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婷（美國普渡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後人員） 一九四〇年的戰爭和災難將成為回憶，成為歷史的一頁……但是我，只要我活著，我就不會忘記靴子踏在地板上所發出的深沉而富有節奏的聲音——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法蘭西組曲》。 法國猶太裔作家伊蕾娜·內米洛夫斯基（Irene Nemirovsky）的史詩小說《法蘭西組曲》(Suite française) 成書於1940年代， 未能終稿——1942年，伊蕾娜病死於集中營。這本小說一直藏在她的皮箱裡，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才被女兒發現；轉交出版社後成為暢銷北美和歐洲的作品。2015年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更引起轟動。 作為小說，《法蘭西組曲》未完成、未修繕；作為電影，也有虎頭蛇尾之感。但伊蕾娜的人生與故事交織，讓小說有了更厚重的歷史感，讓敘事有了更真切的深意，愈回想、愈痛徹心扉。 一、 伊蕾娜·內米洛夫斯基1903年生於基輔，當時隸屬於沙俄帝國，父親則是一名銀行家。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內米洛夫斯基一家輾轉遷往巴黎，伊蕾娜就讀索邦大學，也在巴黎成立家庭。 因為警惕自己的猶太身份可能帶來問題，二戰初期伊蕾娜就與家人往法國鄉村避難。在下鄉、流亡和躲藏中，她觀察到的不僅是納粹、與被納粹入侵和占領的法國人民，更是法國人在統一戰線的表象之下的衝突和撕裂。計劃寫成五部的《法蘭西組曲》，正是對這些逃亡故事細膩而犀利的描繪。 原著的特別處之一就在於對普世化人性的觀察。在戰爭這樣一個需要講究敵我立場、國家大義等群體性的語境中，伊蕾娜能夠洞穿簡單的政治立場而透析人性。 德軍占領小鎮後，法國居民開始向敵人揭發自己的鄰居、友人、同胞，荒謬而真實。 「我們很清楚，人都是復雜，多樣，分裂的，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面，然而必須藉助戰爭或是大的變故才能夠看到這一點。這是最為令人激動， 也是最為可怕的場面……最為可怕，因為這是最為真實的……德國人，法國人，戴高樂派，所有人都同意一點：必須和別人一起生存、思考和愛，按照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政黨這樣的組織來生存、思考和愛。」 在《法蘭西組曲》中將道德衝突放大到極致的，是男女主角的感情線索：納粹占領的法國小鎮上，當地貴族兒媳露西爾（Lucile Angellier）與德國軍官布魯諾（Bruno von Falk）相愛，但沒有一種語言能夠容忍這種情感的表達——因為在戰爭和國家衝突中，任何一種語言都成為其背後文化與政治共同體的度量，因而被高度政治化、立場化，只能用以交涉，而不能成為敵我交融的媒介。 許多文學和影視作品，譬如托納多雷的《西西里三部曲》都對盟軍女子和納粹的關係有過描繪，她們大多遭到同胞的唾棄；同一戰線的人們之間的張力則被隱去，個體的情感和選擇在戰爭中被道德化，進而受到批判。 農民殺了對自己太太有意思的德國軍官，女主角出於仗義幫助偷藏農民，村長因此必須代村民受刑而被槍斃。在這樁案件上無辜的村長是否死得值得？他人的理念是否能合理化他的死？哪怕村長賄賂德軍，是否罪有應得？保護友人的道德感，如何面對無辜代死者？布魯諾與露西爾的國家交戰、代表迫害她同胞的政權、又聽令槍斃她同胞，是否能被還原成一個人，去愛？ 二、 牛津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二戰史學者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談及他的新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時說過，追問普通人對戰爭的記憶是一件弔詭的事，因為當生死攸關的緊張感被放大到國與國的對峙時，反而在日常生活中沒有留下過於緊張的記憶。他所採訪的上海人對二戰都沒有驚心動魄的記憶，除了轟炸時會直接面對恐懼，大部分時間都是隱忍和惶恐的空白。 法蘭西組曲也描繪了這些幾乎超現實的靜止：德軍能把法國人的時鐘都擱成德國時間，「時間」也就變成一個非常主觀的感受。被占領比被轟炸更難以忍受，因為必須長時間和敵對方共同生活，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又會意識到原來他們也是普通人，在特殊語境中才能彰顯出來的道德戰線，在面對面的日常中變得不那麼重要。