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三百六十五天過去了，又一個跨年夜即將來臨。每年這個時候，關於跨年夜的節目訊息，便逐一浮現於我們的生活周遭，這包括了蕭敬騰或蔡依林會在哪個場子出現，誰提議要在哪個人的家裡吃披薩打麻將，101的煙火今年會炸出什麼新的花樣……種種這類的事情。 然後到了31日的下班時間，人潮、車潮開始在街頭湧動，大家趕著前往各自計劃好的演唱會、桌遊團、夜店趴或者各種約會，整個城市迅速浸泡在末日前夕的狂歡氣氛裡。然後是十二點前的齊聲讀秒、最後一刻的高潮來臨、幾分鐘安靜的煙火爆炸、此起彼落的賀年訊息鈴響。然後，散場的各自回家，還沒結束的繼續縱放，直到元旦中午，所有人睡死在新年伊始的第一個夢境裡──物理時間上一場送舊迎新的儀式，也就差不多這麼完成了。 這是現代臺灣的跨年一景。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一切都是怎麼開始的？古早時代的人們，又是怎麼度過每年終末的最後一日呢？ 一、也是「跨年」：傳統社會的舊曆春節 先隨意抓個數字，就說兩百年前好了──1815年，清嘉慶時候的「跨年」，肯定跟現在是很不一樣的。 實際上，兩百年前的12月31日，在臺灣也壓根兒不是什麼特別的節日，因為那時，從西方世界發展起來的公曆（國曆、西曆、格里曆），根本還沒有普及於這座島嶼。臺灣社會奉行的時間標準，仍是傳統的農曆，於是西元1815年的最後一天，換算起來也就只是乙亥年12月初的一個尋常日子。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真正意義的「跨年」，也就是除夕的圍爐加守歲，還得等上好一陣子。 相對於今天轉瞬即逝的跨年夜，古早時候的「新年前夕」，其實是一段頗為漫長的連續性慶典。上個世紀的中國作家老舍，曾寫過一篇散文叫〈北京的春節〉，在他的年代，春節可是從吃臘八粥（舊曆12月8日）開始起算的。臺灣人傳統上沒有那麼重視臘八，不過年節的前奏也是起頭得挺早，從迪化街年貨開賣那會兒，多少就可以感受到新年的氣氛了。 舊社會重視春節，大概與勞動時間表有點關係。歲末，大片的農地已沒事兒好忙活，人們也就在這時候集中放假。外地幹活的長工，多半也是在整年度無休無止的勞動以後，才能在除夕來臨前結算工錢，好回鄉跟家人團圓。許多人一年就回家這麼一次，春節對他們而言，自然是再重要不過的節日。 同樣是揮別舊歲，現代人傾向在跨年夜和大批群眾擠在一起倒數歡呼，舊曆春節則重視整個家庭的成員團聚。好久不見的大夥聚在飯桌前面，道盡一整年來的世事變化，感情緊密的、興緻熱烈的，就移到茶几、火爐或麻將桌邊，繼續守歲到天明。一樣是「跨年」，聚起的人群不同，意義自也相異。舊時的春節為的是「回家」，而現在的我們，在跨年夜的狂歡裡頭，又打算找尋一些什麼東西呢？ 二、新年快樂 x 2：日治臺灣時間觀念的改易 舊曆春節，和我們要談的、以西曆為基礎的「跨年」，當然是兩碼子事。若要討論這種「跨年」，自然也得從現代時間觀念的輸入，開始說起。 歷史課本都有講到：西方人來到臺灣，是幾百年前就有的事。不過，主要目的是來做生意或傳教的這些洋人們，並不曾讓他們所使用的曆法，在這座島上普及開來。一直要等到日治時期，與全球同步的公曆與標準時間，才隨著總督府的大力宣傳，真正開始在臺灣人的社會生活當中扎根。 與此同時，機械鐘錶也才漸漸要成為一種普及的商品。根據學者呂紹理的考察：西元1896年到1933年的臺灣，至少進口了超過二十七萬件掛鐘，這些時鐘並且不是富有階級的專利，而確實可能成為一般家庭的擺設──換句話說，古早時代的臺灣人，若要不約而同地看著牆上時鐘，在西曆的新年前夕倒數六十秒，那樣的情境，最早最早，大約會發生在日治時代的中期吧。 明治維新的時代，日本為本國引入了西曆，全面代換舊有的曆法。而當他們統治了臺灣以後，殖民政府也曾打算把這種「改曆」的經驗給照搬過來，新曆的新年，也因此跟著輸入了臺灣。元旦這天，政府會帶頭舉行各種各樣的祝賀活動，學校則高唱國歌，舉行新年宴會。