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世祥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０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註一）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 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 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儘管如此，最令布洛克讚服的，這一代人不伐其能，對自身卓然成就謙卑以待，「整體而言，這一世代不因其犧牲，而對在政治、經濟、文化受益的後代，展現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們付出極多，卻絕少要求回報。 布洛克因此以《最偉大的世代》一書，具體描繪這一世代的人物典型，論述其共同特質。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人物雷根、甘迺迪、老布希及日裔聯邦參議員井上建（Daniel Inouye）；新聞工作者布雷德利（Ben Bradlee）、盧尼（Andy Rooney）；專欄作家包可華（ Art Buchwald）；電視佈道家葛里翰（Billy Graham）；洋基球星狄馬喬（Joe DiMaggio）；學者普尼（Martha Settle Putney，參戰黑人女兵）、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在前線後方為國家社會奉獻的男女眾生。 如果美國有最偉大的世代，那麼，台灣有哪一個世代最值得為它留下紀錄，乃至於與其他世代相比，稱得上偉大的世代？ 基本上，台灣較少以世代區隔不同時期的人群。 雖然有學者以匈牙利社會學家曼罕（Karl Mannheim）的理論，分析並歸類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戰後沉默消極的一代」、「七０年代『回歸現實』世代」（註二）；台灣通常只有從年齡粗略區分的老、中、輕世代，或借用西方的「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之類名詞，或以「草莓族」、「月光族」、「網路族」指涉不同的族群行為特性。更普遍的，只以出生年份按每十年區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的分類。 反而是對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台灣社會頗有共識，大都以「多桑」（とうさん，日語「父親」的音譯漢字）稱呼。 這一世代，跨越日本、中國兩個不同統治時期，他們在日本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出生，接受普及教育，後來經歷戰爭動盪、集體屠殺、專制鎮壓、歧視迫害，但他們不屈不撓，積極奮鬥，不但創造戰後經濟繁榮，也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要選最偉大的世代，多桑世代當之無愧。 對多桑世代的描繪，最有名的見諸電影。一九九四年，由吳念真編導的《多桑》，敘述在日本統治時期出生（一九二九、昭和四年）的多桑，一生的夢想是去日本探望小學的老師、看富士山及皇居，懷有子女難以理解的深厚日本情結，從未認同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經由蔡振南飾演多桑的這一部電影，吳念真嘗試從兒子的角度重現父親的一生；這是拜民主化之賜，台灣人民在電影銀幕首次看到有關老一輩身影的生動刻畫。 電影中的主人翁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從嘉義到瑞芳當礦工，結婚生子，六十二歲死於跟職業有關的肺病。多桑的勞動人民背景、普羅大眾生活經驗、與戰後世代之間的隔閡，加上吳念真述說故事的傑出能力，都使得這一關於多桑世代的傳記式電影，引起社會各方熱烈迴響，進而喚起對戰前台灣社會及那個世代的關注。 許多台灣人對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一輩、他們所生活的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社會其間所發生的變化，開始產生興趣，嘗試瞭解，甚至認真探索。 二００八年，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在所著《多桑的櫻花》（トオサンの桜）一書，把台灣於日本時代曾接受公學校（小學）教育，戰後依舊未曾忘卻日語的「日本語族」，如今是父親或祖父輩的台灣人，定義為「多桑」。（註三） 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之賜，這一台灣的「日本語世代」開始普遍接受現代教育，使得禮儀、守時、整潔、守約、誠實、公義、犧牲等青少年時代所建立的生活習慣與德行，相對較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身上。 