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祈佑（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有這麼一個人生RPG是這樣設定的：你是一個生活在日治時期的客家人。雖然家境貧窮，但你從小就努力念書，想要考上好學校。從小學開始就常在書店站著看免錢書，還被國語老師稱讚說國語（日語）作文寫得很好。結果長大以後，因為家境貧窮，只能讀到高商、專科之後便出來工作營生。你後來去當銀行員，在工作場合又因口吃之故，而且不會說閩南話，人際關係難以搞定。之後又發現在殖民體制底下，再怎麼努力工作，官好像就只能升到一個程度就打住了。你的生活實在不好過，但你從小懷有一個文學夢。你夢想成為一個作家，因此定期閱讀文學雜誌，無論是買二手的或是在書店站著看免費的；但你知道現實生活情況很殘酷，連當銀行員都會被差別待遇了，更何況是寫文學這麼高級的事呢？如果不想放棄的話，你該怎麼做才好？ 這個人生RPG接下來的情節是這樣的：1937年4月，中日戰爭開戰前夕，從日本捎來一則新聞：台灣作家龍瑛宗（1901-1937）[1]的短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得到《改造》雜誌懸賞徵選的「佳作推薦獎」──比佳作還好一些，這是可以登上雜誌版面的獎項。[2]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龍瑛宗並不是第一個在日本獲得文學獎的台灣人，在他之前還有楊逵〈送報伕〉（1934）與張文環的〈父親的臉〉（1935），然而，這卻是台灣人在全國性的綜合雜誌的文學獎上獲得的最好名次，還可以刊登在《改造》誌面上，讓全日本的國民看到台灣人書寫的文學作品，這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可謂是空前而且絕後的事件。[3] 究竟發生了麼事？ 和泉司的『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一書正是解析這個問題的一個切面，那就是文壇政治的議題，以及文壇政治如何影響到文學創作。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了殖民地台灣文壇與中央文壇之間的連動關係。文壇大略是一個文學創作與評論相關人士的社群總稱。戰前日本的文壇是從明治維新之後逐漸形成的，大概到1920年代末期發展成熟；而台灣的文壇，亦即台灣的作家社群形成一個網絡，則約莫是1930年代的事。和泉司是這樣描述台灣文壇與中央文壇的關係：「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文壇的形成與其發展，是在「『中央』在於外部」以及「在內部想像、創造『中央』」兩者互相牽制之間開展的」。[4]根據和泉司的論證，1930年代的台灣文壇大致上有一個「志在中央」的「地方」心態，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在一次次的挫折之後，大家逐漸發現自己根本不是地方，而是「殖民地」；然而在1940年代之際，在台的日本人作家再次意圖以地方的概念來經營台灣文壇，[5]便在台灣文壇的「內部」激起了一陣波瀾。而地方與殖民地之間的擺盪，問題乃是出在「中央」；中央文壇是具有權力恣意納入想要的與排除不想要的作家，這種選擇跟排除的邏輯，讓台灣（殖民地）變成是在內部的邊緣，而使得兩者之間形成特殊的拉扯關係。中央的「挑選機制」其實就是懸賞徵選：「文學獎」。文學獎在當時是有很大魅力的，作家獲獎就是受到一種肯定，作為一個「作家」的起點便由此開始。中央文壇的選拔機制，其實就是在建立文學品味，等如昭告全國民眾，這是當權者所喜愛的作品，作家以此風格寫作才是「晉陞之梯」（ the ladder of success）。 如果文壇拉扯、角力這些鬥爭太過抽象，筆者可以講些文壇八卦來解釋一下：日本文壇裡面最有名的八卦之一大概是太宰治當年沒有得芥川獎，寫信去跟評審（包含川端康成與佐藤春夫等）一哭二鬧三上吊的事件。這件事情告訴我們，跟教練說我想得獎，是不一定會得獎的。[6]如果我們放回台灣來看，以作家個體而言的話，許多人「一開始」確實是抱持著可以從台灣前往東京（當時的文學發展中心），然後以寫作掙得名氣、躋身作家的行列；中央文壇的懸賞徵選機制就是在1920年代末期出現的，讓素樸的新人有辦法用投稿得獎開啟作家之路。