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羅琳．芬寇爾（Caroline Finkel）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在托普卡匹宮外院的居爾哈尼（Gülhane），亦即「玫瑰亭」，蘇丹阿布杜梅西德頒布所謂的居爾哈尼文告（Gülhane Edict），正式開啟所謂的Tanzimat，亦即「秩序重整」時代。隨著環境的需求，馬哈茂德二世（編按，阿布杜梅西德的父親）的改革方案繼續推動；居爾哈尼敕令其實是在公開宣布，舊有的方式已經使帝國無法適應新的時代，同時也清楚聲明晚近以來主導司法與行政變革的理念架構及其未來的方向。雖然是由上而下強塞給人民，此一文告卻代表一項宣言，蘇丹及其政府承諾與其子民建立一種合約式的夥伴關係。影響及於全體，並有待全體人民一致的同意。文告之傳達，包括透過新的媒體——政府公報 Takvîm-i vakâyi——傳達給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和以傳統方式由行省總督及副總督在帝國各鄉鎮城市的公共廣場公開宣讀。 文告由外交部長穆斯塔法．列西德（Mustafa Reşid）帕夏宣讀，蘇丹及眾大臣、教士與外交使節俱皆在場。敕令開場，譴責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因未能守住聖律國法致使鄂圖曼帝國由盛而衰——已至必須痛下針砭之境，接著又說，唯有透過良善之施政，以生活安定、榮譽與繁榮至上之原則為基礎，實施新的賦稅及軍事措施，方足以保證生活與財產之安定，爭取人民對國家之效忠；新的賦稅來源將取代收稅權，「邪惡的獨佔事業最近已經由政府自由化」，建立公平的稅制，其所得則由法律加以規範——以陸軍及海軍之所需為最大支出；軍隊的動員也將加以規範，力求公平分擔，服役年限則訂為四至五年。有史以來第一次，所有這些原則普施於所有鄂圖曼子民，不分穆斯林與非穆斯林。貪汙腐敗危害官箴，將嚴訂刑法懲罰，凡有於法不容者不分對象按階論處。結論承諾徹底改革施政，並由鄂圖曼全體人民及友邦共同監督。文告強調，堅定且明白地遵守伊斯蘭律法，依此所訂之律法也都將以此為依歸，蘇丹選擇在聖蹟殿（Chamber of the Holy Mantle）當著高階教士及官員的面宣誓力行，更是象徵性地表明了基本的宗教精神。 按照慣例，新蘇丹都會發表文告闡述施政方向，阿布杜梅西德自不例外，而且是即位之初四個月內兩度發表，像這樣一篇接著一篇密集為之極不尋常，而且時機絕非巧合。說來這中間有其背景：蘇丹馬哈茂德雖然勵精圖治改革，但一八三○年代末期的內外交逼——特別是穆罕默德．阿里與列強覬覦的威脅——使鄂圖曼陷於完全的被動。如果說一八三八年的巴爾特里曼尼協定，是鄂圖曼為英國協助解決穆罕默德．阿里問題必須付出的代價，那麼，居爾哈尼文告就是為更長期保住此一為圖自保的支持所付出的代價。事實上，秩序重整是由馬哈茂德在位的最後幾年發動，但阿布杜梅西德的居爾哈尼文告則是向歐洲列強表態，鄂圖曼的現代化是要來真的。他把帝國內在那股再生的力量展現給列強看，讓他們感受到帝國平等參與的決心與能力，邀請他們表現支持鄂圖曼改革努力的善意，同時，對他們對蘇丹非穆斯林子民理直氣壯的關心，展現接納的意願。 蘇丹阿布杜梅西德繼位時年僅十六，具體呈現在居爾哈尼文告中的改革方向—十分不同於他父親的——一般都認為出於列西德帕夏之手。列西德帕夏神學院出身，後來轉任民政官員，對國際政治也頗有歷練，穆罕默德．阿里父子危及帝國時，曾經參與和他們的談判，也曾出任巴黎及倫敦大使。任職倫敦期間，在鄂圖曼與穆罕默德．阿里的對抗上爭取到英國的協助，這項成功在與他關係最密切的改革派中形成一種親英觀點。 