除了經由生活與價值觀念教育，這一世代從小接受日語教育，青壯年之後，即使處於台灣從戰後全盤中國化的大環境，許多人仍繼續透過日文，接觸國際新知。 有如歷史學者周婉窈所說：「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以日語為教育語言，由於入學率逐年提高，最後終於造就了一個說講日語的世代。日語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它也是積極追求西方文明的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日語成為通向世界的窗戶。臺灣日語世代透過日語，接觸到一個美麗新世界。」（註四） 由於歷史的變遷，來自南島、中國、日本及西洋的文化，是構成台灣文化的重要元素，也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在多桑世代的言行生活中，得到最具體的落實與驗證。 例如，多桑在台語中引入日語，豐富了其語彙、生動及現代性：便當、壽司、味噌、沙西米、麻薯、歐吉桑、運匠、阿莎力、便所、看板、賣場、地下街、紅不讓、奇蒙子……，如今都成日常台語的一部分。（註五）同樣地，台灣文化、藝術、醫學的現代化，也是始自這一世代。 多桑一生，經歷台灣重大變遷。 日本時代，殖民地與宗主國國民待遇有別，台灣人是「二等國民」，在那個還談不上民主的時代，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常為爭取平等權利與當局周旋。 同時，二十世紀初葉，西風東漸，帶來了社會風氣自由。在日本，有「大正浪漫」時代，台灣隨後也出現思想、藝術等新潮，有如二００四年簡偉斯、郭珍弟導演紀錄片《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台灣社會景況：青春男女隨著舞曲節奏翩翩起舞，追求他們所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 日本時代是台灣邁向現代化建設的開始。連結全台灣的鐵公路，包括鄉間的私營小火車，建設高雄、基隆港，普設電信郵局等交通通信網路，嘉南大圳、日月潭發電所等農工基礎建設，外加人口、土地、林野普查，守時、衛生、紀律、法治等現代生活觀念建設，甚至首次投票選舉地方議員。 到一九三０年代，在台灣經濟社會邁向繁榮之路，多桑世代已享有現代人的生活水準。 日本從明治時代起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識字能力，並重視衛生醫療，以增進國家社會發展基礎，這一模式同樣推廣於殖民地台灣，多桑世代身受其益。這一有別於歐美國家先發展經濟、後社會福利政策的經濟發展模式，頗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Amartya Sen）推崇。（註六） 其後，多桑世代被迫參與軍國當局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許多人因此遠征海外，甚至戰死沙場。 在台灣，戰爭的衝擊也難以避免，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之後對台灣全面轟炸，北起基隆，南到屏東，全面遭到空襲，直到終戰。 其中，一九四四年的高雄岡山、一九四五年的台南及台北，受創最大；台北的「五三一大爆擊」，更造成三千人死亡，總督府、龍山寺、大稻埕天主堂，無一倖免。其間，台灣實施物資配給，民生艱困，多桑世代還須「走空襲」或「疏開」郊區鄉下山上。 終戰之後，多桑世代對轉變的新局面曾經有所期待。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多桑世代儘管歡天喜地迎「光復」，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從接收官員到「國軍」，卻與他們所期待的相差甚遠，許多表現讓他們瞠目結舌。 隨後，台灣不但輸入了中國大陸內戰的混亂與動盪，惡性通貨膨脹尤導致民生困頓；「狗去豬來」是許多台灣多桑世代的共同感受︰「會看門的日本狗離開了，卻來了貪吃不做事的中國豬。」（註七） 事實上，所謂「光復」，正是台灣進入黑暗時代的開始。在經歷陳儀等中國官員「接收變劫收」的蹂躪之後，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加上創全球紀錄的「白色恐怖」、「戒嚴」從此長期籠罩，直到蔣介石父子「當總統死而後已」，台灣人民才終於見到民主的曙光。據政治受害者謝聰敏統計，其間有兩萬九千四百多案件送移戒嚴法庭，涉案超過十四萬人，其中三、四千人遭處決。 多桑世代在其間苦難不斷。 二二八事件的九個月鎮壓屠殺，社會菁英慘遭剷除，生靈塗炭。即使到今天，這一台灣史上最血腥的政府暴力事件，仍然含冤莫白，「只有受害者，不見加害人」；不僅元兇共犯從未追究，還屢屢出現為加害者塗脂抹粉的竄改歷史逆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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