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翊媗（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 你有想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台灣，是什麼樣子嗎？ 教科書上常常會提到的「開港通商」對於臺灣真的如此重要？你知道這段期間對於臺灣、或是亞洲而言，都是特別的年代嗎？你會好奇這段期間許多西方傳教士、商人，甚至是冒險家紛紛來到臺灣探險時，在探索的過程中，留下了什麼樣珍貴的手稿嗎？ 其實這些手稿在現今世人眼中正是那珍貴、別具意義的史料及第一手記錄。 這些年來，這些龐大的資料陸續問世後，本書《福爾摩沙大旅行》的作者劉克襄著手翻譯、整理了這些出產於1860年代以後的資料，帶著讀者們隨著這些西方人的目光進行一趟穿越時空的旅行。 這個年代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十九世紀末正值歐洲各國國內經濟蕭條，必須前往亞洲、非洲尋找新出路的「新帝國主義」時期。在亞洲國家廣大新興市場的誘惑之下，歐洲各國紛紛東來。1860年前後，英法聯軍的爆發與結束，迫使滿清政府開放關閉已久的港灣，讓歐洲各國勢力得以進入這個碩大的國度。 當時，隸屬於福建省底下的臺灣，也因此捲進了被迫「開港通商」的命運之下。 茶、糖、樟腦成為主導臺灣進出口貿易的經濟命脈，淡水、雞籠（基隆）、安平及打狗（高雄）成為新崛起的城市，洋行、領事館、西方教會等也紛紛進駐到臺灣，臺灣在此時躍上了國際舞台。 臺灣雖然面積不大，但北、中、南的地景乃至山區的神秘景觀，所呈現出的人文樣貌及風土民情，卻有著極大的差異，這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極具吸引力，於是他們紛紛沿著河流、越過番界前來探索這個未知世界。 在開港通商之前，對於臺灣的紀錄多為各廳縣的方志，或是文人的遊記、筆記，但這些紀錄大多是片段的、或是有著先入為主的觀念，無論對漢人或是原住民來說，皆非全面性的記載。 康熙年間開始不斷修訂番界，從一開始的土牛溝、立石為界，到之後乾隆時期的紅線、藍線等番界調整，雖逐漸對於沿山地區或是山地有初步的想法，但在那些不受政府重視的地區而言，仍就是一團迷霧。 開港通商後，許多的傳教士、領事人員甚至是西方的冒險家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一腳踏進臺灣的各個地區，從城市到鄉村，再從鄉村到山區，他們沿途記錄了他們的所見所聞，替後世揭開了清領末期臺灣的神秘面紗。 北台灣主要的記錄者為1866年的英國生物學家柯靈烏（C. Collingwood）、1867年的英國駐淡水領事柯伯希（H. Kopsch）及1881年的英國淡水海關稅務司韓威禮（W. Hancock）。柯靈烏及柯伯希這兩人來台時間相當，對於大台北地區的紀錄也相當詳細，柯靈烏所探索的河川為基隆河，他從今日的關渡開始啟程，連路經過今天的松山、內湖、汐止最後抵達基隆。沿途看到台北城的富商、平埔族群及漢人間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沿著河道兩側出現的多元物種，及富含礦產的傳聞。 相對而言，基隆河這條路線是清政府較不重視的航線，卻早在十七世紀西班牙、荷蘭人來台之時就已是貫穿大台北地區的重要水路。這條水路在沉寂了兩百多年後，再次因為外國勢力的抵達而再次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而大台北地區另外一條重要水路即淡水河（包含上游大漢溪及新店溪），這條水路的主要記錄者則是柯伯希。 他對於淡水河的探險分成了兩次，第一次是從淡水出發一路上經過今日的景美，再沿著陸路抵達汐止，再由基隆河走水路返回淡水。這條路是沿著今日大台北東南的沿山邊區進行探索，相較於柯靈烏而言接觸到了更多的族群，也看見了那個時代之下的族群衝突與合作。 第二次則是經過大嵙崁溪（今大漢溪）來到了台北及桃園的邊界，他親眼看到了腦丁如何在隘丁的保護下進入番界開採樟腦，間接呈現當時大嵙崁地區充滿緊張的「番漢衝突」。 然而就柯伯希而言，驅逐大嵙崁當地的高山原住民[1]是必要的，畢竟那裏充滿著無窮無盡的資源，他以漢人觀點的立場發言，相對於其他西方探險旅行家而言相當特別。 而韓威禮則是北台灣第一個進入居住於台北、桃園地區泰雅族（清代稱之為屈尺番）生活領域之人，他本身除了是關稅務司之外更是個業餘的植物採集者，因此他在台灣採集到不少物種加以記錄，其中有不少蕨類則是以他的名字做為命名。 韓威禮從艋舺（今萬華）一帶出發沿著新店溪朔溪而上，最終的目的地大抵而言來到了今天的烏來。她詳細記錄了與屈尺番打交道的過程，屈尺番的風土民情及相關習俗，並在離開之時感嘆的說著： 這個民族有著可愛的性格，他們的本質似乎不適合文明國家有秩序的工作，而其愚昧及淳樸竟到這樣的程度；他們願意將高貴的森林交換酒精，並永遠受著一個大膽而貪婪鄰人的欺負。