[7]台灣作家會燃起希望不是憑空想像的白日夢。就在1932年，朝鮮作家張赫宙以描寫朝鮮人民慘痛情況的〈餓鬼道〉一文獲得《改造》雜誌懸賞徵選的二等獎，轟動當時的台灣文壇，甚至有作家因為想與張赫宙一樣成為一名作家，而在筆名中取了一個赫字，這個人就是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8]然而時間往後拉，殖民地作家得獎的例子實乃鳳毛麟角，大家踴躍嘗試，卻也踴躍落馬。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戰前最後一篇在日本中央文壇獲得名次的台灣人小說。 話題終於回到人生RPG的主角了。定時閱讀中央文壇雜誌的龍瑛宗，確實知道張赫宙得獎的情事。想得獎的話，直覺來說，最簡單的方法，或許就是寫評審想看的東西。龍瑛宗自己曾經說過，〈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寫給日本人看的小說，或是更具體而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在意識到「《改造》雜誌讀者會怎麼讀的情況之下構成的」。[9]和泉司在書中進行（日本式的）相當細緻的文本分析，舉例來說，和泉司提出一個相當有趣的看法：「熱」這個概念。和泉司指出，在當時台灣作家之中，特別描寫「熱」的文學作品很少，但是在台日本人作家則相反，幾乎沒有不提及「熱」的小說。[10]倘若我們去閱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時，的確會感覺到，小說的場景並非一直環繞在夏天，但小說中卻營造出一種暑氣逼人的感覺，而那種「熱」在小說文本中是會讓人喪失志氣的。這種對於「熱」的描寫並非偶然，彼時的時空背景講到「熱」，就會讓人聯想到「髒」、「怠惰」甚至是「精神衰弱」等等。這是一整套「三環套月」式的聯想，而且是由「日本人」想像台灣的機制所形構的。龍瑛宗把自己放在日本人的角度，去揣想、猜測日本人想要看到何種內容、情節、人物、意象……乃至於一種「美學」。 和泉司進而分析，1937年這個年份是有意義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當時獲得許多惡評，來自日本和台灣的評論皆有之。龍瑛宗之所以能順利得獎，跟《改造》雜誌懸賞徵選來稿品質持續下降有關；同時，這篇小說得獎之後立刻發生七七事變，之後便進入台日文壇共同的消沉期。可以說是人生正要進入黃金階段時，剛好遇上不景氣的道理。龍瑛宗的文學事業，至少在文壇當中的活動與人際往來，因此受到很大的限制。[11]龍瑛宗的故事還沒說完，熟悉龍瑛宗的讀者大概知道，1940年代台灣歷經文學復興之後，龍瑛宗是屬於《文藝台灣》陣營，也就是以西川滿為首的在台日本人作家社群當中極少數的台灣人──龍瑛宗因而不受其他台灣人作家歡迎也是可以揣想的。[12]1943年，龍瑛宗轉換作家人生跑道，改宗加入以張文環為首的《台灣文學》雜誌陣營。[13]和泉司認為龍瑛宗移籍後的第一篇小說〈蓮霧的庭院〉，描寫的主軸從「木瓜」轉至「蓮霧」，乃至於描寫主題從「批判描寫台灣知識青年」到台灣內部的「內台共和」[14]問題，可說是龍瑛宗把視角從以外部的中央文壇出發，移到了內部的台灣文壇。[15] 和泉司縱筆所及，除了龍瑛宗之外，還有許多其他作家與作品。本文只是嘗試用龍瑛宗相關的部分，來引出這本書的論指，乃至於這本書所代表的學術路線的基本思考模式。在這本書中，文學獎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中央與地方（殖民地）之間，扮演了既吸引人卻又難以企及的高牆。和泉司從文學獎與文壇的角度出發，對於1930到1940年代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進行了一種可謂是「政治性」的文學分析。但做為讀者的我們必須知道，對於創作者而言，為創作而創作雖然是騙人的，但絕非全然的謊言──時至今日，我們很難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不具備美學價值，然而美學價值卻與前面所談的種種並無齟齬。 