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米塔葛旭（Amitav Ghosh） 在這片海域，只要你還想當海員，鴉片就關你的事：你會裝載它、運送它、販賣它…… 雙桅帆船朱鷺號，原本是販運奴隸的「人肉貨船」。在英國廢奴後，被改裝成鴉片貨船以投入熱火朝天的鴉片貿易，準備前往中國市場分一杯羹。然而前往中國前，它還要履行橫越印度洋前往模里西斯的最後一趟航程。在這儼然是十九世紀東方殖民史剪影的乘員身影中，朱鷺號的傳奇故事，就在四個船員、苦力、流刑犯與偷渡客之間展開。 編輯部：由於您的學院背景，加上《罌粟海》的歷史主題設定，許多讀者會以為這是一部嚴肅的小說，但讀過之後，卻發現您的筆調幽默，許多情節並頗富娛樂效果。那麼想請問的是，在學術研究之外，您是如何決定踏入小說創作領域的呢？ 艾米塔葛旭：我認為，關於小說最棒的一點就是，這是一種極度開放的創作型式。不像其他型式的作品，它容許你盡可能地奢侈與自由。小說能夠融合人類存在的各種面向；小說能連結極為多元的事物，例如釣魚與愛情、歷史與烹飪、災難與喜劇。後兩種在《罌粟海》中確實佔了很大部分。由於這部小說的主題如此嚴肅無情，因此如果沒有一點讓人輕鬆的成分，我想我是無法繼續寫下去的。 編輯部：《罌粟海》的內容背景承載了許多語言、社會文化與地理知識。請問您在寫作這本書的研究工作上花了多少功夫？您在研究中所找到最幽微隱晦的歷史資料為何？而您所受的民族人類學田野調查訓練在寫作這故事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艾米塔葛旭：寫這三部曲時我確實做了很多研究功課，但由於每天都能發現許多迷人的事物，因此我從不覺得這是繁重的工作。 對我來說，當筆下的角色每天都會為你帶來許多頭痛的問題時，研究工作就成了寫作中輕鬆的、有趣的那個部分。但有時當你偶然碰上一些古怪的細節或小故事，你會開始思考，然後某些意料之外的東西便主導了思緒。 比方說，當時我剛好讀到一個一八二九年某個富有的孟加拉地主以偽造文書罪被起訴的案子。他被查出有罪，並被判流放七年。某方面來說這只是背景資料─但也同時在我腦中激起一點火花，接著這個角色就浮現出來…… 我為這套書做研究時去了模里西斯，參訪了那裡的國家檔案館與一些圖書館。我也花了時間去英國格林威治的國家航海博物館參觀那裡壯觀的收藏品，但最棒的是因此學會航海的細節─這是超越我所有想像的難得經驗。 編輯部：您的作品經常以遷徙和移動為核心，在朱鷺號三部曲中更是如此。對於近期發生在中東、南亞與歐洲的難民潮危機，這個故事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訊息？ 艾米塔葛旭：人們因各種情況而流散至世界各地，這個現象一向令我著迷。但這並不是新鮮事─而是有其長遠歷史。 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對於世界這個面向的認知，很奇怪地，出現於我住在埃及一個小村裡的時候。在我的散文集《在遠古的土地上》（In An Antique Land），我是這麼寫的：這塊地區（這個村子）從來不屬於適合落地生根之處。它經常就像川流不息的機場入出境候機室一般，而這長遠的旅行遷徙歷史，實實在在地反映在這地區的「家族」姓氏上─例如「達馬士奇」（來自東地中海沿岸城市）、蘇達尼（來自蘇丹）以及艾爾─法西（來自西北非沿海）。 時至今日，在某些方面，遷徙一事仍與過去十分相像，但很多方面也已大為不同。以中東地區為例，美國介入與各地內戰再加上氣候變遷引起的長期乾旱而造成的災難，便在遷徙原因中佔了相當高的比例。 編輯部：大西洋與印度洋是朱鷺號三部曲的背景，那麼您對於與台灣及其原住民有著密切關連的太平洋有何想法？對於這個曾經有過許多不同帝國與文化的旅行故事（包括印度的移民工（例如斐濟群島的印度移民））的廣闊海洋，您在未來是否有相關寫作計畫？ 艾米塔葛旭：海洋故事一向是我喜愛的主題。小時候我對孟加拉灣的傳奇故事十分著迷，上小學後，著迷對象換作拉斐爾‧薩巴提尼（Rafael Sabatini）的海盜船長布拉德系列故事（Captain Blood series）。 