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大不列顛失去了大英帝國，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 迪恩．艾奇遜（1962年，Dean Acheson） 亞丁總督理查．特恩布爾爵士（Sir Richard Turnbull）曾告訴工黨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說：「當大英帝國淹沒在歷史的浪潮下時，只會留下兩個遺產：一是足球協會比賽，另一個則是英文罵人的不雅用語『去他的！』」事實上，帝國曾有的建樹影響現代世界至深，我們幾乎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英國未能統治世界各地，很難相信自由資本主義的架構會在全球眾多不同的經濟體內成功地建立起來，畢竟，事實證明在其他模式治理下的帝國（例如俄國及中國），人民都感受到無法估量的痛苦。如果沒有大英帝國統治的影響，很難相信，議會民主的機制會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採納並延續至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它在很多方面的發展都得利於英國的統治，菁英學校、大學、公務體系、軍隊、媒體和議會制度，無不承襲清晰可辨的英國模式。 最後，英語也許是英國在過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項出口產物，今日3億5000萬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約4億5000萬人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換句話說，地球上大約每7人就有1人會說英文。 當然，大英帝國的紀錄並非毫無污點，在本書中許多例子常常看出，大英帝國時常無法履行自己所鼓吹的個人主義自由的信仰，特別是在早期，他們曾奴役和輸運原住民，甚至對他們進行「種族屠殺」。 然而，不可否認地，大英帝國於19世紀引領著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廢奴運動和自由勞動力運動，為全球現代化通信網路的發展投入了鉅額資本，在廣大地區傳播和實施法治，雖然大英帝國也捲入了許多小戰役，但它總體上維持了空前絕後的全球和平。在20世紀，它也證明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德國和日本帝國的統治模式顯然更糟，如果沒有大英帝國，英國根本不可能抵擋得住德國和日本的進攻。 如果不是大英帝國，1840-1930年間不會出現那麼多的自由貿易，如果英國在19世紀下半葉放棄殖民地，那麼 這些市場的關稅勢必會提高，或者引發其他形式的貿易歧視。我們甚至不需要假設也能找到現實的依據，美國和印度獨立之後都採取了高度保護主義政策，1870年代之後，大英帝國的對手法國、德國和俄國所採取的關稅政策上也看得出保護主義的影子。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軍事預算，可以被看成是為了防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風險而支付的極低保險費，有人估計，英國開展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經濟收益本可以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6.5%，還沒有人敢估計這對整個世界經濟出多少貢獻，可是，考慮到1930年代大英帝國的權力削減後，全球經濟因保護主義的盛行導致了災難性後果，大英帝國自由貿易政策至少沒有造成全球貿易的損失，反而是帶來不少益處，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沒有大英帝國，1914年以前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自然也不可能縮小全球收入差距。誠然，在19世紀，美國始終是最吸引歐洲移民的目的地，並非所有的移民都來自殖民國家，但不應遺忘的是，在獨立戰爭前1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核心始終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而獨立後的美國與英屬北美時期的差別仍然很小。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加強了移民限制以及1929年之後遭遇了比英鎊使用國集團更為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14年後英國人移至其他白人自治領（澳洲、紐西蘭）顯著增加。最後，我們不應該忽略19世紀大批亞裔契約勞工離開印度和中國遠赴海外出賣勞力，大部分人都在英國的種植園和礦區工作，毫無疑問的，大多數人生活艱苦，許多人留在家鄉或許日子還好過一些，這些湧入異國種植橡膠、挖金礦的廉價勞動力在多數情況下是未盡其才，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仍有其經濟價值。 大英帝國也促進了資本向低度開發地區的流動。雖然國際金融整合的某些評估指標似乎表明，1990年代的跨境資本流動比1890年代的規模更大，但事實上當今的許多海外投資都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1996年，只有28%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而在1913年該比例為63%。