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渡 一九八三年秋天，陽明山上陽光燦爛，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冷。 我在圖書館裡，把古老的《台灣民報》找出來，一大本一大本的抱著，到窗戶邊的桌子上，就著斜斜的光，一張一張的翻閱，一頁一頁的尋找，所有與文化活動、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都不要放過。 報紙是如此的老舊，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在窗戶邊的桌子上，老報紙翻開的瞬間，那些夾在內頁裡，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一粒一粒，晶晶瑩瑩，像許多記憶的精靈，在空氣中飛舞。 古老的印刷字體，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微微模糊，依舊可以辨認。 「…且時間迫切，又降雨連綿，不得已演劇終止，而變易為文化講演，以免辜負民眾之熱誠，是夜雖大雨，而聽眾不下千人，其熱心可嘉也。翌夜七時起在媽祖宮內開該地有志者大懇親會，定刻，會員不論何種職業，冒雨紛紛而來會者不下千人，著席後，先由陳煌氏敘禮，次會員五分間演說，來賓演說，餘興有奏樂文化劇（彰化留學生文化劇團一行）第一齣演《社會階級》，第二齣演《良心的戀愛》，至十二時，劇畢，由周天啟氏代表一行述謝，連太空氏吟詩以為告別，最後郭戊已氏述文化劇之精神為閉會辭。當演劇中有柳川巡查部長正式臨監，而無持詳細之腳本，對照取締，亦能得平穩通過，可見當道之刁難證據充分也。」（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灣民報》）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時空，那時代的反抗熱情動人心弦：至十二時還未曾休息的演講會，在紛紛雨中觀看文化劇而不願離去的上千人的眼睛，如晶瑩之光，在陽明山秋日的空中飛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灣，台灣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據時期台灣戲劇運動」，只能靠著有限的資料，甚至從舊報紙中，拼拼湊湊，把無政府主義運動、黑色青年聯盟、張維賢、張深切等人的作品與行跡，依照時間，慢慢連結，構成一幅一九二０年代台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形貌。 從秋天到冬天，整個過程雖然很艱辛，資料也難尋又敏感，但重新看見歷史而開展的視野，尋找到台灣文化人心靈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輩，曾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曾參與如此深沉而壯烈的反抗運動，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會運動合流，一起脈動，那種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讓我常常獨自徘徊在陽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 然而，麻煩也來了。我找不到指導教授。 研究歷史的學者是有的，但他們不知道戲劇運動要如何著手；研究戲劇的學者是有的，但以傳統戲曲為主，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戲劇研究，實未曾有過。 幾度碰壁後，終於有一位老師指點我說，有此開創氣魄的學者，可能只有曾永義老師。所幸，在曾永義老師的指導下，順利通過論文和口試。 一九八六年之後，環保運動捲起台灣社會運動的浪潮，隨後的解除戒嚴、本土化，讓台灣史與台灣研究成為顯學。 然而，一如歷史所見證的，所有過度的壓制一旦放開，就會反彈到對立的一面，直到力氣耗盡，才會再平衡回來。由於戒嚴時代對台灣研究的壓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過度喧囂的吶喊」中，台灣、台灣史、台灣文化、台灣意識逐漸變成一種反抗的政治符號，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陽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種來自古老的情感與溫暖，而是一種缺乏溫度的、尖銳如劍的口號。 我知道有些什麼真實的情感正在失落，永遠也回不來了。 任何歷史，一旦變成政治符號，就失去了真實性；任何研究，一旦變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結論，就失去了探究的樂趣；任何理念，一旦變成政治的召喚，就失去思想的獨立，而只是動員的工具。台灣史的悲哀在於此。在統獨言論霸權的爭奪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脈故事，而是交鋒的利劍。 一旦成為利劍，即再無真實的考究，更遑論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憫，歷史的寬容。可失去了寬容與理解，歷史還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 例如：〈凱達格蘭大道〉。 