沒有朋友，沒有援助，沒有同情，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孤兒。 而這段話，則在接下來劉銘傳的開山撫番，以及日治時期的兩個五年理蕃計畫中得到部分印證。 相對於上述三人所探索的地區多以平原及淺山地區為主，1872年馬偕（G. L. Mackay）及巴克斯（B. W. Bax）則是來到了沿山地區及更高的山區，他們面對的不再僅僅是平埔族社群或是漢人，而是更直接面對高山族群的威脅及衝擊。 他們由淡水出發，一路沿著沿山地區南下經過竹塹（今新竹市）後來到了獅潭一帶，那裏迎接他們的是，與北部泰雅族有著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賽夏族。 從這份手稿中看出，無論在台灣的哪個地方「漢番衝突」都是無法避免，也層出不窮，更可以看見在南庄這個地區族群複雜，居住於此的漢人、平埔族社群及賽夏族之間常有著矛盾、不信任與衝突。 1875年牡丹社事件爆發之後，清廷派沈葆楨來台重新規劃。沈氏在台制定了許多新的政策，其中一項政策對於原住民而言、漢人而言皆是最具影響力的——廢除番界。 也因不再有著「生番地」、「化外之地」這樣的分野存在，於是英國領事艾倫（H. J. Allen），以及1876年的英國商人柯勒（A. Corner）兩人所行走的路線不再是中短程的旅程，而是從淡水到台南，橫越了整個西半部地區的長途旅行。一個是由北向南，另一個則是由南向北，雖同樣是橫越西半部平原經過了今天的埔里，但這兩位旅行者所見所聞仍然有著許多不同的差異。 艾倫所經過的地區多為平埔族社群所在的地方，並透過當地平埔族人的保護下經過高山族群會出沒的地區，最後花了十九天的時間終於抵達台灣府（今舊台南市），並從這裡離開臺灣前往廈門。 而柯勒出於自己採集植物的興趣，則是由台南出發沿著沿山（舊番界）一帶的路徑北上，經過埔社、水社的生活領域（今埔里及日月潭一帶）及賽德克族的部落後北上，最終抵達大稻埕。 從這兩位旅行者的紀錄中可以看到，南投地區在1860年代番界廢除後，逐漸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停留站；同時，也可以看出基督教等勢力在此時便已進入山區，並已成為當地的一個重要的信仰。 南部地區可以說是台灣族群關係最多元也是最複雜的地區。 南部地區擁有當時的首善之都，更有一大片區域是在廢除番界後，才正式被納入清廷版圖的「化外之地」——多元且族群政治角力洶湧的地區。 一提起西方冒險家，便會想起的是1872年的英國攝影家湯姆生（J. Thomson），他在廈門遇見了當時在台灣南部地區傳教的馬雅各後，一時興起便從廈門來到台灣，並從台南一路向內山前進，一路上經過了今天的台南市及高雄的旗山、杉林、甲仙最終抵達六龜。在他的手稿及照片中，記錄下了當時「惡地形」的樣貌及當地的人文風情，為現在的世人保存了許多當地平埔族人的身影。 1874年的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 B. Steere）則是從打狗一路南下到達屏東萬金，更因其為密西根大學博物學教授的關係，他的台灣之行更具意義。史蒂瑞可謂是第一個使用科學方法與原住民族群接觸的外國學者。 他從打狗出發，經過埤頭（今高雄鳳山）過夜，隔天出鳳山縣城，抵達今日的萬金天主堂，沿路上他所經過的村落，皆為客家庄與平埔族群。從他的觀察中可以知道，當地的土地貧瘠，許多生活物資需要靠交易的方式取得，而當地住民的交易對象則來自大武山的原住民部落，這些部落以現今的族群分類來說，屬於排灣族的部落。史蒂瑞於此觀察到排灣族的石板屋和許多排灣族的祭儀與禁忌。在與排灣族的頭目交談過後，他離開部落回到萬金庄再返回打狗，結束了他這一段大武山之旅。 最後一位登場的旅行者，則是於1875年隨著清朝官員周有基進入恆春半島地區的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畢齊禮（M. Beazeley），他前往恆春半島的主因是因為羅發號事件[2]發生。清廷在外國勢力的壓迫下，必須在恆春地區建造燈塔（即今鵝鑾鼻燈塔），因而委託他前往恆春半島踏尋。 在他的眼中，恆春半島就像隻魚。他從旗後出發經過屏東楓港抵達車城，再由車城出發前往牡丹社，最後經由牡丹社、旭海、射麻里最終到達鵝鑾鼻。在這趟旅程中，他看到了族群衝突的景象。相較於其他旅行者而言，可說是更加驚險刺激，最後在官員和嚮導的保護下，回到打狗，結束了十一天的旅程。 186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不論對於中國或是臺灣而言，都是一個可能隨時風雲變色的時代。 許多外國旅行者在此時來到臺灣，展開他們口中的冒險，除了書中所收錄的旅行者外，其他像是李先德（Charles W.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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