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艾普邦姆 Anne Applebaum（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上篇由此去：公共意識、記憶與蘇聯的轉型正義（上） 但缺少公共辯論背後最重要的原因，跟年輕一代的恐懼或老一輩人的自卑情結和殘餘罪惡感無關。最重要的原因是，現今不止統治俄羅斯也統治大多數的前蘇聯共和國及附庸國領導人代表的權威。二○○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十週年紀念日這天，十五個前蘇聯共和國中有十三個如今由前共產黨員統治，很多當年的蘇聯附庸國也一樣，包括曾有幾十萬人民被押往蘇聯勞改營和流放村的波蘭。 即使是非由共產意識型態直接繼承者統治的國家，前共產黨員及其兒女或同黨也仍繼續在學術圈、媒體圈和商業圈扮演重要角色。俄羅斯總統普丁曾是國安會探員，並以身為「契卡」為榮。更早之前普丁擔任俄羅斯部長時曾在契卡創立週年紀念日特別去參觀位在盧比揚卡的國安會總部，並致贈匾額紀念安德羅波夫。 前共產黨員坐上統治位置與後共產社會缺乏對歷史的討論，兩者並非巧合。說白了就是：前共產黨員顯然有意隱藏過去，過去會污染他們、傷害他們、破壞他們的「改革」主張，即使他們本身跟過去的罪行無關。 在匈牙利，前共產黨（後來改名為社會黨）強烈反對設立受害者紀念館。而波蘭的前共產黨（後來改名為社會民主黨）二○○一年贏得選舉時，馬上就砍了中間偏右派創辦的波蘭國家紀念協會的預算。不乏有人對俄羅斯未能為數百萬受害者建立一座國家紀念碑提出解釋，但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給了我一個最簡單明瞭的解釋。「紀念碑要能建成，」他說，「要等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都死光才可能。」 這個事實不容忽視：無法承認、悔悟或討論共產時代的歷史，是後共產歐洲許多國家的心頭重擔。過去「祕密檔案」的流言甚囂塵上，持續對現代政治造成影響，至少曾讓一名波蘭總理和一名匈牙利總理的地位受到動搖。過去的共產陣營之間所做的交易持續在今日開枝散葉。在很多地方，祕密警察組織的骨幹、設備和辦公室幾乎原封不動。此外，只要在哪裡又發現新的埋屍地點就可能引起社會爭議和民怨。 這些過去對俄羅斯造成的壓力最大。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所有外在條件，當然還有蘇聯龐大的勢力網、軍隊組織，以及帝國雄心。因為如此，記憶空白對俄羅斯造成的政治後果比其他前共產國家也更具殺傷力。 史達林打著蘇維埃祖國的旗號將車臣人驅逐到哈薩克的荒原，半數人在那裡死去，其他人也註定要隨著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一起消失。五十年後悲劇重演：俄羅斯在兩次戰爭中夷平了車臣首都格羅茲尼，屠殺了數十萬名車臣平民。如果俄羅斯民眾和俄羅斯菁英還記得――刻骨銘心地記得――史達林對車臣人做過的事，就不會在一九九○年代兩次入侵車臣。從道德角度來看，這就等同於戰後德國去攻打波蘭一樣。但很少俄羅斯人這麼想，由此可見他們自身的歷史多麼無知。 除此之外，記憶的空白也對俄羅斯公民社會的形成及法治社會的發展造成影響。說穿了就是：如果不將舊政權的無賴惡棍繩之以法，良善永遠無從得以戰勝邪惡。這聽來或許帶有宗教色彩，但絕非跟政治無關。 不需要將歷史上的所有壞蛋都繩之以法才能讓大多數人遵守法制，但至少要將大多數壞蛋繩之以法。沒有什麼比看見壞人逍遙法外、靠著戰利品享盡榮華、當著眾人的面開懷大笑更能鼓勵不法行為。祕密警察繼續保有公寓、鄉間別墅和豐厚養老金，而受害者仍然過著窮苦、邊緣化的生活。在大多數俄羅斯人看來，過去似乎越樂意跟當局合作就越明智。同理可證：現在越願意欺騙和說謊就越明智。 從更深一層來看，古拉格的意識型態也仍存留在現今俄羅斯菁英的心態和世界觀中。有一次我剛好聽到俄羅斯餐桌的深夜經典對話，地點是在某個莫斯科友人的家裡。到了夜深人靜的某個時刻，有兩個客人（成功企業家）開始爭辯：俄羅斯人到底有多笨，多容易受騙，而我們這些人又有多麼聰明。 史達林時代把人分成無所不能的菁英和一無是處的「人民公敵」，這種二分法至今仍可在俄羅斯菁英對平民百姓的輕蔑中看見。