再透過另一個更為嚴格的指標來看，1997年只有5%的世界資本投入了人均收入不到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的貧窮國家，而1913年該數據是25%。 一個可能的假設是，帝國，特別是大英帝國，鼓勵投資者投資發展中經濟體，這個現象背後的邏輯很明顯：投資這些經濟體是有風險的，它們地處偏遠，也容易陷入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但是帝國向低度開發世界擴張則減少了這部分的疑慮，因為它們在當地直接或間接地實行了歐化統治。 實際上，英國在其法律意義上的殖民地印度（或者是有殖民地之實但無殖民地之名的國家，如埃及）的投資遠比在實際意義上的殖民地如阿根廷的投資更安全，這是一個比金本位制更好的「安全系統」，因為它有地幫助投資者防範通貨膨脹，儘管大多數英國殖民地最終都實施了金本位制且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 上述原因說明，將大英帝國主義視為造成殖民地國家貧困的罪魁禍首的看法是相當有問題，這倒不是否認許多前殖民地極端貧困的事實，例如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今是尚比亞的28倍，代表尚比亞的一般國民每日只能靠不足2美元過日子；但要將這一切歸咎於殖民主義，並無說服力，因為當殖民時代結束時，英國與甘比亞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那麼大，1955年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尚比亞的7倍，反倒是獨立之後，前宗主國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擴大。除了波扎那以外，撒哈拉以南的所有非洲前殖民地都可見到一樣的情況。 一個國家的經濟前景取決於它的自然條件（廣義來說就是地理）以及人類行為（簡單來說就是歷史）的結合，這是經濟歷史版的先天基因加後天培育學說。 雖然我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天賦」的要素，例如平均溫度、溼度、疾病的流行、土壤素質、臨海的位置、緯度和礦產資源等足以決定經濟表現，但有力的證據表明，歷史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有明顯證據表明英式體制的實行有利於改善一國的經濟前景，特別是在那些由於人口稀少（或者被減少了）而原住民文化相對薄弱的地區，能夠讓英式體制受到較少地方色彩響而居主導地位。 如果英國人像西班牙人一樣，征服的地區早就建立起了複雜的城市化社會，殖民統治的影響往往更趨於負面，因為殖民者更傾向於掠奪現成的財富，而非建立自己的體制。 事實上，這也許是對有些社會在殖民後產生「巨大落差」的最好解釋，例如16世紀，印度和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系，到20世紀卻淪為貧窮國家之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能夠超越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因為作為帝國競賽的後起之秀，英國不得不在維吉尼亞州和新英格蘭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入侵墨西哥和祕魯等國更有掠奪價值的城市。 那些英式體制推動地區發展？首先，不應低估英國的法律和行政所帶來的好處。近期，一項針對49個國家的調查指出，就對股東和債權人的法律保障而言，「英美法系國家較具保障，大陸法系國家的保護力較弱。」這對鼓勵資本市場的形成至關重要，若無這一要素，企業家很難成事。調查中的18個樣本國家之所以建立了英美法系制度，完全是因為它們曾經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 我們對英國的治理方式，也可以作出類似的判斷，與亞洲和非洲的現代制度相比，19世紀中葉的英國對印度和殖民地管理就具備兩項不尋常的特點。首先，英國的行政管理的成本低而成效高；其次，行政體系相當清廉。英國管理出現的錯誤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為之。對照起當今經濟的疲軟、政府的過度開支，以及公共部門的腐敗之間顯而易見的關連，人們還是可由英國在印度建立的行政體制汲取重要啟示。 經濟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最近為「致力於成長和發展的理想政府」擬定了行政措施清單，他建議，政府應該 保障私人財產的安全，鼓勵儲蓄和投資 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反對濫用權力和暴政，同時也反對犯罪和腐敗 保障合約所規定的權利 建立穩定的政府，政府的行為應受制於公開透明的規則 建立責任政府 建立誠信政府，杜絕透過行賄獲得權利地位 建立穩健、高效率、廉潔的政府，減少課稅，亦降低政府對社會剩餘價值的所有權。 這份清單上的許多觀點正是19-20世紀英屬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英國官員們認為應該遵行的規則，唯一的例外是第2條和第5條。然而，英國人之所以延宕（有時是無限期延宕）這些地區向民主轉型的理由是許多殖民地尚未作好準備，事實上，英國殖民部在20世紀的經典使命就是為了讓殖民地作好向民主轉型的準備。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英國的統治確實有其良性影響，根據諸如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政治科學家的著作，前英國殖民地在實現獨立後得以持續實現民主的機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前殖民地。 