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在皚皚白雪與頹美建築間閃爍茨威格影子的《布達佩斯大飯店》，讓許多人重溫這位奧地利作家的作品。而茨威格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中對在二十世紀戰爭與災難中崩析的歐洲文明的悼念與反思，總讓人想到在那個時代中明哲求全，雖已逝但餘影猶存的英帝國。 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和主權國，英國在很多地方都被認為具有特殊性。譬如英吉利海峽將英倫三島與歐洲大陸隔開，英國與其他西歐國家在風俗與文化上不盡相同；英國人的自我認識中也將自己與歐洲分開（更別提雖然屬於歐盟成員，英國卻沒有加入申根國簽證行列，也不使用歐元）；在橫掃歐洲的拿破倫革命中也只有英國逃過一劫；哪怕二戰後經濟大幅受挫，人民也未因此不滿而掀起革命。 2011年倫敦發生騷亂，緣起一名黑人男性在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區（Tottenham）被警務人員槍殺。長達數日的街頭抗議、打砸、暴力沖突擴展至利物浦、伯明翰、諾丁漢、曼切斯特、劍橋和牛津等英格蘭大城市。這次騷亂被認為是二戰時的納粹轟炸以來，在倫敦發生的波及人數最多的緊張事件，也是倫敦城第一次發生大規模騷亂。它在公共話語中引出貧富落差、階層問題與「社會革命」這樣的詞匯。 但是在英國歷史中，從未發生過自下而上的顛覆性革命，此次騷亂也以首相卡梅倫指責趁亂打劫的青少年而定下官方基調。在英國文化的特殊性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英國為何逃過了這樣一場革命，自始至終的貫穿傳統而保守的精神？ 英國歷史學家、皇家歷史學會院士法蘭克·麥克林恩（Frank McLynn）所著的《不尋此徑：英國如何錯過了革命之路，1381-1926》（ The Road Not Taken：How Britain Narrowly Missed a Revolution, 1381-1926）就此問題提供了精彩的分析。書於2013年一經出版，便受到《星期日泰晤士報》、《獨立報》 和《觀察者》的高度評價。麥克林恩指出，英國歷史上其實發生過多次由下至上的大型革命，但都沒有對皇權和社會結構起到顛覆性震撼。 麥克林恩選取了14世紀到20世紀600多年間英國歷史上七起反對統治階層的革命事件，包括1381年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農民起義、1450年傑克·凱德（Jack Cade）起義反對亨利六世、亨利八世時期的求恩巡禮事件（Pilgrimage of Grace）、1688年光榮革命、隨後出現的詹姆士黨人、19世紀憲章運動到1926年的英國工人總罷工。 麥克林恩鋪陳細述再分析每一個案例，試圖說明它們在歷史語境及社會動因上的紛雜性，而非共性。譬如1381年農民起義的名稱有誤導性，因為手工藝者、生意人、城市作業者在這場起義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被認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場反對封建統治的大規模運動，編年史家Jean Frosissart甚至將它比作路西法試圖對抗上帝，並將動機歸為「底層階級對上層的嫉妒」。這場運動有歐洲黑死病、英法百年戰爭、以及1381年的人頭稅等社會誘因，而詹姆士黨人則在相對平和的時代中發生，當時的人口、經濟、政治局勢都出於穩定狀態。 對此，麥克林恩不能用全然經驗主義的歷史觀來解釋，而需要尋找更深層次的原因。 麥克林恩認為，首先從地理環境而言，英國作為島國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難以被入侵。事實上，英國有未被外部成功侵襲。這一點從文學也可以看出，著名的英國小說和傳說都和島嶼有關：史蒂文森的《金銀島》，達福的《魯賓遜漂游記》，斯威夫特的《格列福游記》，高丁的《蠅王》……可見特殊的地形對社會思維的影響之深。 1901年丘吉爾對下議院的講話則更為直接：「任何歐洲國家都需要供養一支昂貴的軍隊來抵抗入侵，而我們被地形眷顧，有幸生活在這個島嶼上愉快生活，將財力完全投入到艦隊中去。」 20世紀的歐洲都沒有逃脫外部壓力而導致的分裂和戰爭，比如德國一分為二，義大利被占領，西班牙在拿破侖時期被入侵，俄羅斯也分別被拿破侖和希特勒的軍隊打敗過。外部戰爭並不是發生內部革命的必要條件，但通常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戰爭會進一步引發潛在的經濟問題，激化社會矛盾，甚至對民族有致命的摧毀性。 