列西德受到重用，引進英國的影響力，隨後展現於鄂圖曼的立法中，大有壓倒文告的本土觀點之勢。列西德固然在文告的草擬插了一手，宗教高層也參與甚多，其過程中顯然預留伏筆，表明其中並無牴觸伊斯蘭律法，排除了交付司法裁決的審查程序。蘇丹本人由其母親及太傅一手教養，成長於正統的伊斯蘭環境，登基文告中不僅自稱是「統領地表的信神哈里發」，而且宣稱，對於日不五禱、未能信守宗教義務之人絕不寬貸。他寫信給大維齊爾：「哈里發的地位既屬祖傳亦屬天命……我人皆望至高的伊斯蘭律法遍行於地上。」如同他的先人，他也是虔誠的托缽僧教派，屬於奈克什班迪教團的哈里迪派（Halidi）。不同於拜克塔什教團，哈里迪派以信守神聖律法知名，追隨者以統治階層中的保守派為主；一如奈克什班迪教團與梅夫拉維教團，受惠於一八二六年拜克塔什教團之遭到貶抑。在大馬士革——哈里迪派創派人哈里德．巴格達迪（Halid Baghdadi）陵墓所在地——一八四○年代初期，阿布杜梅西德建有一棟大宅及托缽僧修院。其為人言必篤信，行必虔誠——一八五一年，下令在伊斯坦堡的法提赫區（Fatih）建一清真寺，安厝先知穆罕默德另一件聖袍（第一件安厝於托普卡匹宮）——在居爾哈尼文告中表現了一種理解：為追求更具活力的國家，改革必須不斷進行，但應以伊斯蘭律法的架構為基礎。 鄂圖曼帝國歷史上每次改革的努力都曾引發反彈，但反制的力量一向是純粹的內政問題，居爾哈尼文告的發展卻把鄂圖曼的內部緊張帶進了國際舞台。關於文告的節奏與調性，為回應外界的壓力，政府把改革的進程攤開來給外國監看，如此一來，乃突顯了基督教歐洲與伊斯蘭鄂圖曼之間巨大的觀點差異。至於改革的本質與速度更是意見紛呈，複雜萬端，再加上歐洲列強的要求各不相容，又都吵著要獲得滿足，內部矛盾的解決也就變得更加困難。 乍讀之下，居爾哈尼文告有關行政與財政的改善並沒有什麼特別。但話又說回來，其中有一個新的向度，強調要在法律上提供一個行政改革得以落實的架構，這反映了馬哈茂德的目標：非個人的、理性的決策應該取代神意或蘇丹無規則可循的一時旨意。一八四○年，透過一部通用刑法法典，同年收稅權制度廢止，至少理論上如此，實際上，立法者的目標並無法充分落實，十九世紀初葉仍然盛行。但秩序重整在整個帝國的推行並非十分順利。執行改革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財政破產、惰性加上抗拒、基礎建設不足、人民普遍未受過教育，以及廣土眾民造成價值傳播的困難，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利改革。 居爾哈尼文告所產生的不安，大部分的癥結在於整個社會的表面運作，新舊重疊的領域還是按照鄂圖曼社會的傳統方式在操作，日常生活仍然受制於每個人在各自團體中的傳統權利及義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鄂圖曼的社會環境中並不是那麼容易消化吸收，關鍵在於伊斯蘭本身就把三種不平等奉為神聖不可侵犯：其一是，信神者與不信神者；其二是，主人與奴僕；其三是，男性與女性。信神者與不信神者的不平等是所有伊斯蘭社會的基本架構，此外，鄂圖曼社會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區隔——免納稅者與納稅者——現在雖然已經模糊，但過去也曾盛行一時。儘管在鄂圖曼許多生活領域中最重務實與妥協，因此，這些區別並不見得隨時隨地都在強制執行，但這樣公開喊出平等的原則，對鄂圖曼的子民來說，多數人還是難以心平氣和面對——更何況，要是沒能做到或做得不夠還要受到外國的譴責，這樣的新政策實在令人很不舒服。 在鄂圖曼社會中，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最明顯的不平等就是後者要繳納人頭稅。