菁英階層若不能盡早認同俄羅斯人民的價值和重要性，尊重人民的公民權和人權，那麼俄羅斯註定會成會今日的北薩伊――一個由窮苦農民和政治富豪組成的國家，富豪將資產存在瑞士銀行的金庫，私人噴射機停在跑道上，引擎轟轟運轉隨時準備起飛。 可悲的是，對過去不感興趣使得俄羅斯沒有英雄，也沒有受害者。過去暗中反抗史達林的人，無論成效如何都應該成為俄羅斯家喻戶曉的人物，就像參與希特勒刺殺計劃的人在德國一樣。例如蘇珊娜‧佩丘拉、維克多‧布加科夫、安拿托里‧齊谷林、古拉格反抗行動和暴動的領導人，以及沙哈諾夫、布可夫斯基和奧爾洛夫等異議分子。 俄羅斯異常豐富的倖存者文學（以溫暖人性戰勝蘇聯勞改營惡劣環境的感人故事）應該有更多人閱讀、熟悉及引用。如果學童更熟悉這些英雄和他們的故事，他們就能在俄羅斯的歷史中找到除了帝國擴張和軍事成就之外其他值得引以為傲的事物。 不過，記憶空白也造成其他更實際、更具體的後果。例如，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俄羅斯沒有深入挖掘歷史，才未能對某些審查制度保持一定的敏感度，所以至今祕密警察仍到處可見，只不過改名為聯邦安全局（FSB）。大多數俄羅斯人並不特別在意聯邦安全局可以擅自打開別人的信件、竊聽電話、不需法院命令即闖入私人住所。他們也不關心聯邦安全局對亞歷山大‧尼基丁（撰文揭發俄羅斯北方艦隊對波羅的海造成的迫害的生態學者）的漫長訴訟。 對過去無感也可解釋俄羅斯為什麼沒有推動司法和監獄改革。一九九八年我前往阿爾漢格爾斯克的中央監獄參觀。該城曾是古拉格的重鎮之一，是通往索洛韋茨基群島、科特拉斯、卡戈波拉格及其他北部營區的必經之地。這座市區監獄在史達林時代之前即已存在，現在看來幾乎沒什麼改變。葛琳娜‧杜迪娜陪我走進監獄，她是個囚犯權的鼓吹者，可以說是後蘇聯時代的異數。當我們由一名沉默的獄吏陪同走上石頭建築的走廊時，感覺好像一腳踏進了過去。 走廊又窄又暗，牆壁溼溼黏黏。當獄吏打開男囚牢房時，我瞥見許多布滿刺青的赤裸身體躺在床鋪上。看見男囚沒穿衣服，他很快關上門讓他們整理儀容。他再度打開門，我走進去看見二十個男人站成一排，不太高興被打擾。他們對葛琳娜提出的問題一概含糊簡短回答，大多數人都直瞪著水泥地板。他們似乎正在玩牌，獄吏很快把我們帶走。 我們在女囚牢房待比較久。牢房角落有個馬桶。除此之外，眼前的畫面有可能是直接照著一九三○年代的回憶錄描繪而成的。女性內衣褲掛在天花板的繩子上；空氣悶熱混濁，瀰漫著汗水、腐敗食物、溼氣和便溺的味道。女人也衣衫不整地坐在床鋪上，對獄吏狂飆髒話，尖聲抱怨和提出要求。我彷彿走進了歐嘉‧亞達莫夫—席里歐茲堡一九三八年走進的牢房。我重複一次她的形容： 拱形牆壁在滴水。兩邊是一整排低矮的床板，上面擠滿一具具身體，中間只留一小條走道。各式各樣的破布掛在頭上的晾衣繩上風乾。空氣中瀰漫著廉價菸草的臭味；爭辯聲、叫罵聲和啜泣聲充斥四周。 隔壁的少年犯牢房人數較少，但臉孔看起來更可憐。葛琳娜把一條手帕遞給一名哭哭啼啼、被控偷竊（約十盧布）的十五歲女孩。「孩子，」她說，「繼續算代數，妳很快就可以出來了。」但願如此。葛琳娜看過很多人蹲了好幾個月苦牢還等不到審判，這女孩進監獄才一個禮拜。 後來我們去找典獄長談。聽我們問起那女孩的事，問起已在死刑名單上多年卻還自稱清白的囚犯，以及獄中空氣污濁、衛生欠佳的問題時，他只是聳聳肩。說到底都是錢的問題，他說。簡單的說就是經費不足。獄吏薪水很低；電費越來越貴，所以走廊才會一片陰暗。沒錢修繕，沒錢支付檢察官、法官或審判，犯人只能等到錢進來、等到輪到自己的那一天。 這個理由沒說服我。錢確實是個問題，但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如果俄羅斯的監獄就像亞達莫夫—席里歐茲堡的回憶錄中的場景，如果俄羅斯的法院和犯罪調查都是騙人的，那有一部分是因為蘇聯的過去沒有在管理俄羅斯刑事體系的人身上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成為他們過意不去的重擔。過去的歷史並沒有在俄羅斯的祕密警察、法官、政治人物或商業菁英心中縈繞不去。 但另一方面，現今俄羅斯人很少覺得過去是重擔，責任就更不必說了。過去是一個應該忘掉的惡夢或是不應理會的流言耳語。它就像一個巨大的、尚未打開的潘朵拉的盒子，等著下一代人去發掘。 