當政者為了表示對威權的反抗，用〈凱達格蘭大道〉取代〈介壽路〉。但凱達格蘭人在北台灣的生命史，有人去關心嗎？那個曾經和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只是和我們隔了百年時空的人群哪，為什麼我們如此陌生？ 是以本書中，我特地選了〈最後的凱達格蘭人〉為開頭，試著用文學的筆觸，描述這個消失民族的歷史。 他們曾是北台灣最活躍的族群，像南島語系的民族一樣，幾千年前，他們流浪而來，定居台灣，有著自己的傳說和語言。直到大航海時代，來了許多漢族移民和歐洲人之後，逐漸失去生存空間；至清朝，終至於在山上的原住民與平地開墾漢族的夾縫中，艱難抉擇。他們無由自主，打不過山上的原住民，只能生存於平地，最後是「我族歸順清廷」，完全同化於漢族社會中。 許多「台灣民族論」者喜歡用血統論，來證明台灣是一個「新興民族」，有別於漢族，以取得台灣獨立的正當性。而其依據即是移民來台的漢族、不分閩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與平埔族或原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以此顯示通婚之後，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有原住民血統。如此就不是純種漢族。 表面上看來它尊重了、甚至認同了原住民的母系血統。但從凱達格蘭族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漢族不僅娶了他們的女性，同化了凱達格蘭族，連同他們的血統代表性都要據為己有，這樣，就可以號稱代表了台灣，擁有台灣。 明明是一個外來移民者，卻號稱代表這個土地的原來主人；不僅霸佔了土地，還要霸佔他者的民族代表性，這未免太過份、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國人，已經獨立了的國家，那些歐洲來的移民後裔，也不敢聲稱他們是新興民族，他們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統，所以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 寫作這一篇故事，是為了向這片土地上，台灣原來的主人致意。雖然他們已經永遠消失了，但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我們，還是要存著深深的感念之心。 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化運動時，我曾看見了台灣的反抗運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一九二○年代全世界左翼運動風潮同步，包括文化啟蒙、無政府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等；但當時我最感到好奇的是，會員高達兩萬多人的〈台灣農民組合〉甚至和日本的勞動農民黨、農民組合串連，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壓迫。 但這些活生生的反抗，卻很少在台灣史研究範疇之內。某些人更熱衷於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或者「日本如何在台灣辦了第一場博覽會」「建了嘉南大圳」之類的。 是直到二００四年認識日據時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公子──簡明仁先生，通過簡吉，我才了解農民運動的完整歷史。 簡吉，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創建者，組織起全台灣二萬四千農民，齊力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鎮壓社會運動後，他組織〈赤色救援會〉，協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屬，繼續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獄。光復之後，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維持政權輪替之時的台灣社會秩序，後來參與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組織「台灣自治聯軍」；二二八之後「潛行」於北台灣建立地下組織，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最後在恐怖時期被槍決。這整個貫穿台灣反抗史的過程，他全程參與。這大約是台灣人之中絕無僅有的一個。 然而，歷史總是冷酷中有溫暖，殺伐中有人情，毀滅中有希望。即是是反抗者，也充滿傳奇的故事。 日據時代農民運動的三大美人──簡娥，她的父親是西來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的同父異母哥哥卻拯救了當時被殺的日本派出所所長的兒子，那個兒子，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於台南，示眾數日而不得收屍的湯德章。 湯德章的媽媽是原住民，所以姓湯。簡娥與湯德章的命運交響曲，彷彿是台灣與日本命運交織的寫照。