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著上山巨石，親愛，薛西佛斯； 不知道第幾次，命運，被他堅持。 …… 你重扛巨石，輕視著眾神； 你去否定了，否定你的。 雖然反覆，卻漸漸懂得：每一步都是自己的； 不愛永恆，但求現在：真實活著的人生。」 蘇打綠〈未了〉 「我是一個演員，我也演過一部荒謬劇」[1]。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在名為人生的劇場上，你是否也親身體驗過荒謬呢？你是否有過那麼一刻感覺到自己被拋入這個世界？是否曾經被安排了旁人認為是「沒有用處、多餘」的職務與身份？是否曾經將身心靈投入於與某人的愛，卻因為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總之就是發生了）而導致雙方的情愫嘎然而止？是否經歷為了保有道德而成為被排擠、被疏離、被拒絕的局外人？是否費盡心思力氣，徒勞地追求一個目標？ 這些都是卡夫卡的小說《城堡》（The Castle，1926）中，主角K的經歷。卡繆認為，若是撇除卡夫卡的著作關於信仰、救贖的宗教性象徵，卡夫卡的《城堡》正是一部以「荒謬」（absurd）為主題的小說。卡繆認為，卡夫卡筆下的「荒謬」源自「鄉愁」（nostalgia）。不知從何而來的K，始終追逐著將他聘來又拒之門外的城堡，並且將自己身心靈的「存在的焦慮」寄託於對弗麗達（Frieda）的愛情。K卻在失去愛情的同時，回到了最初的起點，回到那位不知從何而來，卻被旁人視為多餘無用的土地測量員。彷彿曾經經歷的一切都是徒勞。 這是屬於現代人的荒謬：在一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經風消雲散的世界，追尋著故鄉（不論是自然的故鄉，還是心靈的故鄉皆然）。這是一個人們都痛苦地享受在浴缸中釣魚，卻什麼也釣不到的荒謬世界。[2]從卡夫卡對世界的控訴出發，卡繆開始了薛西佛斯的旅程。 1913年，卡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卡繆的父親是阿爾及利亞法國移民的第二代，他的母親是來自西班牙的移民。他自己則是成長於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城的法國青年。上句既是「荒謬」的陳述，也是卡繆體驗「荒謬」的根源之一（另一個根源是17歲的卡繆感染肺結核）。對卡繆而言，阿爾及爾是一個只有在失去時才能認識的家園。 1940年，卡繆離開了家鄉。與他的學位論文主角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 430）一樣，卡繆穿越了有著諸多古老傳說的地中海，離開了北非，前往歐洲大陸。他踏上一片陌生的土地：法蘭西。之後，他將被世人認為是屬於這片土地上的人與文化符號。但是，在卡繆的法國性格中，卻始終吹拂著一股地中海南岸的海風。 就如薩伊德、喬伊斯、葉慈、王爾德、康拉德、鄂蘭……….等人，卡繆也來自文化地理的邊緣，也是屬於自願或非自願的流亡知識份子。卡繆一直處在雙重的流浪之中：離開了孕育自己成長的陽光與海洋，也無法在巴黎的土地落地生根。卡繆是永遠的異鄉人。流浪的狀態（外在流浪與內在流浪）才是他所存在的境況。對於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而言，在任何空間都不會有如歸的安適，寫作是唯一的棲居之所。 1941年，法國政府宣佈投降納粹德國。卡繆投身於反抗納粹的運動，並於1942年出版瀰漫存在主義氛圍的小說《異鄉人》（L’Étranger，1942）。當時在巴黎擔任高中教師的沙特對《異鄉人》有高度的興趣，還特別寫了一篇書評。而早在1939年，卡繆也曾評論過沙特的小說《嘔吐》（La Nausée，1938）與短篇小說集《牆》（Le Mur，1939）。在對《嘔吐》的評論中，卡繆敏銳地指出了沙特的作品有卡夫卡的影子。 1943年，卡繆擔任《戰鬥報》（Combat，1941－1974）的編輯，成為法國反納粹地下刊物的要角。同一年，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 1980）出版代表著作《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 :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1943），高擎「存在先於本質」的存在主義大旗。在法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兩顆初升的璀璨明星在彼此的文字作品中相遇了。他們兩人的著作也將在黑暗時代中，為迷途徬徨、無處容身的靈魂標定方位與前進的道路。 然而，巴黎的天空不是阿爾及爾的天空。這也是卡繆與沙特、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 1986）、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雷曼阿隆（Raymond Aron，1905- 1983）……等人之間的距離。