要廢除此一重大的區別絕非一蹴可幾，縱使行政上已經做成變革，仍然需要伊斯蘭謝赫頒布司法解釋令。將非穆斯林的地位提升和穆斯林平起平坐——也就是免除非穆斯林的人頭稅——勢將造成國庫收入的重大損失，何況在穆斯林國家，這是與非穆斯林為「次等階級」的原則相違悖的，因此，「平等」一旦生效，毋寧是把穆斯林降級到非穆斯林的地位；穆斯林農民和非穆斯林農民一樣，也要按照他們土地的價值繳納累進稅了。有些新的規定，旨在將稅收中央化及制度化，以消除原有的弊病，減少人民所遭之剝削，但比較貧窮的穆斯林卻不喜歡這種定期以現金繳納的稅制，以前，他們雖然要繳納多種不同的稅，但有些可以實物替代，另有一些穆斯林群體更是長期以來享受免稅——為國家從事特殊服務可以抵稅——但如今都要繳稅了。 一如所料，鄂圖曼的基督徒及關心他們的歐洲人，無不熱望早日廢除把非穆斯林打成次等階級的不合理律法，在他們心目中，只要人頭稅繼續存在，就違反秩序重整的平等原則。歐洲的媒體完全不顧鄂圖曼和任何國家一樣是需要稅收才能運作的事實，大肆討論秩序重整的缺點，對其稅制的本質尤其不滿。至於帝國的猶太人口，相較於基督徒，他們的抱怨比較不容易聽到，因為，在鄂圖曼的內政事務上，他們背後沒有列強撐腰——儘管一八三○年代英國曾經想充當鄂圖曼猶太人的保護者，一如俄羅斯之於東正教徒及法國之於天主教徒，並曾想在巴勒斯坦及敘利亞移民中安置猶太人。相較於鄂圖曼境內的基督徒群體，由於人數較少，加上分散太廣，鄂圖曼當局並不把猶太人視為國家的威脅。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了表現多元化，比照對待東正教及亞美尼亞人的原則，政府在一八三五年首次任命一位猶太長老。但這項任命反而引起了猶太教的不安，他們不願意承認這樣一個凌駕一切的角色，起初對之抱持懷疑態度，久了才逐漸接受。 一八三○年代，鄂圖曼西邊與塞爾維亞相鄰的尼什地區爆發一連串暴亂。塞爾維亞領袖米羅斯．奧布倫諾維奇（Muloš Obrenović）不但不支持叛亂團體，反而技巧性地配合鄂圖曼當局的行政改革。但沒想到他卻在一八三九年退位，由年僅十六歲的親王麥可（Michael）繼位。兩年後，稅制改革實施，麻煩跟著出現：地主都是基督徒，農民則是穆斯林及基督徒都有，但全都不滿意新的稅率，更痛恨許多理論上已經取消的稅卻仍然要他們繳納。尼什地區基督教農民派代表去見麥可．奧布倫諾維奇，當時還沒有太強烈的獨立想法，只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一份陳情書上這樣說：「人民並不是要反叛蘇丹的合法政府，只是希望居爾哈尼文告的善政能夠早日充分付諸實施。」但地方上的抗拒行動一旦聯合起來，鄂圖曼的地方官調動阿爾巴尼亞部隊——穆斯林——前來平亂，暴力鎮壓，直至伊斯坦堡介入。鄂圖曼的東正教徒暗示不惜一戰：俄羅斯出面抗議，伊斯坦堡適時派出一個委員會，調查問題的癥結。鄂圖曼政府認為，是塞爾維亞的領袖在鼓動騷亂，但又擔心這類和稅有關的抗議在這樣敏感的地區會產生連鎖效應，擴大不安，乃決定安撫基督徒，將他們被阿爾巴尼亞非正規軍逮捕的同胞贖回，補償他們遭到搶走的牲口及其他動產，分錢給受到暴亂波及的人；漸漸地，逃難的人返回家園。 此一事件等於公開顯示，改革雖然尚未完全落實，對多數高層官員來說卻已經走得太遠太快，對老百姓來說更是如此，結果導致外交部長列西德在一八四一年三月去職，至於背後的主謀則是穆罕默德．阿里，他把前一年所簽訂的黎凡特和平公約怪罪到列西德頭上，賄賂他的政敵拉他下台。政府當時掌握在保守派手中，內閣一致決定許多新措施應該撤回，結果徒然導致混淆。造成列西德下台還有一個因素，教士階層不贊同他採行的一項商業法；這項法案以法國模式為基礎，完全不符合伊斯蘭律法的規戒，處理的是合夥及破產等問題，因此，不久就予擱置。 