麥克林恩接下來提出的一點非常有趣：英國海軍的實力過於強盛，導致軍隊力量相對薄弱。因此，統治階層必須懂得用的方法凡事先想一步，先發制人。回顧英國內戰時期，議會和君主都非常謹慎的博弈，並在此基礎上小心翼翼的選擇外交辭令，也規定了這次鬥爭中的用語。 如英國歷史學家莫爾頓所指出的，查理一世不能再主張他的神聖權利，也不能公開地為他的真正目的而鬥爭。反之，他不得不用他敵人的語言來說話，利用立憲王黨海德的才能來起草佈告。他在佈告中說道：「我的願望是，用已知的本國法律統治國家，並且用法律保全臣民的自由和財產，要與保全他的正當權利一樣周到。我在上帝鑒臨之下，鄭重而真誠地宣誓，我要維護議會的正當特權和自由，……尤其要不加侵犯地遵守我向本屬國會表示同意的法律。」這段話為查理一世贏得不少支持者。 這段話雖然有無法粉飾的虛情假意，但也表明君主、及後來聯合議會所代表的統治階層在不動用軍事武力情況下的政治角力中的戰略。20世紀初英國工會罷工時，英國哲學家羅素給法國哲學家、循道會復興理論的提出者埃利·阿萊維 （Élie Halévy）寫通道：「我希望上議院會能拒絕勞資糾紛法案，這樣或許能將工會就此鏟除。但我感到上議院太明白一個道理：如果對勞工階層過度反對，只會加深社會矛盾。」 另外一點可能在於英國社會的同質性。英國的社會階層固化雖然嚴重，但卻在思維上擁有驚人的同質性：麥克林恩調侃道，已經有了穩固的社會分層，沒有人願意在思想和智商上再分出高低。在基本穩定的社會里，沒有尋求新生活、徹底重塑自我的必要，也就相應的少了質疑的動機。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產生保守、後退、講求傳統的思想；相反，在動蕩時期和有張力的環境更容易出現真正深刻的哲學家和大思想家。 在麥克林恩看來，英國哲學家中最出名的大衛休謨也不過以自然經驗主義作為理論根本；而相比之下，在歐洲則出現了康德、笛卡爾、尼採、海德格爾、叔本華、伏爾泰、薩特等專註於探討先驗理念和形而上學的思想家。 從歷史性來看，英國的社會改革恰好掐準了時間：英國的內戰、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改革都相對要比其他國家早一些，也因此在世界無產階級思潮興起之前就已經轉化了社會矛盾。1640年的英國內戰建立了一個有辨證性的體制，「立憲君主」（constitutional monarch）與「主權議會」（sovereign parliament）分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王權，使得「統治階層」不再是單一的對象，人民也在體制建設中有一定位置。 莫爾頓在《人民的英國歷史》中寫道：長期議會的下議院具有英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團結力和自覺的目標。在以前的幾次議會里，議員們都是以個人資格而被選出來的，這是由於他們在本郡和本市邑的地位而不因為他們的政治結盟。但是自從1628年的議會以來，第一個政黨即已漸具雛形。這是一班清教鄉紳和清教貴族的成績，其中有上屆議會的領袖皮姆，因反抗造船捐而馳名全國的漢普敦，一切輝格黨人的始祖貝德福伯爵，在倫敦市民中間與他父親同有無限影響的埃塞克斯伯爵。 有力的農民階層是社會革命的關鍵，通常會與精英階層產生矛盾，從而使得整個民族國家在與其他國家抗衡時顯得脆弱。而英國在1640年內戰之後完全不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也使得議會民主制得以可能。麥克林恩認為，社會越分化，對現代化和資本主義變會產生越大的抵抗。而英國工業革命到來時英國已經從封建社會過渡成更為現代的社會結構，17世紀就開始的城市化造就了一批布爾喬亞階層。 布爾喬亞階層是古典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新的經濟秩序的受益者，相應的，布爾喬亞的價值觀也使得自由市場在當時得到發展。有趣的是，這批新興資產階級並沒有挑戰原有擁有土地的貴族階層並取代既有的社會秩序，而是與後者一起同時成為特權階層。 正因此，18世紀工業革命中萌發的工人意識，並沒有資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樣本，而無法成功的進行大規模組織和革命。法國、俄羅斯、中國的革命都是由農民階層發起並且該階層之壯大可以復舟。而在英國，早早到來的城市化將統治階層和新的生活方式延伸到社會不同角落，從而消解了農民階層的數量和張力，而不再有顛復性革命的必要條件。 相似的，莫爾頓也指出自由農民和鄉鎮商販工匠的左翼作為最民主最革命的階層，並沒有能夠建立本階級的領導權，不得不倚賴紳士階層，終至自陷於覆敗。