後者皆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是法蘭西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精英。卡繆只是來自北非的學生，也沒有進入過巴黎任何一所培育文化精英的學校。因此，因為《反抗者》一書而與卡繆筆戰的沙特，與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的阿隆，都曾在文章中評論卡繆是個一流的作家，卻只是個三流的哲學家。對於這些巴黎高師畢業的才子們而言，來自法屬殖民地的卡繆，終究無法在精細的哲學思辨上與他們平起平坐。 1951年，卡繆出版文集《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卡繆以《反抗者》反對當時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立場，並提醒人們意識型態的爭論，將會使人們付出道德與自由的代價。在各種互不相容、卻又包含著部份真理與眾多虛偽的意識型態之中，往往會使人們無法深入認識世界與生活的複雜性，並將人們推向暴力、壓迫、恐怖、奴役的深淵。而產生於暴力、壓迫、恐怖、奴役的國家，只會遍布廢墟與遺址。與極權主義、合法化的殺人一樣，這些是卡繆要拒絕、要反抗的「惡」。因為，這些「惡」將在意識型態的祭壇上，奉上活生生的生命與生活，作為獻祭的犧牲。 1948以來，沙特試圖把存在主義哲學融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於1960年出版《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以存在主義與左派知識分子自居的沙特認為，自由就是無止盡的選擇： 「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親自做出選擇。這樣也就意味著，人在為自己做出選擇時，也為所有的人做出選擇。因為實際上，在為了把自己造就成自己願意成為的那種人而可能採取的一切行動之中，沒有一個行動不是同時在創造一個他認為自己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間做出選擇的同時，他也就肯定了所選擇形象的價值；因此，我們不會選擇邪惡的……我在創造一種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鑄模自己時，我鑄造了人」[3]。 所以，對於存在主義者與追求「革命」的左派知識分子而言，成功就意味著自由的終結。革命宣布成功的同時，就已經安置了自己。已經成功的革命就不會認識到新的問題。一旦革命已經被宣布成功了、完成了而被建制化，革命就會反過來指責質疑者與批評者是革命的叛徒。所以，沙特的籲求是一種「永恆的革命」：這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完成的革命。這樣的沙特不會同意卡繆對共產主義與左派發起的反抗。 十二年前，在卡繆對沙特小說《嘔吐》與《牆》的評論中，卡繆稱讚作為小說作家的沙特，卻沒有成為沙特存在主義哲學的跟隨者；九年前，在沙特對卡繆《異鄉人》的評論中，沙特稱讚卡繆的文學成就，卻認為卡繆的思想平凡無奇。1951年的現在，卡繆的《反抗者》揭發各種革命的意識型態傾向，反對虛無主義、辯證法、普遍主義與歷史決定論；沙特則在稱讚卡繆文學成就的同時，認為《反抗者》顯示卡繆對於哲學的理解實屬平庸。作為「革命者」的沙特與作為「反抗者」的卡繆在他們最初相遇的地方分手了。[4] 沙特的評論對卡繆在1950年代的聲譽是個重大的打擊。畢竟，雖然卡繆聲稱自己不是存在主義者，但《異鄉人》、《鼠疫》（La Peste，1947）、《卡里古拉》（Caligula，1945）、《薛西佛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1942）中充滿存在主義論調的文字，已經使卡繆被當時人歸入存在主義的陣營。上述作品被當時人視為反思、批判法西斯主義與維琪政府的介入文學，也使得卡繆被當作是沙特的左派同路人。 沙特的批判使得卡繆逐漸失去1950年代法國知識文化界的讀者。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卡繆抨擊法國在北非殖民政策的恐怖與歧視，以及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者所展現的暴力。這使得卡繆被夾在法國官方與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者之間，被迫成為局外人的卡繆只能逐漸地選擇沉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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