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秀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Diana Lary是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史學家。對民國政治軍事史稍有涉略者，多對其1970年代出版的《中國政壇上的桂系》深有印象，並廣為參考引用。隨著書中桂系三雄流轉地方與中央之間，Lary的研究視野，並不侷限於西南一隅，她日後的著作，先後探問了軍閥時期中國普通士兵從哪裡來，受到什麼樣的訓練與待遇；再由普通士兵的眼中，看到戰爭殺戮的血腥，與社會結構的瓦解。Lary此時的視角已擴展及戰爭對普羅大眾的磨難。[1]本書《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即是Lary長期以來的思考脈絡下所完成的一部戰爭社會史。 《流離歲月》是一本好看，容易閱讀的書，但不是一本容易介紹、評論的書，原因在於其敘事恢弘，所談之事遍及戰爭社會的每一個面向，並且運用創傷理論深描人們焦慮、恐慌的心理狀態，嘗試貼近戰端下普通大眾的行為選擇，將之連結到社會階級、性別、物質財富等關係結構的重組。筆者認為這是一種新興的歷史書寫文類，有其深具啟迪之處，亦有過度連結之疑慮。以下將分別說明筆者閱讀過程中千迴百轉的曲折心得。 本書在章節安排上，除序章介紹題旨與方法，結論勾連抗戰的遺緒之外，正文以時間斷限區分成六章。該六章雖有時間區段，但作者實有一以貫之的主題，亦即「抗戰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效應」，圍繞在戰爭傷亡、家庭離散、社會混亂與重組、經濟解體（通貨膨脹、物質損失）、調適機制等。作者的觀察相當深刻，她指出一個家庭在逃難時，很可能拋下老弱，導致家庭規模的收縮，引來實質上核心家庭的產生。（頁26）而家庭的離散，在戰爭結束後，通常繼續影響人們。 書中舉的例子中，以郭沫若拋妻他娶最為鮮明。郭在戰爭爆發後，拋棄其日本妻兒，由日本返回中國，然短時間內又另娶他妻，生下六名子女。郭的日本妻子，則因嫁人失卻日籍，在日本生活難以為繼；戰後來中國找到郭，卻不可能再破鏡重圓。她之後輾轉遷居大連，在那裡教日文餬口，活到高壽九十九歲。談及重婚，郭沫若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誰負責，而把一切歸咎於戰爭造成的。（頁110）對生活過抗戰年頭的多數人來說，這場戰爭多被視為轉折人生的絆石，太平時期的道德倫常，在戰亂面前，顯得無足輕重。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抗戰時有一種只顧自己生存、罔顧他人的心態興起。在生存極度困難的環境底下，每個小家庭全力爭取自身的安危利益，人們除了自己身邊的家人外，無法關心任何人。而這不是可以選擇的課題，或是背德卑鄙的事情。（頁233） 此一心理狀態的刻畫入微，讓人聯想起日本小說家野坂昭如的小說《螢火蟲之墓》，描繪日本二戰時期，青年主角帶著年幼的妹妹寄人籬下，卻為遠房親戚所排斥，而流難於各個防空洞生活，妹妹終因營養不良而死去。青年最後也過於虛弱而倒下，被人發現時，手裡仍緊握一個生鏽的糖果罐，裡頭裝了妹妹的骨灰。聯想於此，不免掩卷喟嘆，研究歷史，是面對人性，但往往研究者最不願揭開的潘朵拉盒子，卻是失序的倫常，因無從比較是非曲直，而像燙手山芋般的被推回倖存者的記憶中。 作者運用創傷理論的視角，在全書皆可見其痕跡，特別是對戰爭造成具體物質財產的損失，作者不著眼於數量統計，而是直指心理反應。對許多人而言，戰時的物質損失是全面的，房屋、衣物、用具、牲畜和存糧，在轟炸、搶掠、偷盜與焚毀中灰飛煙滅。過往生活歲月的累積，隨著這些物品一同喪失，將家庭和社群的社會安全感侵蝕殆盡。（頁69） 這些磨難，在抗戰八年期間有沒有時間的差別呢？作者的答案顯然是肯定有的。傷亡數字持續累積中，但人心被拖過一年又一年，抗日意志與堅忍的精神變得越來越疲弱。作者認為1941年上半，因新四軍事件，使國共的衝突檯面化，是中國抗戰期間幾個最低潮的時間點之一。（頁147） 許多隨著政府遷到後方的人民，對持續的物資缺乏、空襲轟炸和生活不適，越感厭倦。（頁151）他們越發仇視留在敵人占領城市下生活的人，特別是經濟富庶的江浙地區。這股無法發洩的流離怨氣，反映在戰後東流回來的人，不只想取回他們原有的財產，更想奪取原不屬於他們的產業。