漸漸的，許多臺灣人開始學著日人的習慣，在門口擺上了「門松」與「注連繩」，互相寄送新年賀卡，街上的商店也選在這天休業。因著帝國的推波助瀾，西曆新年作為一種節日，遂慢慢地在這座島嶼上擴散、蔓延開來了。 推廣新曆新年的同時，殖民政府也曾試著貶斥有關舊曆春節的各種習俗。皇民化運動的時代，總督府更是越發強硬地要「廢舊正月」，好讓臺灣百姓能夠離脫舊俗，在文化上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但是，舊曆春節並不因此而被統治者剪除，日子一到，許多地方的小老百姓還是張燈結綵、殺豬宰羊。畢竟，是根深柢固的傳統呀。 大致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臺灣人逐漸習慣了一年要說兩次「新年快樂」。雖然按照學者林玉茹的考察，在日治時代，新曆新年的慶祝，仍然比較多的發生在城市裡面，而不見得是全島普及的現象。但無論如何，有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在這段時間接受了新曆元旦為一種節慶，可說是確鑿無疑的事情。 三、臺灣曾經這麼「跨年」：日治時代的神社初詣 新曆新年既然仿自日本，那麼相關的「跨年」活動自也如是──如果你曾看過現代日本人齊聚神社「初詣」的盛況，那樣的景象，其實也能得見於日治時候的臺灣。 我們看1919年1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在當年元旦來臨的前一刻，「臺灣神社」（原址在今天的圓山飯店）外頭，已經有兩百多人等著要進去參拜了，其中包括了五十名「大龍峒公學校生徒」──而如眾所皆知，這群就讀「公學校」的學生，自然最有可能是臺灣人囉！ 神社的初詣，雖然是屬於日本人的文化傳統，但隨著殖民統治的深化，臺灣人參與在這個活動裡面的人數，看起來也不斷地向上攀升。1917年的元旦，在臺灣神社四千多名參詣者當中，「本島人」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兩年過後的元旦午前，約莫每六個參拜群眾裡面，就可以見到一個臺灣人的面孔了。 這些參加「初詣」的臺灣民眾，一開始可能以地方仕紳或知識菁英為多，不過，到了1920年代中期，在元旦參詣臺灣神社的「本島人」裡面，也已經能見到許多的「中流階級」或「婦人」。這樣看來，在一定程度上，神社的初詣就是日治時候的新曆年末，許多臺灣人都會考慮參加的一種「跨年」活動。而無論在當時或者現在，若我們要談論日治臺灣的「跨年夜」，會發生什麼具有代表性的新聞事件，大抵也就是神社初詣了吧！ 日治中葉以後，臺灣各地參與神社「初詣の善男善女」，數字年年都在成長，以臺北為例，1931年的元旦，市政府已必須調度巴士「終夜運轉」，才能應付前往臺灣神社參拜的人潮──就跟今天的捷運系統會在跨年夜行駛整晚一樣，那些由新年慶祝活動衍生的交通問題，以及相應的政府措施，早在日治時代便已出現過啦。 在臺北，臺灣神社的初詣景況，常常得見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每逢跨年夜，臺北的敕使街道（即今日的中山北路）上，往來的人群與車輛總是不斷。儘管是凜冽的寒冬，許多人還是願意為了參與這場新年的參拜，走上遠遠的一段路。越過了明治橋（即今日的中山橋）後，神社已近在咫尺。在道旁篝火與石燈籠的映照之下，人們穿過外頭的鳥居，沿著坂道走上了小山丘，聚集在神社的玉垣外，等待新年來臨。 而當除夜之鐘敲響到最後一回，神社的大門開啟，群眾安靜地陸續登上拜殿，扯響鈴噹，拍擊雙掌，完成參拜儀式，然後滿足地踏上歸途。這樣寧靜的「跨年」，是不是與今天的徹夜狂歡或煙花燦爛，很不一樣呢？ 不過，就像前文所談到的那樣，神社與神道是日本人的宗教傳統，它畢竟不可能輕易地融入臺灣人的文化生活。在日治後期，神道教作為日本帝國重要的精神象徵，更曾經被總督府用作精神動員的手段，企圖藉由強制的參拜與供奉，來涵養殖民地人民對於帝國與天皇的「致誠奉仕」。一些基督教學校也曾經因為拒絕參詣神社，而受到了殖民政府的威壓。