事實上，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國家在擺脫殖民地統治後，不屈服於獨裁統治的國家幾乎全都是英國殖民地，誠然，還有許多英國前殖民地未能保有自由體制，例如孟加拉、緬甸、肯亞、巴基斯坦、坦尚尼亞和辛巴威等，但在53個前英國殖民地中近1/2的國家（共26個）在1993年仍是民主政體，其中的原因在於英國的統治方式，特別是在「間接」統治的情況下，鼓勵了菁英階層相互合作，當然，有一部分也是新教傳教士的功勞，顯然激發了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人民對西方政治自由體制的渴望。 總而言之，大英帝國的存在，證明了帝國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國際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並不只是給統治國帶來好處，尋求的不僅是其經濟體系的全球化，更要將其法律體系乃至於政治體制推廣到全球。 最後要討論的問題是，從大英帝國的例子中，我們究竟得到了什麼教訓？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沒有大英帝國，這個世界未必能穩定繁榮。後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就是同時存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分裂兩股相互矛盾的趨勢─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經濟成長，但成果分配極不均衡；政治分裂主要與內戰和政治不穩定相關，造成原本貧困的國家更加貧窮。 總體而言，20世紀下半葉時，世界經濟成長的速度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所帶來的快速成長。根據可靠統計資料顯示，1950-73年間，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速度是2.93%，而1913-50年飽受戰亂之苦時期，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速度只有0.91%。總的來說，1913-73這段時期是經濟解體時期，但是在此之前或之後的兩段時期都是經濟全球化的時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速度也呈現出驚人的相似：1870-191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長速度達1.3%，1973-98年則為1.33%。 只是前一個時期的全球化拉近了全球的收入水準，特別是在大西洋兩岸的經濟體間，而近期的全球化則導致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明顯分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特別明顯。不可否認地，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部分歸咎於經濟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例如，資本流動主要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而貿易和移民仍然受到許多方面的限制，這些現象在1914年之前的全球化進程中卻比較少見，主要由於在帝國架構的影響下，政府往往鼓勵投資者投資開發中的經濟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由於帝國主義的擴張，全世界獨立國家的數量降至59個，但隨著去殖民化運動的興起，獨立國家的數量開始不斷成長，1946年有74個獨立國家，1950年獨立國家的數量增加至89個，1995年增至192個。增幅最大的兩次浪潮分別出現在1960年代（主要是非洲，1960-64年多達25個新成立的國家）和1990年代（主要在東歐，得利於蘇聯解體），新成立的國家中許多國家的規模非常小，如今至少有58個國家的人口總量不到250萬，35個國家的總人口不到50萬。 這種政治分裂情況產生了兩個弊端：小國家往往是早期多民族政體內戰的產物，內戰是1945年以來最常見的衝突形式，本身就具有經濟破壞性。以經濟角度觀之，即使在和平年代，小國仍必須建立起包括邊防哨所、官僚及其他機構以形成國家機器，所耗費的經費和人力將導致效率低下。政體的繁殖（或者說國家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成本，往往成為戰後世界不穩定的主要來源。 最後，雖然英語民族的經濟和政治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文化，但它仍然要面對伊朗革命以來一直存在的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嚴重威脅，在缺乏一個正式帝國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問，迪士尼和麥當勞可以傳遞多少現代新教─自然神論─天主教─猶太教組合的西方「文明」的精髓？ ＊延伸閱讀：為帝國辯護的男人：尼爾‧弗格森的歷史學 本文選自廣場出版《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 更多故事： 回到1904：一個日本士兵的台南日記（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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