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伊庭 我們之所以不斷重新書寫歷史，是因為每一代年輕人都會向過去提出截然不同的問題。我們之所以對許多事情仍一無所知，只是因為還沒有人提出適切的問題。 ──艾波比 曾經，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僅止於朝代更易、名人政要，也以為那才是重要且值得流傳給下一代的事。 然而曾幾何時，我們開始留意起過往出現過的各種面孔，以及各種真實可親的常民生活？ 誠如書腰所問：「什麼時候，我們開始關注女人、奴隸、中產階級或者異教徒的人生？什麼時候，我們開始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這本書沒有給一個具體的答案，但是它介紹了十個人的一生：是他們在一樣的時代，看出不一樣的事；是他們讓我們發現，原來世界也可以這樣看。 ＊＊＊＊＊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收錄九位西方當代學者在哈斯金斯講座的演講稿，外加一篇學者介紹。講座主題是「the life of learning」，由每位學者自述生平背景與學思歷程，主辦單位ACLS的主席余寶琳明白表示，希望講者能從中「反省作為學者的人生，關於研究的動力、決心、所獲得的滿足（以及破滅）感」，以及他們在學術組織中的生活和學習經驗，「我們不希望講者只談論自己的學術成就，而是與其他學者分享他個人的學思歷程。」 講座每年邀請一位學者，其研究領域各有擅場，本書從中選錄影響當代史學發展的重要九家，分別是：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彼得‧布朗（Peter Brown）、彼得‧蓋伊（Peter Gay）、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最後另收一篇關於社會學家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述介。 十位學者儘管領域各異（如社會學家提利、人類學家紀爾茲），但不論題材的開拓、方法的創新，或者跨域的整合，無一不影響現當代的史學研究： 史東在量化主流下，主張復興「說故事」的敘事傳統，不惜與學界當權的老友反目，重新滿足人們對歷史最純粹的渴望；休斯克突破當時學科分立、史學與其他學門互相隔絕的處境，毅然跨入文學藝術與音樂領域，以內在分析看待藝術本身的表現，從中交織出一整個時代的思想史；克里斯特勒對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重新定義；戴維斯突破固有學術體制，透過電影將史學研究的成果面向大眾，呈現過往未曾被訴說的邊緣人的歷史。 人類學大師紀爾茲倡議的文化詮釋廣為當代史家吸收化用；布朗開闢了「晚期古典」此一嶄新的研究領域，引領無數後繼者跟進深化；蓋伊從事「觀念的社會史研究」，並大膽融合佛洛伊德心理分析，三十幾歲就公然挑戰過往對啟蒙運動的認知，引起名家與各界抨擊，勇於為大眾自以為熟知的領域揭示新貌；勒納將過往不被討論的女性重新放回歷史研究的視域，且付諸具體行動，創建婦女史研究課程，讓女性史正式成為一個學門。 艾波比的美國史研究啟發讀者反思國家力量灌輸的史觀是否片段，是否真實；一生究心於民族國家發展和社會進程的提利，在主流尚未肯認的情況下，甘冒教職受阻的風險，毅然倡議歷史社會學，將「時間的因果關係」導入向來訴諸當下時空的社會學研究，在史學和社會學都具有重大的開創性。 這樣的陣容，鎖定的目標讀者自然是歷史學界。 書前的三篇序文也著眼於此：李弘祺教授的萬言導論〈近代西洋史學200年〉不惜細說從頭，以精準的速寫勾勒出近代史學發展的輪廓，讓讀者迅速掌握這十位學者的意義；蔣竹山教授〈我的當代文化史大師的閱讀之旅〉具體列舉這些「夫子自道」對於中文世界的史學研究者而言，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解脈絡。 主編陳建守的序文篇名更是毫無懸念的直指本書就是「致歷史學徒的十封信」，這些學者們的啟蒙過程、師友往還以及研究取向的轉折，甚至是某些研究撇步（例如克里斯特勒分享，尋找文獻不要只翻索引，還要盡可能瀏覽所有的印刷目錄和未出版清單），都是學徒們參考借鑑的典範。 那些填鴨式教育、課綱爭議、學術商品化，從來就不是現在才有的事 然而，閱讀的趣味總在意想不到之處蔓延開來。即使是沒聽過這十位主角的「非理想讀者」，也可以很簡單的看這本書，並從中得到啟發。這其實就是十個人的生命故事──好吧，再加一個共同點：十位人文學者的生命故事。你在書中看見他們如何面對每一個人生的重要考驗，看見他們回顧一生經歷時，如何揀選／指認那些「導致他們成為現在這個人」的轉捩點。 一位猶太女孩如何成為女性研究的先鋒？一名左翼學者如何走過冷戰時期美國社會的抵制，透過電影等大眾媒材，探討農民、奴隸、罪犯和其他邊緣人的一生？他們將自己的人生拿出來訴說、現示，讀著讀者，宛若一條河流就這麼從眼前流過。 這其中呈現出某些當時的歷史共相，像是二戰期間，納粹政府禁止猶太人從事教職，猶太身分迫使克里斯特勒二度移民、出身奧地利猶太家庭的勒納，也曾被納粹當作誘使父親出面的人質而遭到隔離入獄、蓋伊為了逃離納粹德國而淪為難民……；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不少跨越時空依舊存在的學術阻力。你能從本書看見他們置身理想與現實的天人交戰中，如何抉擇。而這些抉擇，很可能你我都正在面對。 好比開啟敘事史學的史東，原來也成長於填鴨式教育。他自況少年時期當了「為期八年的奴隸」：「我在八到十六歲這八年歲月裡，幾乎可以說唯一學到的，便是把《泰晤士報》的社論從英文散文翻譯成拉丁文散文；從拉丁文散文翻成拉丁文韻文；從拉丁文韻文譯成希臘文散文，然後又從希臘文散文再譯回英文散文。」 