那複雜的程度，是任何編劇本的人都難以想像的吧。 當然，最複雜的是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的討論，已被簡化為外來政權的壓迫、族群的衝突、軍隊的鎮壓、清鄉的殘殺……。相關的真相已經很難冷靜討論。更麻煩的是它被去除了歷史的脈絡。 例如：台灣光復當時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當中華民國政府還未來臨前，誰來維持社會秩序？在政權輪替之際的無政府狀態下，台灣人從日本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如何開始一個新的生活？被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人懂得自主自治嗎？那時的台灣人有沒有對未來的夢想？ 如果不了解當時台灣社會，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會迅速從光復初期的充滿理想希望，迅速轉變為幻滅失望的歷程。本書中，我試圖從一九四五年《台灣新報》的新聞報導，來重建一個真實而貼近的生活的面貌。 然而，即使是隔了那麼久的「舊聞」，當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彈大轟炸的新聞時，那報導裡對原子彈的全然無知，日本軍方那種強自鎮定的分析的口氣，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悲憫。 世間之戰爭死亡，莫過於原子彈，而燃燒灼殺之殘忍，亦莫過於原子彈。可死者卻大多是日本百姓。那發動戰爭的日本天皇，可曾有一絲悲憫之心？ 一九四五年的台灣，有戰爭，有混亂，有歡欣，有悲傷，在政權轉換之際，那人間的容顏真是最難得一見的人性真實。 那一年確是值得「深深凝視」的一年。 然而，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是讓台灣從歡欣走向沈默悲情的轉捩點。有關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我後來發現真正採訪到當事人的報導非常少，反而各種以訛傳訛的誇大描述特別多。 因此，我曾做過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以當事人的口述訪問為主，重現當年場景。 最難得的是訪問到一個不可能的人：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受訪時她已七十多歲，回憶起和母親在南京西路一帶賣香菸的童年往事，以及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發之際，她所見的一切，依然歷歷在目。這給了我們一個真實的現場二二八，那才是當時最真實的記憶。 最不可思議的是，本該懷著被迫害的痛苦渡過餘生的林江邁，竟把她的女兒嫁給了陳誠的警衛隊長，並且得到家族的祝福。這一對夫妻走過幾十年歲月，患難與共，相扶相持，恩愛不渝，這大約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內幕吧。 在這本書中，我試著從報導文學的角度，來刻劃林江邁和她女兒的生命故事。 這個故事特別的重要，原因在於如果林江邁都可以拋棄恩怨，選擇自己的人生，為什麼後代的人還要懷抱著仇恨走下去呢？ 當然，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最重要的仍在除去歷史的斷層，還原歷史真相。 它有三個功課：第一，要從台灣光復初期的社會結構、經濟狀況、政治光譜等來分析，了解光復初期兩岸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才能看清二二八的結構性根源。第二，要了解日據時代社會運動的脈絡，才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台灣社會，也才明白是誰在二二八之時起了領導的作用。第三，二二八之後，台灣社會如何演變，如此大的全面衝突事件，竟可以因為軍隊鎮壓而澈底消失嗎？台灣人這麼容易臣服而不反抗？ 如此一追溯，我們就會看見二二八鎮壓後，伴隨著大陸社會主義革命而開展的地下反抗運動，是如何連結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清鄉，並影響後來的土地改革。 現在，這個脈絡大體被淡化甚至去除了，只剩下「外來政權壓迫」這樣的政治口號。但簡化的口號對我們理解真正的歷史是毫無幫助的。失去真實的歷史，只剩下政治口號的對抗，這樣的歷史，怎麼讓我們向孩子交待？難道，我們還要孩子帶著這種被欺騙的歷史，被扭曲的心靈，去走向一個仇恨的未來？ 重編本書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小時候，祖母形容一個父親的朋友說：他做人有情有義，總是靜靜的來看望，時間久了，才知是「有深緣」的人。 「有深緣」是一個微妙的台灣話。我已經很久未曾聽到了。 它形容一個人珍惜人情義理，交朋友久了，互相了解，才會有較深的緣份，這叫「深緣」。 我所感受的台灣人台灣史，是有溫度的，是父祖的生命與記憶。如此貼近，如此溫暖，但它需要一點時間去了解，去疼惜。它不是冰冷的劍，是溫暖的茶；是「深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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