改革是要花錢的，蘇丹馬哈茂德深知這一點。他採取的政策是貶低幣值，結果導致鄂圖曼史上通貨膨脹最劇烈的時期。使用廣泛的銀幣庫呂（kuruş），一七八九年至他一八○八年即位那一年，幣值從未變動過，但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間卻貶值了百分之八十；貴重金屬中，金幣減少，不到百分之二十。貶值分兩個時期，一在一八○八至一八二八之間，另一在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一之間。第二個時期包括一八二八至八九年的俄羅斯戰爭及隨之而來加諸鄂圖曼的賠款負擔，貶值得更快。一八二六年把禁衛軍解決了，除掉最反對錢幣貶值的勢力，此第二階段大體是成功的，使國庫在履行其功能上處於較佳的狀況。 但光是貶值並不足以應付長期的財政短缺，政府積欠加拉塔（Galata）貨幣經紀商大筆債務。一八四○年，一項從未嘗試過的金融工具出現，紙鈔開始採用。但在性質上卻類似長期國庫券——八年後可以贖回，過渡時期利率每年百分之十二．五——僅在伊斯坦堡流通，而且會被偽造，一段時間才逐漸接受，當成相當於硬幣的交換媒介，一如政府預期，對國庫的增加頗有助益。一八四四年，金銀交換訂定固定比值，這也有助於穩定幣值。這些年中，鄂圖曼的類似創新作法，靈感均來自埃及。 一八四一年去職後，列西德帕夏重返巴黎擔任大使；一八四五年奉召返國，再度出任外交部長，次年出任大維齊爾，任期時斷時續，直至一八五八年去世，任期在當時算是極長，而且是在馬哈茂德二世時降級後又東山再起。年輕的蘇丹阿布杜梅西德很花了些時間才建立起自己的權威——隨著秩序重整推行所產生的問題，情況尤其如此——但有列西德的輔佐得以確立地位推動改革計畫，一八四一年保守派得勢才半途而廢。 列西德帕夏外放期間，一八四三年政府採取了一項措施，調查帝國的農村狀況，藉以了解中央政府在各省的潛在資源。再度受到重用之後，他展開更多的改革，特別是在法律及教育的領域——同時服務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商業法庭一八四七年成立；一八五○年重修以法國為範本的商業法，取代九年前造成列西德帕夏下台的舊法，並成立教育部設立普通學校，供十至十五歲男童就學。這些建設雖然有利於國家的長期現代化，但不是以伊斯蘭的規範為基礎，不可避免地會與仍然在運作且無法輕易打破的傳統制度有所牴觸及衝突，因此，創新之舉仍屬少數。 儘管有所改革，但農村地區的改變緩慢。擁有龐大家產的地主絕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但卻頤指氣使以遂一己之私，深知要破壞改革大業易如反掌。於是，一八五○年，一場事變在多瑙河地區的維丁爆發，情形與其他地區如出一轍。此間的地主對於強迫勞役廢止一事深感憤恨；所謂強迫勞役，是指穆斯林地主有權驅使基督徒佃戶服勞役。此一制度一八三八年廢止，但事實上仍然繼續，農民動輒要從事沒有報酬的苦役。武裝農民起而反抗，地主於是陳情，政府的回應則是強調勞役的確已經廢止，事情應由地方自行解決。但話又說回來，這類爭端通常是交付地方議會討論，但提出陳情的地主卻佔議會多數，問題的解決往往有利於地主，情況並不會有太大改變。跡象顯示，關於維丁的事件，俄羅斯及塞爾維亞的態度就已經是一種警訊，毫無疑問地，維丁的動亂實際上是在訴求保加利亞脫離鄂圖曼帝國獨立。事情演變至此，鄂圖曼統治階層樂觀地以為秩序重整調整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基督徒少數族群的騷亂就此可以平息，顯然是錯估了形勢。 