「我無法看出這到底對我的人生有何益處，現在仍是如此。」縱使來到牛津大學，學校一味固守於英國政治史和憲法史，學生對於英國和歐陸以外的歷史普遍一無所知，也不覺得必須知道的教學模式，也讓史東覺得「令人窒息」。 又如學術環境的消長變化，總是難料：休斯克曾親歷一段由史學主導各領域、甚至取代了哲學的黃金時期，晚年卻親見史學喪失領導地位，其他學科紛紛「去歷史化」的鉅變。成長於大蕭條的紀爾茲，青年時期受惠於戰後「退伍軍人安置法案」，遇上美國高教的榮景，唯今反觀當前的學術界，他直言學術淪為商品化，獎學金和終身教職越來越難取得，人文研究者的處境日益艱辛。 布朗則戳破體制現實的一面，躋身學界不代表進入天堂，往往是踏進去之後，才看見其中醜惡：「我們選擇相信，每一所大學都有兩種人：學者和弄權者。我們知道弄權者是誰，也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時他們能幫上忙，但更多時候他們危及了我們的崇高目的。我們常常認為，他們在休息室、辦公室和會議上耍弄的手段，是時不時考驗聖人耐性的種種折磨。但我現在吃驚地看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景象：有學問的學者自己在使政治手段。」 甚至是關於歷史與集體記憶、關於課綱這回事，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專研美國史的艾波比早已發出這樣的喟歎：「我是後來才逐漸體會到，寫作並且教導自己國家的歷史，代表了一個特殊的知識事業。」 1995年，艾波比的同事蓋瑞‧納什的新課程標準草案，正式遭到美國眾議院的否決與譴責。她切身感受到國家／政治對於歷史論述的介入，並清醒的看出這是研究本國史必然面臨的問題。畢竟對於某些美國人來說，關於奴隸、女性、勞工、移民以及其他邊緣族群無情甚至殘酷的故事，都有可能破壞美利堅民族英雄般的傳說。 這些困局想必台灣的人文學界定不陌生。它們在不同時空中輪番上演固然令人沮喪，然而幸運的是，這十位學者也以自身貢獻證明了環境再壞，人還是能開出不一樣的路。或許，對於人文研究者來說，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擁有所謂美好學術環境的時代，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突破重圍，回應並且開創屬於自己的時代。 面向學術，還是面向當下社會？ 談到時代，終究要回歸到「學術研究是否應該與時代對話？又應該如何對話？」的古老命題。 本書介紹的學者，各有各的人生選擇。既有強烈主張「為學術而學術」、自認「終其一生從事研究從來不是出於個人或政治目的」的克里斯特勒，也有訴諸行動的勒納。十位學者分別座落於光譜之間，各有取捨定向。 其中，史東可謂以學術研究體現其現實關懷。他認為，「歷史是兼具道德與學術的事業，它既不應也不該與當代的世界觀和秩序毫無關聯。」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更從兩種形式影響了他的學術。一是在形式上訴求更廣泛的讀者（包括論述方式以及書籍的裝禎設定），二是在選題上會因當下刺激，而導致探究過往類似的議題。 不過史東也高度自覺的反省了這種研究取向的風險與平衡之道：「這樣的歷史生產究竟是好是壞，我無從得知。但像這樣由現實關懷驅動的歷史探究，即便在進行之時並非有意為之，也會包藏嚴重的禍心，亦即過去是透過未來的觀點，而不是在它自身的條件下被省視。如果歷史學家心中最至高無上的主要問題，為我們如何用過去饜足現在，就會冒著很明顯的輝格式目的論的扭曲之風險。另一方面，正是這個對當下事件解釋的需要，才是人們會對歷史有興趣的主要理由。」 「遠離目的論式的扭曲的主要防衛措施，就是要在心裡牢記著過去的人們跟我們是不同的，而且彼此間的差異始終必須要被調查與闡明。更進一步的防衛措施，是一直要在心裡惦記著，在歷史裡會有偶發事件的因素，承認在任何時候，歷史都有朝另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 休斯克則主張，政治特別重要，它不只是決定生活的主要力量，也是一種倫理責任。 他曾宣讀牛津誓言，矢志絕不支持政府任何戰爭行動，卻也親身見證了政治無孔不入，即便是向來抵抗政治力入侵的堅強學術保壘，哈佛大學面對1938年美國是否應該參戰亦曾激烈討論：「究竟要認同超脫世俗政治的文學共和國，還是要效忠自己的國家？」這樣的經歷，促使休斯克從中領悟到過往實證主義史家未曾思及之處：「吾人在研究歷史之時，其實也是身處歷史之中。」「這樣的理解使我們意識到，史家的現實社會立場，可能對歷史研究產生影響。」 相較之下，書中收錄的兩位女性學者對於社會改革更為積極。戴維斯在大學時代便積極參加社會運動，在一片肅殺的麥卡錫主義下，她鮮明的左派立場吃了許多虧，甚至因此護照遭到沒收，無法出國蒐羅研究的史料。 同時，戴維斯在學術上的選題，也始終將非主流群體甚至是邊緣人視為其研究的核心關注所在，這甚至是她的生命母題：「我把工人寫入歷史，然後是女性、猶太人，接著是美洲印地安人以及非洲人，就好像一次次從事解放的使命。歷史書寫本身究竟是不是就只是一種自我的書寫，不管我們如何尊重過去所賜予的文本，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另一位成長於奧地利內戰硝煙下的學者勒納，早在十五歲時就參與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動，此後陸續投身各種爭取民權與女性平等的運動，學術上則極力爭取將婦女納入史學研究的視域中。她於1972年首創婦女史的碩士課程，正式奠定婦女史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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