（頁306）戰後，國民政府強制淪陷區通行的中儲券，以200:1的比例兌換回法幣，導致無數人一夜破產。許多老一輩的人還收藏當時的鈔票和銀行存摺，希望有朝一日得以求取賠償。（頁310） 戰爭的破壞性，可能不用透過本書，大多數的人就可以想像的到。但作者也注意到甚少人關注的面向，其中之一是社會階層的重組。軍人和商人，是戰時權力、利益最大的群體。抗戰使軍人的地位躍居社會階層的頂端，軍人在各種資源上有優先徵用的權利。 而商人階層則是社會動盪下另一個受益群體。由於戰爭引發物資短缺，出現新的商人群體。經營小規模生意的商人變多，生產後方難以取得的替代品，例如墨水、鋼筆、毛筆等，由此致富者不少。通貨膨脹則使人人囤積居奇，成為生意發財之道；交易所投機買空賣空的吆喝聲，與炸彈砲聲同樣呼嘯。（頁168）上述生動的畫面，筆者翻遍註釋，雖然不見作者此說根據何處史料得來，然其對商人群體的觀察，卻相當精確。 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回憶起人人囤積糧食、物資的觀念、行為，是在抗戰以後蔚為流行的，於此之前，一般人幾乎沒有囤積的觀念。[2]在淪陷區生活的一名公職人員金孟遠，形容當時全民幾乎都商人化，囤積貨物以求善價，若不如此，生活難過。[3] 囤積居奇的風潮，也源自戰時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貨幣價值體系的動搖。抗戰結束前後，重慶的平均物價已高出戰前2500倍之多。受通貨膨脹打擊最深的，當屬領取固定薪水的公務人員、工廠、公司職員等中間階級。在薪水、配給趕不上通膨的速度下，他們開始投入黑市買賣，[4]兼職經商。（頁269） 此即戰爭後半期，經濟統制最為雷厲風行之際，社會盛行的跑單幫。他們打探各地物價的落差，從中販運牟利，被戲稱為「螞蟻搬家」[5]。這些活絡的非正式經濟，收納了許多戰時失業、沒工作的人民，使其得以維繫生存。 戰爭苦悶下產生的幽默感，被作者視為是一種調適機制，以釋放緊張壓力，此也是甚少人注意到的層面。幽默感通常呈現在笑話裡，戰時中國有一些非正式的笑話集，不斷在講述、流傳。其中韓氏式笑話在後方地區廣為散發，是有關1938年被處決的山東省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韓復榘鬧出的笑話。韓復榘鬧出最著名的笑話，是關於北京的使館區：「北京東交名巷修了那麼多大使館，差不多世界各國的都有，就是沒有我們中國的，這太不公平。」（頁236）又或是詆毀日本人身高和性能力，使敵人看起來荒謬可笑，而非可怕威脅。 綜覽全書，作者幾乎不用數據資料、官方檔案文件，卻依然將中國抗戰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顧及到，足見其視野之廣博。但也可能有許多讀者，無法滿足於不夠實證而得出的論點，筆者僅提出兩點有過度連結的疑慮之處。 一是戰爭產生的「新女性」。作者認為抗戰為許多女性帶來一場女性地位轉變的革命，讓他們從抗戰前就存在的家庭牢籠裡掙脫出來，加入勞動生產的行列；並認為這些改變是永久的，之後的國共內戰與中共建國，更代表女性從前傳統上的低落地位一去不復返。（頁169-173）筆者認為這樣的論斷過於平面，抹除許多複雜的過程，作者也沒有說明界定女性地位抬升的標準是什麼。 本書類似這樣似是而非的論斷並不少，但都不致於動搖其立論架構。唯其在戰爭的遺產中，主張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是源自於抗戰時期普遍的暴力，使中共在1949年後，能從事推動越來越激進、狂暴的政策。筆者對此深感疑慮，認為如此說法並無法推進對抗戰歷史，或是文革的認識。 文革時期的社會心理狀態，可能也存在焦慮、惶恐與不安，但文革主要發生鬥爭的地點，多集中於大城市，且其人民殺伐對象、政治意識形態、動員模式，皆完全不同於抗戰時期的社會。若作這樣跳躍式的連結，只會扁平化時空因素的巨大差異，使歷史單一化。這些是筆者對本書稍感疑慮之處，但仍不減本書之豐富與精彩。 [1]Lary的相關著作，見Warlord soldiers :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in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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