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列西德帕夏尚未復職大維齊爾之前，居爾哈尼文告中最引人爭議，但卻也是鄂圖曼新平等政策最關鍵的一項主張——徵召非穆斯林入伍加入帝國戰鬥部隊——卻搖搖擺擺地上路了。伊斯蘭謝赫做出解釋，聖典並無禁止非穆斯林服役，徵召他們入伍的理由充分——帝國缺乏兵源，基於各種原因，光是戰場捐軀，穆斯林的人口相對減少。內閣的評估是，徵召非穆斯林服役是否僅限於陸上部隊比較好，因為與穆斯林水兵和平相處於同一艘船上不太可能。但不管怎麼說，到了一八四三年，必要的規章制度定案，一八四五年及一八四七年，徵召基督徒入伍海軍上路——即使當時當權的並非改革派。政府嚴格規定軍官不得苛待服役者，但英國卻抱怨並擔心下一步就是徵召基督徒入伍陸軍。一八四八至五一年間，未再徵召基督徒水兵；一八五一年，許多馬其頓基督徒逃避入伍海軍，逃往伯羅奔尼撒，在特拉布宗，基督徒則設法弄到文件甚至護照，表明他們受到希臘及俄羅斯領館的保護。在這方面即使做出讓步，例如讓入伍海軍的基督徒至皇家造船廠服役而不必上船，也無法解決此一難題。 為改革而實施的新法雖然屢遭挫折，支持居爾哈尼文告的鄂圖曼改革派卻愈挫愈勇，在他們心目中，自己也是世界新秩序的一份子，是和歐洲列強平等的夥伴，是一種共同參與十九世紀世界博覽會這類重大活動所象徵的平等。鄂圖曼與英國關係之密切，特別是列西德帕夏與兩度出使伊斯坦堡的大使史特拉福特．坎寧（Stratford Canning）——分別在一八二五至二七年及一八四二至五八年——之間的結交，無疑鼓勵了鄂圖曼抓住機會參與第一次的這類活動：一八五一年在倫敦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另外也參加的世界博覽會包括：一八五五與一八六七年，巴黎；一八六二年，倫敦；一八六三年，伊斯坦堡；以及本世紀後來的幾次）。至於參加的目的，根據一份官方聲明，是要展現鄂圖曼土地的產品及鄂圖曼人民在農業、工業、藝術及工藝方面的能力。大約有七百多名製造者展示了他們的產製品，特別是來自半獨立的省份埃及和突尼斯還獲獎。 從一八三九至一八五三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前的這些年，對帝國來說，是一段熱切擁抱外在世界的國際和平歲月。製造業及農業方面，先進技術不斷引進，提升了國內及國外市場的產值。國際貿易上，外國商人獲得在帝國內的自由貿易權，加上獨佔結束，使鄂圖曼成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本文收入《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奧斯曼的黃粱夢（全三部）》 內容簡介： ◎人類歷史的瑰寶 由迷霧夢境中冉冉崛起的帝國史詩，橫跨三大洲，穿越七個世紀，世界史上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帝國之一。 ◎第一本完全呈現鄂圖曼帝國的書 探索中東問題的根源，打破西方與穆斯林之間相互認知的鐵幕，任何希望瞭解現代世界的讀者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更多故事： 費滋傑羅、大亨小傳與奢華的美國爵士時代 2015-09-23 08:59:49 1 【舊物的故事】Wedgwood：古董瓷器中光陰的痕跡 2015-05-27 16:43:57 1 胡川安：日式咖哩飯的誕生（下） 2015-09-15 10:39:13 1 【認識古埃及系列之完結篇】希臘羅馬時代（332 B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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