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行旅者的世界史」上回講到荷蘭商人如何藉由國際貿易網絡，將亞洲的瓷器、漆器、絲綢與寶石帶進歐洲人的家庭。這些由亞洲遠渡重洋而來的新奇物件，如何影響荷蘭的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科學家及收藏者的眼光，進而形塑出觀看圍繞著這些物品世界的新方式。這集下篇將從阿姆斯特丹的舶來品商店講起，環繞著荷蘭東印度商店的物質性設施、利潤、物品知識和東家的背景。 上篇由此去→博物館中的亞洲意象：荷蘭黃金時代的異國風華（上） ※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商店 〈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商店〉這章的前言寫得相當精采，Jaap van der Veen從社會史的角度介紹阿姆斯特丹的舶來品商店，這種店主要販賣來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物品（圖九）。1662年時，有位住在海牙的Adriaen van der Goes接獲住在維也納的兄長來信，要求幫忙替當時奧地利的著名將領兼收藏家的Archduke Leopold Wilhelm（圖十）購買一些珍貴商品。這封信透露出當時的這些買賣不是在海牙，而是在阿姆斯特丹。其中購買的物品清單包含有瓷器、漆器、瑪瑙、餐具、熱帶樹木、異國貝殼、活的紅鸚鵡、天堂鳥、名貴織布、藤手杖，甚至還有茶以及可可。 他所購買的這些物品都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由亞洲運來。例如來自印尼帝汶島的檀香木可以做成各種香製品；瓷器及漆器來自中國及日本；而稀有美麗的天堂鳥則捕獲自新幾內亞。Adriaen van der Goes所進行的生意都是透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Pieter Ruttens。但我們不確定Ruttens在阿姆斯特丹是否擁有一間販賣舶來品的商店。但當時在阿姆斯特丹，上述許多物品已經可以在專門店裡買到。 ※商店的經營內容 然而，歷來有關這些物品的分布卻少有學者提到，更不用說販售這些舶來品有舉足輕重的東印度商店。就連詳細討論亞洲文化對歐洲影響，於1965年就出版的權威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也幾乎沒有提到這些物品。Jaap van der Veen還提到，當時有許多資料記載在阿姆斯特丹出現的東印度商店，談論的內容包括商店的特色、經營者及經營方式。有些資料則透露出是哪些商人在買賣這些貨物，或者是特別談瓷器的販售者是哪些人。其中目前可考的瓷器銷售者至少有二十五人，他們早從1625年之前就已經在經營這項買賣。東印度公司的舶來品商店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現，這在十七世紀初期的荷蘭或許是種新現象。但在其他地區，卻早有先例，像是葡萄牙的里斯本，在十六世紀中葉時就有一條街集中販售亞洲奢侈品的情形。同樣的，阿姆斯特丹也有這種類似情形，在Pijlsteeg的商貿大街Warmoesstraat約有十四間這種亞洲舶來品的商舖。 十七世紀初期，Barend Jansz. van Kippen是當時最重要的東印度商品貿易專家。他有個 “Porceleyn”的外號，這來自於他所經手的商品多為亞洲瓷器。有一回，Van Kippen被一位知名收藏家的遺孀找去鑑定屋內私人財產的價值。這些物品包括有來自亞洲的瓷器、漆器及各種珍奇物品，像是由黑檀木製成的小木桌，鑲有珍珠母的紅漆器，以及各種武器如土耳其軍刀、東印度的盾牌、爪哇的匕首；或者是東印度的繪畫、陽傘、鍍銀的模型中國船，以及大自然的物種如天堂鳥、異國貝殼等。此外，他也曾被某將領委託代為物色瓷器，以作為贈送給鄂圖曼土耳其蘇丹的大禮。從這點來看，Van Kippen可視為是擅長辨識上述珍貴亞洲物品的專家。然而，對於許多與東印度密切聯繫，直接進行鑽石貿易的猶太商人而言，這種交易類型充其量是二手的活動（圖十一）。 ※店主的背景 Van Kippen在文獻中，常被描繪為一位磁器銷售者或者東印度物品的貿易商人，但卻不曾被稱呼為「店主」（shopkeeper）。一直要到十七世紀中葉，「店主」這個名稱才被視為是專業的稱號。當時資料顯示，最早這名稱的出現要到1652年時，文獻中提到與Andries Marcuze買的一棟房子有關。他與其妻經營一間商舖座落在Pijlsteeg商貿大街（圖十二）。雖然有資料顯示買賣磁器是他們的主要活動，但由於沒有遺產清單，我們現在很難知道是否店內的物品僅限於磁器。可知的是，他曾經有過一筆4800個茶杯的大訂單。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在十七世紀前期，已經有東印度的商店出現。例如，1638年時，法國國王的母后Marie de Medici（圖十三）曾經拜訪這些商店，並詢問過店內櫥櫃中磁器的價格。在此之後，有些旅遊資料也透露出這些商店特色，例如英國著名作家及日記作者John Evelyn曾在日記描寫他的海外之旅時，說到他曾逛過阿姆斯特丹的商店，裡頭擺滿東印度商品及異國珍稀動植物，最後他買到的是一些貝殼及東印度的珍貴物品。 ※經驗的傳承 究竟這些東印度商店的店主是如何擁有這些珍奇物品的知識呢？ 本章作者認為上述這種零售業一旦出現於十七世紀初期，就有可能透過東印度商店的店主或貿易商習得相關知識。有些人可能是在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任職期間，或是在那裡經商期間取得經驗。文中舉出Aernout Steen的例子，他於1657年時曾在巴達維亞待過，接受打算前往安汶的人委託，要求帶張東印度的櫥櫃回荷蘭。這種在巴達維亞所累積的經驗，必定有助於他日後在阿姆斯特丹的商業活動。有些東印度商店的老闆則透過紡織業樹立他們的專業。像是Jan Buijs，原本賣棉花為生，之後成為一位專門經手東印度商品的商人；到他1665年過世時，都一直待在阿姆斯特丹Pijlsteeg的東印度商店 一旦當阿姆斯特丹的這些物品零售業成長到一定階段時，店主就能夠傳授他們的經驗給其他人。這種和想要學習經商之道的學徒簽訂契約的習慣，源起於十七世紀後半葉。像Bartelt Jansz. Bruilnvis，是一位經營印度貨物的商人。他在1664年時雇用一名十六歲男孩，答應會傳授所有關於經商的大小經驗，這時間前後長達六年。有許多店主在當時則有女性助手在店後頭打理一切，偶而也會幫忙記帳。 至於哪些人是上述商店的顧客？這一章也有所探討。事實上，由於這些商店的帳簿上並未註記顧客的身份資料，所以要很明確地知道這些人的背景並非易事。作者認為從交易的內容都是奢侈物品，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人多屬於有錢的中產階級。然而，顯而易見的是，東印度物品的買賣不再只侷限於這一小搓人，而是有日漸普及的現象。這情形或許就像巫仁恕教授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中所說的，晚明的消費行為有從上而下擴散的現象。 ※舶來品的利潤 這些從亞洲傳入阿姆斯特丹的舶來品的利潤有多少？Jaap van 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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