梅爾維爾的作品始終是我的靈感來源，但我也喜歡讀十九世紀水手的旅行紀錄與日記之類的素材。現代文學中也有十分豐富的航海小說傳統：威廉‧高定（William Gerald Golding）的《啟蒙之旅》（Rites of Passage）、理察‧休斯（Richard Hughes）了不起的《牙買加颶風》（High Wind in Jamaica）、馬修‧尼爾（Matthew Kneale）的《英國旅人》（English Passengers）（徹頭徹尾的精采之作）、馬奎斯令人驚豔的《一個船難水手的故事》（Story of a Shipwrecked Sailor）以及巴瑞‧安華斯（Barry Unsworth）的驚人之作《飢餓之路》（Sacred Hunger）。 當然，梅爾維爾寫過大量與太平洋相關的作品，但我還沒有關於太平洋的個人經驗。 編輯部：您在牛津大學受教成為人類學家，長期以來，關於全球化現象與移民遷徙現象，人類學家也一直是最重要的論述者與理論家─此類主題也經常是您作品的關注焦點。請問您現在是否仍會閱讀人類學作品或與人類學家同行交流？ 艾米塔葛旭：就某方面來說，我所受的人類學家訓練對於身為作家有很大的幫助。我曾在埃及的一個小村莊住了一年，在這段期間寫下詳盡的日記，我記錄了與村民的大量對話以及周遭所見事物。這不但教會我如何觀察眼中所見，也讓我學會如何將原始經驗譯寫到紙上。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對小說創作者的最佳訓練方式，這也讓我的創作生涯在這些年後仍能穩定持續下去。我的寫作有很大部分受益於這樣的訓練。 直到今天，我仍然有著濃厚興致去觀察周遭世界、聆聽他人的故事、並在觀看與自己所在不同的世界時試著想像並加以理解。但同時，我也敏感地察覺到人類學的局限。我最主要的興趣是在人，包括他們的生活、過去以及困境。但在關切抽象與整體概念的正統人類學中，並沒有這樣的空間。 因此我很早就發現，我的思考方式與正統人類學並不在共同的基礎上，而小說是比較適合我的職業。我必須補充說明，當代人類學與我在1970年代所受的人類學教育已經很不一樣：現在的人類學家也在許多領域從事有趣的研究工作。我不敢說自己還跟得上這領域的最新思潮，但的確還是會與同行學者交流。 編輯部：您在朱鷺號三部曲中玩了大量的語言文字遊戲，在標準英語中摻雜大量來自不同語種的方言與洋涇濱式混種語言。使得本書對其他語文版本的譯者來說想必是個困難的任務。是否有人向您反應過這個狀況？您的建議又是如何？如今，《罌粟海》將譯為繁體中文，小說中也用到中文／粵語，您能否告訴我們，為了寫作朱鷺號三部曲，您花了多少心力學習中文／粵語？ 艾米塔葛旭：印度洋地區在語言上是個不可思議的豐富之地，因此我才會用諸多變種英語來讓讀者體會這個概念。我在為《罌粟海》做背景研究時，讀了很多十九世紀的船員名單。這些船員的組合經常極為多元，船上水手包括來自東非、波斯灣地區、索馬利亞、波斯、印度及中國的人。 我便不禁想道，這些被視為「船工」的人彼此間如何溝通。我想這對一艘遠洋帆船來說必定是十分迫切的問題，因為若是沒有清楚的命令，一艘船就無法運作─而這也是為何英語中會發展出一套航海術語的緣故。所以，船工究竟如何與長官（通常為歐洲人）以及彼此溝通？ 這問題困擾了我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某天，我在一份圖書館藏書目錄上偶然發現一本十九世紀的「船工語」字典。我從未在任何地方看過有人提及這本字典，因此大為興奮。而事後證實，這套混合了印地語、烏爾都語、英語、葡萄牙語、孟加拉語、阿拉伯語和馬來語的語言是極有用的航海術語。 就我個人來說，這套語言極為迷人，因為它融合了許多我成長時所使用語言的元素。另一個類似經驗，是我對中國南方貿易用語的興趣，這種方言被稱作「洋涇濱」。許多中國南方的方言就從這裡進入英語，比如：can do／no can do；或long time n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