換句話說，那些曾有許多臺灣人遊覽、舉行「神前結婚」、參加「跨年」初詣的神社，其實反過來，也牽連到殖民地時代，種種關於苦難與逼迫的記憶。 臺灣文學家王昶雄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奔流》當中，曾經寫到神社的初詣。那部小說的主角，在剛剛結識了極力追求「內地化」的臺灣人「伊東春生」時，表露出他對伊東所代表的日本文化的向慕。當時恰逢新曆年末，主角於是到了市郊的神社進行參拜。他在暗夜裡啟程，抵達神社、完成了新年初詣以後，心情「就像從日常的煩瑣中解放出來的人似的」。那一刻，小說主角的內心，還沒有發生故事後半段那些關於身份與認同的思緒糾纏，對他而言，藉由參詣神社來求取心靈平靜，可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而若回到歷史，當時在跨年夜裡參加初詣的臺灣民眾，又有多少人會求得一樣的寧靜？或者只是因著遊覽、熱鬧的心情，來到神社搖鈴、拍掌？又或者如同今天的我們一般，更多的是在異文化的信仰殿堂裡，感受另一種宗教的氛圍？每個活過日本時代的臺灣人，面對神社裡的「日本」，究竟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那樣的心情又曾經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恐怕也如同《奔流》所欲呈現的心理纏結那般，難以三言兩語輕易道盡吧！ 四、新的政權，新的節日及其意義 無論如何，子夜時分聚集在神社門前的那種跨年活動，還是與我們印象中有著唱歌、倒數和煙火的「跨年」很不一樣。類似那樣在大廣場上舉行的一場party，在日治時代的臺灣，似乎也還不容易想像。但同一時間，遠在海洋另一端的西方國家，倒是已經開風氣之先，辦起了跨年晚會。 每年我們都會在電視機上，看到美國紐約的時代廣場在為新年倒數。而這個地方，早在1904年末便已舉辦了第一次的跨年活動。據說當時擠到廣場上觀看新年煙火的人數，已經高達十幾二十萬人。隔年元旦，紐約時報還以「猛瑪象一般巨大的人潮」為報紙標題，來形容當日的盛況。 這之後，歐美許多地方都還有各式各樣的跨年盛會，而由於西方文化在20世紀的強勢影響力，這種派對形式的狂歡節，也開始向海外擴散，並且逐漸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那種跨年晚會。不過，跨年狂歡要發生在臺灣，還得再等上一些時日。 1945年，蔣介石政府接掌了臺灣的政權，日治時候跨年夜的神社「初詣」，自然也就此消失在臺灣的歷史當中。而當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籠罩人們的生活，不要說是半夜三更，就算是光天化日底下，也很難找到一大群人敢以狂歡為名，聚在外頭又叫又跳吧。 我們看1949年5月頒布的《臺灣省戒嚴令》，第3條第5款就明白寫著「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第4條第2款則說，只要在戒嚴期間「聚眾暴動」，那就是沒得商量的唯一死刑。在那樣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裡面，光是參加一場普通朋友的聚會，都可能引來政府耳目的關切，甚至是不可想像的災禍（其中之一，可參考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新吉的故事），遑論要在市政府前集會喧鬧、敲鑼打鼓放煙火啦。 一件不常為人們注意的事情是：1949年以後的每一個1月1日，對於生活在臺灣的人們而言，其意義不僅僅是新年元旦，同時還得是「開國紀念日」──1912年的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的歷史正式向下開展。