西方世界未能了解蘇聯和中歐發生的事件的重要性，但這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影響當然不像對他們那麼大。我們的大學不去追究少數「否認古拉格」的人士，並不會傷害社會的道德結構。畢竟冷戰已經結束，而西方的共產政黨並沒有留下真正的知識或政治力量。 然而，如果我們不從現在開始更努力記取歷史，遲早也會嚐到苦果。首先，我們對俄羅斯（前蘇聯）現況的理解，永遠會因為對歷史的誤解而產生偏差。同樣的，如果我們知道史達林過去對車臣人做的事，也認為那是對車臣民族的一種暴行，那麼不但普丁不會對車臣出兵，重蹈歷史的覆轍，我們也無法袖手旁觀，漠然以對。 蘇聯解體並沒有像二次大戰結束時那樣導致西方軍事大動員。納粹德國垮台後，其他西方國家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共同體，一個目的就是要避免德國再度脫離「文明常態」。相反的，一直到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西方國家才開始重新思索自己的後冷戰安全政策，而在當時，還有比讓俄羅斯重回西方文明之列更迫切的目標。 不過外交政策終究不是最重要的後果。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遺忘了古拉格，遲早也會發現連要了解自身的歷史都有困難。到底為什麼要打冷戰？難道是狂熱的右派政客跟軍工業和美國中情局聯手打造了這場冷戰大戲，迫使兩代的美國人和西歐人隨之起舞？還是背後隱藏了更大的陰謀？各種疑問早已滿天飛。二○○二年，英國保守派雜誌《觀察家》有篇文章主張，冷戰是「歷史上最無謂的衝突之一。」美國作家戈爾‧維達爾也說冷戰是「延續四十年的愚蠢戰爭， 讓國家因此負債五兆美元。」 我們已經漸漸遺忘當年動員、鼓舞我們的是什麼樣的力量，又是什麼讓「西方」文明屹立不搖，也漸漸忘了自己到底為了什麼而奮戰。如果不努力記取另一半歐洲大陸的歷史、二十世紀另一個霸權的歷史，到頭來我們也會無法了解自己的歷史，無法理解我們的世界是怎麼樣變成現在的樣貌。 不止是我們自己的歷史。如果我們繼續遺忘另一半歐洲的歷史，我們對人類本身的了解也會產生偏差。二十世紀的每一場悲劇都有其獨特性，舉凡古拉格、猶太人大屠殺、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大屠殺、波士尼亞戰爭都是。 每一場悲劇都有不同的歷史、思想和文化背景，也都是特定環境下的產物，無法複製。唯一（日後也將）不斷重複的是人類互相殘殺、貶低、踐踏的能力，例如把鄰居視為「敵人」、把對手貶為寄生蟲或毒素、把受害者塑造成低等甚至邪惡生物，活該被監禁、驅逐或處死。我們越能理解不同社會如何把自己的鄰人和同胞貶為非人，越清楚知道導致每起屠殺和迫害事件的特定時空背景，就越能了解人性的黑暗面。 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讓悲劇不再發生」這樣的陳腔濫調，而是因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悲劇一定會再度發生。極權思想過去吸引了很多人，未來也會。消滅漢娜‧鄂蘭所謂的「實在的敵人」（objective enemy）一直都是許多獨裁政權的根本目標。我們必須釐清其中的原因，而古拉格歷史上的每段遭遇、每部回憶錄和每份檔案都是一塊拼圖、一部分的解釋。沒有這些資料，有一天醒來我們會發現，原來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出版《古拉格的歷史（下）：勞動工業營的瓦解（一九四○至一九八六年）》〈後記〉。 更多故事： 文明的豐美，是由無用累積而成：告別功利主義的哲學宣言 2015-11-12 09:00:43 1 【閱讀的島】黃哲斌：我們這時代的新聞與網路 2015-10-18 21:05:28 1 書的身分證──藏書票的小歷史 2014-10-12 20:03:36 1 中國、日本，以及圍繞著琉球的爭議 2015-04-05 15:52:41 1 法國人熱愛的王室八卦──18世紀巴黎的新聞與媒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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