒中央的支援，不願中央軍進入華北。然而，委屈卻未能求全。蔣介石對他極為失望，「倭此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有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僅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心乎！」[5] 宋哲元這麼做，除了對情勢判斷不明外，背後還有他的私心。他把冀察當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擔心蔣介石以抗日為名，使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華北。因此，他罔顧蔣介石一再電促儘部署滄洲、石家莊、與保定的防線，反而要求南京停止派孫仲連等部隊北上，還要二十九軍依照協議撤軍，一誤再誤，等到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日軍發動攻勢，二十九軍節節潰敗，籌碼全失，大勢已去。 陳誠批評宋哲元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6]一步步走錯，這位長城抗戰的抗日名將，最後落得身敗名損。 西安事變後，中國不可能對日再讓步 七七事變時中國的情況與九一八事變時大不相同。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時，中國仍是一盤散沙，各地軍閥割據，中國人尚未有整體國家的概念。但是，六年的時光，國民政府已「今非昔比」。[7] 兩廣重新納入中央體制，中央勢力進入西南，除了冀察地區、新疆、陝北及甘肅一小部分分別被日本、蘇聯、中共控制外，其餘省份大致聽奉中央命令，蔣介石設定的「攘外必先安內」已有相當成果。1935年成立「資源委員會」，開發國防戰略資源，加速重工業、軍工業的建設。「新生活運動」在全國各地熱烈展開；1935年還完成幣制改革，統一全國貨幣金融體系。1936年開始試行「兵役法」，徵集兵源，加以軍事訓練。交通建設在這幾年間突飛猛進，鐵、公路都有顯著增長。國民政府的軍隊整編計畫到了1937年已完成30個師的整編，空軍、海軍方面亦有建樹。 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各個政軍派系都開始擁護蔣委員抗日，至少在形式上，內戰停止了。國民政府在經濟、思想、軍事各方面的備戰都初具效果，雖然準備尚未充分，但蔣介石此時抗日的底氣已大不相同。 再加上這6年間中日間發生多次軍事衝突，民間仇日、反日的情緒高漲。七七事變爆發，輿論沸騰，全國民心更是憤慨至極，中央政府已無空間再拖延對日開戰。如果再不抵抗，內戰勢將再起。王世杰和王寵惠都指出，「如中央遙視華北之淪陷而不救，或坐視華北當局接受喪失主權的條件而不預為之地，則對內對外中央均將不保。」[8] 蔣介石自然也了解這個道理：「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9] 所以，「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10] 日本未正視中國戰略變化與情勢發展 服部聰（Hattori Satoshi）與德瑞冉（Edward J. Drera）指出，盧溝橋事變使日本陷入曠日持久的中日全面大戰，最後耗盡了日本的國力，主要是由於日本軍方的兩個疏忽。第一個是政治的：東京忽視了1937年中國政軍情勢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以為可以循前例以武力使國民政府讓步。第二個原因是軍事的：日本當時信心滿滿，認為數週之內即可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但是，他們忽略了中國可能的頑強抵抗。雖然有人提出警告，但被主戰的主流意見駁回。[11] 日方忽略國民政府戰略上的變化，未正視西安事變之後中國政情的發展，復又未重視蔣介石在7月17日「廬山會談」發出的警訊（華北是中國抗日的底線），越過這條線，中國軍民必起而反抗。遺憾的是，日本大部分政軍人士還以為中國這次會像以前一樣，只要增加一些壓力，中國就會讓步。 日本的誤判，還有一個原因。他們不知道，就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東北不比華北。東北畢竟是在關外，九一八失去東北之痛尚可忍，但華北就不同了。華北一失，中原門戶大開，整個中國也就難保了。所以，蔣介石一定不能容許日本占領華北、或是搞華北特殊化，使華北脫離中央。 不過，和戰之間仍有模糊空間，從當時南京和二十九軍來往的電報、以及蔣介石積極請國際調解可看出，蔣介石對於是戰是和，有相當大的掙扎。[12] 如果駐屯軍對控制華北的企圖稍微收斂，或是對於撤軍一事不這麼咄咄逼人，又或是日本接受英美調停，那麼，九一八事變以來打打停停的狀況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遺憾的是，日本少數了解中國、主張慎重的人士，他們的聲音被激進的陸軍和過度樂觀的輿論壓制下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反對對華用兵、甚至提出「華北撤退論」，但他在兩個月後日本決定增兵上海時遭到撤換。[13] 最後，日本越過了華北這個中國抗戰最後一道界碑，「不衝破這道界碑，和平猶未絕望；衝破這道界碑……就只好與日寇拼命了。」[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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