和泉司的大作出版於2012年，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台灣學術界從「發現」楊逵與鍾理和的1970年代迄今，已經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從河原功、塚本照和、松永正義等人的初期史料探勘與研究至今亦已歷經世代更迭，和泉司便屬於新世代的一員。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已然從一種「民族主義式的道德價值判斷」逐漸鬆綁，寫作者更能將「作家」視為一個「人」，作家的人生並非只是「抵抗」與「順從」，更多時候是處於兩者之間，並與作家的寫作事業息息相關──所謂美學就是政治。最後，我們回到人生RPG的問句：如果不想放棄的話，那該如何是好？這是每個時代（世代）的人都在面對的難題，而身在文學界，有身在文學界的方法，或只能身不由己。 [1] 讀者如果對於龍瑛宗不熟悉的話，可以去看看龍瑛宗網站的簡單介紹：http://cls.hs.yzu.edu.tw/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author_main.htm。 [2] 《改造》雜誌的佳作，按往例是不會刊登的。 [3] 張文環〈父親的臉〉並未刊登在《中央公論》，而是改稿為〈父親的要求〉後刊登在台灣的《台灣文藝》上；而楊逵得獎的《文學評論》，其雜誌規模也沒有這麼大。 [4]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東京：ひつじ書房，2012，頁7。 [5] 在台日人指的是移民（移居）到台灣居住的日本人，而若是在台日人在台灣生的小孩，就是俗稱的「灣生」。 [6] 語出灌籃高手三井壽：「教練，我想打球。」但看不出來也沒關係，真的……。 [7] 早期日本從明治以來是以「師徒制」培植新人，由師父帶弟子的方式進入文壇。 [8] 若字則是來自郭沫若的若。 [9]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頁131。 [10]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頁117。 [11]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頁149。 [12] 龍瑛宗很長一段時間跟其他台灣人作家之間的關係惡化；這有許多種可能的原因，難以一言蔽之，但大多數的說法會與龍瑛宗的客家人身分、口吃、「浪漫頹廢」的文風，以及與西川滿等在台日本人作家同屬《文藝台灣》陣營有關。關於龍瑛宗自己的說法，可以參見〈《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一文。 [13] 當時這兩個雜誌的運行方式是所謂的「同人雜誌」，類似某會會員的會報那樣，各雜誌是給各雜誌自己的「同人」（會員）投稿、進行交流，甚至在當時的雜誌上，還會刊載同人的動向，比如某位同人出版新著、甚至是誰搬家了等等。 [14] 「內台共和」是戰爭期台灣推行的政策，亦即內地人與台灣人要和平相處、平等對待的口號與相關措施。 [15]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くる〈日本語文学〉』，頁338。根據和泉司的分析，龍瑛宗會在《文藝台灣》落籍與其說是美學品味所致，更可能的是與西川滿的人情有關。因此在人情的部分還清以後，龍瑛宗便移籍到《台灣文學》。這邊和泉司強調的是，龍瑛宗相對其他人而言是沒什麼特定立場的，會因應不同報刊雜誌，寫作不同風格的作品，而在《台灣文學》寫的就是「根植於土地的蓮霧」。 更多故事： 【說書】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2015-12-26 14:22:54 1 【國父「們」】武昌起義篇(1)：軍事改革，大清崩潰的開端 2015-06-26 07:18:58 1 台灣．民族．主義：史明歐吉桑的革命人生（中） 2016-0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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