支離破碎的工人階級也無法向世界無產階級聯盟取得必要幫助，導致英國無產階級的孤立。有社會學家認為，英國勞工的孤立性和缺乏團結精神是形成勞工階層保守主義的原因之一，勞工階層的保守主義也是英國政治局勢上的一道特殊風景線（譬如撒切爾夫人的保守工黨）。 英國工業城市曼切斯特雖然是引發馬克思主義成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地方，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並未發展壯大。麥克林恩認為當時英國正處維多利亞-愛德華時期的顛峰，社會發展穩定，沒有人反對既有的公民社會模式。工會和合作社的發起依靠社會基金，他們也因此更仰仗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和社會機制。馬克思與恩格斯本人都曾表示，社會主義在英國通過議會改革的方式更容易實現，而非革命。 同時期的英國宗教情況也起到一定作用。阿萊維認為新教循道會（Methodism），尤其是衛斯理派的追隨者，被認為在“馴化”英國無產階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循道會對普通人所宣揚的平等觀念，讓無產階級向尋求改革，而並非向統治階層要求顛覆社會結構。遵奉者和改革者，而不是革命。這樣一來，勞工階層也有了自己特殊的身份意識和階級自信，這樣反而鞏固了既有階級劃分。小資產階級與貴族階層的長期聯合（從17世紀起至19世紀時已有200年），只有循道會提供了一種勞工階層精英主義，能夠與其他兩種階層相抗衡。 但事實上阿萊維的說法頗有欠缺：比如1800年英國循道會只有九萬人，完全不足以掀起大規模的群體意識。另外，這樣一種分析僅僅側重於宗教的社會作用，而忽略了它對個人的靈性意義。因此，只能說是循道會突出了某些已經存在的英國文化特點，而並沒有塑造一些新的社會個性。 當然，我們只能提供對歷史的某一種假說罷了；好比《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評價說麥克林恩的觀點過於武斷（“highly opinionated”）。歷史作為對已發事件的回顧性研究，多少有事後諸葛的優勢和局限；大革命是否是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沒有先定性。而我們也只能暫時承認，由於種種原因，英國呈現出這樣一種維護傳統的思維和未經革命的社會史。 革命意味著未知的可能性，這對英國來說是陌生的；正如英國工黨政治家、193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所言：「革命是凶兆的語言。它所蘊含的圖景是巷尾堆砌著街壘，下水溝流著鮮血。任何有責任心的人都會想到這個詞匯所帶來的恐慌和災難……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通過憲政來進行有秩序的社會改革，以避免被迫進行那樣一種抉擇。」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寫道：「我們中間的每個人，即便是年齡極小和最無足輕重的人，在他心靈深處都曾被我們歐洲大地上幾乎無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蕩過……我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於是，我也就勢必成了一個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目擊人類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而在那個曾經「幾乎已有一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一切都會地久天長地持續下去。」 由於人類存在的單線性，歷史能在未知中給人帶來確定性，而英國人對歷史尤其熱愛，也因此謹守傳統，尊奉昨日世界中的價值和信念。《布達佩斯大飯店》里那位堅持舊時代價值的禮賓員古斯塔夫先生（剛好由英國貴族、皇室遠親拉爾夫·費因斯扮演）所呼喚的在荒蠻中「仍然零星閃爍著點點微光」，可能就是哪怕在經濟衰退與種族、階層問題紛雜的當今社會，英國人依然冀望的光榮憲政、隱忍與和平。 本文原載《书城》2015年5月號 更多故事： 1930年的公民課──日治臺灣的一場模擬選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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