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教父神學家奧古斯丁曾對時間做過經典的獨白。對他而言，度量時間也是主觀化的行為，對時間流逝的體驗相應個人三個階段的思想：期望，註意和記憶。我們所度量的，是在記憶中對時間的印象，因此度量時間乃是度量印象。 因為時間的這一相對性，使得人們對戰爭和納粹這樣創傷性的記憶通常有完全不同的認識和感受。文字為伊萊娜的不自由提供了救贖。通過她的敘述，我們雖不能體驗、但能夠稍許想象那段時期的情況。而愛情故事的意義則在於私人化： 通過這些極度私密情感的交匯，我們得以感受巨集達敘事和官方記載中被堙沒的普通人的歷程，他們都是歷史中無數沉默的親歷者。 三、 電影版自然擴大了小說中的情感線索。小說中兩人未曾有過深情款款的浪漫時刻，女主角對男主角多是母親式的溫柔，對另一陣營的軍官有種好奇，對仍然是個孩子的將士有些疼惜。而在電影中，原著中的性別配置被重整為柔弱女性-英武男性的結構：露西爾在任何事中都顯得游離和猶豫，布魯諾則是個背著沉重心事的孤獨者，被迫捲入戰爭，擔當起他必須認可的「社會責任」，成為納粹的一員。 深夜彈奏他所作的曲子，才是他表達自由的片刻。所有元素被浪漫化，比利時演員表演出軍服下的矜持和剋制，顛覆了納粹的固有形象，在螢幕上成全了一個細膩敏感而外貌英武的紳士，普世的人性就在軍服之外。因為他，這場德國軍官和法國少婦之間的感情才讓人心碎，令人扼腕。 伊萊娜透過露西爾問：你是否相信戰爭？布魯諾答：不，但我相信共同精神，沒有它，個體將什麼都不是。 伊萊娜對這樣的集體主義信仰有犀利的觀察，「個體只有在感覺到其他人的存在時，自己才具有價值，這是大家一致的意見。但是必須是 『其他人』而不是其他 『某個人』。專制正是建立在這種混淆之上的。」 希特勒曾經如此粉飾過自己的政治野心：「我不是為我自己工作（甚至不是為德國人民工作），而是為歐洲工作。」伊蓮娜認為拿破侖的想法與之有異曲同工之處：拿破侖期待的所謂「法國的偉大」，同樣隱去了每一個真實的法國人本身的意願和理想；而在政治家堂而皇之的用文化共同體來粉飾自己的野心時，個體的存在已經被消解，因為政治理念所以「無所謂地犧牲千萬百萬人的生命」。 伊蓮娜冷峻的寫道，「他們想讓我們相信，我們處在一個集體時代，個體應當為了社會的生存付出生命，而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是社會為暴君們的生存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布魯諾被迫從軍、堅持相信集體精神，但他同時也透過作曲──這種完全個人的行為，在世界中尋找美和意義，在極端共同體和暴力中尋找自己，麻醉自己。和布魯諾一樣，伊萊娜也是用寫作，這種私人化的藝術方式，在堙沒個人聲音和踐踏自由的時代存活著，如同她寫道： 這一切都會過去的，占領會結束。然後是和平，美好的和平。一九四〇年的戰爭和災難將成為回憶，成為歷史的一頁，成為學生在學校裡結結巴巴背誦的一連串戰役和條約的名稱，但是我，只要我活著，我就不會忘記靴子踏在地板上所發出的深沉而富有節奏的聲音。 電影沒有結尾，這樣的留白似乎是向病死在集中營而無法完成書稿的伊蓮娜致意。 被集體精神和罪惡感折磨的布魯諾幫助露西爾逃離村莊，目送她駛向空曠和未知。在克爾凱郭爾的哲學中，凝視是個人超越有限的距離而與上帝相遇的地方；在布魯諾的凝視裡，時代的暴力被質疑，他也脫離了負罪的枷鎖，在那片刻得到了自由。 本文原載《書城》2015年11月 法蘭西組曲(Suite française) 作者： 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 (Irene Nemirovsky) 譯者：蔡孟貞／袁筱一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5月/2009年11月 2004年，《法蘭西組曲》出版一個多月，已有15個國家直接在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購買該書版權。英國於2004年出版英譯版，而美國的版本則是在2006年出版。《法蘭西組曲》成為法國勒諾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得獎作品，依蕾娜是該獎項中唯一破例獲獎的已故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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