也由於元旦這天象徵著民國的肇建與新年的起始，在國民政府還深陷於各種憂患的年頭，這個對他們而言別具嚴肅意義的日子，便成了凝聚國家認同、激勵民心士氣的重要政治節日。 同樣從報紙來觀察：1950與1960年代的元旦，三大報最重要的新聞，不外是蔣中正要對全國軍民同胞反覆宣示他反攻大陸的決心，或者是政府對所謂「國軍英雄政士」的歡迎與表揚大會。有別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臺灣人提出和他們同風同俗「過新年」的文化要求，蔣政府的元旦意在呼喚人民對於國家、領袖的擁護愛戴，並提醒社會大眾要和政府攜手同心、同舟共濟。 1970年代末，中美斷交使得蔣政府的處境更為艱困。為了在風雨飄搖的時局當中，讓老百姓重拾對國家的信心，得創造出新的儀式。於是，從1978年的元旦早晨開始，每年的新曆元旦，都有大批群眾因著關於愛國的滿腔熱血或心理動員，被召喚到總統府前參加升旗典禮。試著問問你的父親母親，或許在我們都還能沒出生的那個時代，他們便已經在今天的凱達格蘭大道上，攜手迎接過好幾次新曆新年的旭日了呢。 五、狂歡的理由：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跨年晚會 轉眼又是數個十年過去，元旦的國旗仍然在總統府前冉冉升起，只是廣場上的人群不再因著時局危殆而那樣的激情昂揚。世事不斷變化，人們迎接新曆元旦的心情也有所不同。經濟的快速起飛，使得臺灣人開始擁有追求享樂的餘裕。而隨著政治氣氛的逐漸緩和，夜生活的禁忌色彩逐漸卸除，夜間的大型娛樂活動跟著鬆綁，「跨年」也就成了一場狂歡的正當理由。 1986年末，在臺北市的中華體育館（今天的小巨蛋附近），流行音樂界的龍頭「滾石唱片」召集了旗下歌手，以他們當年推出的話題歌曲「快樂天堂」為名，舉辦了臺灣歷史上第一場跨年演唱會。而在那場演唱會裡所發生的新年倒數，或許就是後來我們多半參與過的那種跨年讀秒儀式，在臺灣的開端。而，大致也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跨年」正式被標舉為一個值得慶祝的事件，電視臺開始競相投入跨年現場節目的製播，話題一次比一次熱鬧，臺灣人的新曆跨年夜晚，也因此逐漸變得繽紛燦爛。 1987年，滾石唱片繼續舉辦了跨年演唱會（搖滾區票價只要七百元，真是回不去的年代）。1988年，三家電視臺為了如何在跨年節目當中精準讀秒而傷透腦筋。1990年，中國時報舉辦的跨年舞會請來了當紅港星劉德華，同時還邀請讀者以電話票選他的「開舞女伴」。1994年，大叔陳昇踏上了他連續22個跨年演唱的旅途開端，新科臺北市長陳水扁則開啟了地方政府帶頭舉辦跨年晚會的風氣。1999年，別具意義的千禧年前夕，空前巨大的人潮聚集在跨年晚會裡齊聲倒數。2004年，臺北101正式落成，臺灣人從此了擁有一支年年燃燒的巨型仙女棒…… 然後是2014年末，人們似乎厭倦了年年重複、了無新意的演唱會。大家開始在媒體上檢討著各種跨年活動的鋪張浪費，以至於2015年的這一刻，各地方縣市舉辦的跨年晚會，已有了顯著的退潮。不過。這並不表示臺灣人已然厭倦了跨年夜的狂歡氣氛──實際上可能正好相反。2014年末，臺北捷運的流量達到296萬人次的空前紀錄。去年的同一個時刻，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是否也屬於這項統計數字的一部分？那個夜晚，將近三百萬個由列車所載送的靈魂，都到了哪裡去尋求他們各自的安頓呢？ 人們為了什麼理由要慶祝新曆新年的終末與起始，回顧過往的臺灣歷史，每個時代的臺灣人，或許都會給你不一樣的答案。不過，對於古往今來的人類而言，有些情緒與感懷仍是相通的：我們總盼望一個嶄新的開始，以及更美好的未來。「新年快樂」，那樣的祝福與期待，或許就是現在的我們仍然「跨年」的理由吧！ 新年快樂！新的一年，也請多多指教囉！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呂紹理，《水螺響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