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偉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去年由八旗出版的《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中日滿糾纏不已的「東北」如何左右近代中國》譯自於2013年出版的《真実の満洲史（1894-1956）》，由日本內陸亞洲史專家宮脇淳子博士執筆，其夫東洋史耆宿岡田英弘教授監修，且為稍早於2011年出版的《真実の中国史（1840-1949）》（中譯版為《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姊妹作。 在臺灣，關於滿洲國歷史的讀物，多半為學術論文，或是專書篇章，但專著極少。近年來獨立作家出版社發行了一些相關著作。[1]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書譯者—郭婷玉小姐認為應該視本書為「受日本右翼史觀影響下的滿洲史」，並當作認識滿洲歷史的起點。[2]而這或許是個立場過於偏頗且鮮明的起點，後文還會詳加說明。 作者認同日本右翼團體的主張，試圖對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左翼史學界對本國的侵略、殖民擴張以及戰爭罪行的批判，進行反駁與修正。她認為，這是一種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史觀和中國春秋筆法所影響的「自虐史觀」（第30頁），反映的是中、美、英、俄等戰勝國的歷史認識。 因此，她要提供的是「真實」的滿洲史──個避免道德評斷，僅對已發生事件進行前後連貫說明的歷史（第23頁）。 作者批評過去日本的滿洲國研究最大的問題是，忽略滿洲這塊土地以及活躍於其中的人們，戰後回到日本所帶來的影響。她主張應該要將滿洲史和臺灣、朝鮮等地的歷史，一起作為日本史的一部份來看，甚至要連周邊的蒙古與中、英、美、俄等國放在一起，從世界史的脈絡來加以討論（第28–32頁）。 我也同意這樣的取向，而就內容而言，作者也確實達到前述的目標，包括共產國際、韓國三一事件、國際聯盟、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日本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戰俘、滿洲國對蒙地的政策等等。 作者認為1919年是東亞局勢出現劇烈變遷的一年。 3月共產國際成立，接著中國的五四運動抗議巴黎和會將德國在華特權移交日本，以及後來蘇聯《加拉罕宣言》批露日俄戰爭後兩國間關於劃分滿洲與蒙古勢力範圍的協定。作者認為這些事件都塑造了日本的帝國主義邪惡形象，並且在中國激起強烈的反日情緒（第170頁）。 而日本為了跟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以保衛自己在日俄戰爭後取得的滿洲經濟利益，因此組建了關東軍（第169–172頁）。而後來的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也是為了保護日本在滿洲的利益不至被侵害，有其正當性。不過1937年的支那事變（即盧溝橋事變），作者則認為此舉並不恰當（第192頁）。 作者行文有一貫的特色：常以反問來博取讀者對其主張的認同。 例如，在提到滿洲國是否為關東軍建立的傀儡國家時，作者也認為滿洲國是傀儡國家。「但是，傀儡國家有哪裡不對呢？」「事實上，世界上又有多少國家不是傀儡國家的呢？」（第241頁）。並且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是蘇聯的傀儡國家（第250頁），言下之意是「蘇聯可以，日本為什麼不可以？」 在當時的世界上，代理政權與其對人民的壓迫確實普遍存在。 在蘇聯的陰影下，蒙古人民共和國也經歷了數次的政治整肅，甚至爆發大規模反抗。後來蒙古政府調整其極左路線才穩定局勢。[3]這毋寧說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不過，作者提到滿洲國得到了包括羅馬教廷、義大利、西班牙與德國二十個國家的正式承認，與包括蘇聯在內共三個國家的事實上承認。而1924年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僅僅得到蘇聯一國的承認。因此，滿洲國還比蒙古人民共和國來的好一些（第200–201頁）。 僅就這點而言，確實滿洲國在爭取國際承認上較為成功，而二次大戰期間的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確實值得進行比較研究。 有關張作霖被炸身亡事件，一般認為是由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所策劃的，這也有其供詞做佐證。 作者引用加藤康男《解謎「張作霖被炸身亡事件」》（2011年出版）一書的說法，一方面認為炸死張作霖之舉，對日本並沒有任何好處；另一方面，又根據加藤所發現的證據顯示，炸藥是安裝在車廂內部，跟河本大作供稱炸藥安裝在車廂外側的說法牴觸。加藤並認為暗殺張作霖跟蘇聯特務機關或其子張學良有關。而作者明顯較為認同加藤的說法，儘管她認為不應該太早得出結論（第185–187頁）。 但是，作者宣稱炸死張作霖之舉對日本沒有任何好處的說法，其實是有待商榷的。 實際上，學界一般接受的說法是，早期的張作霖確實親日，但是日方後來對於張作霖試圖控制北京的舉動有所不滿，特別是兩次直奉戰爭（先負後勝），認為這將會影響滿洲的經濟與穩定，並且擔心他的失敗可能會導致當地出現新的反日政權。[4] 另外，張作霖在滿洲修築鐵路、阻礙日人租賃滿洲土地（當時外人在當地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建立兵工廠確保武器自主，並且創立宣傳媒體進行反日宣傳等作法，都顯示張作霖與日本之間存在許多磨擦與矛盾。[5] 本書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將其他國家學界的史觀本質化。作者雖然抨擊中國的史學界對於滿洲國史存在極大偏見，但美國、臺灣史學界對於滿洲國的研究成果，在其書中基本上是被忽略的。而這些國家的滿洲國史研究也並非如作者所言的「鐵板一塊」，一味批評日本。 例如，在美國學界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寫的《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在取向與立場上其實就很接近於本書，只是沒有本書那麼極端，立論也有根據。而陳永發與沙培德（Peter Zarrow）為該書所作的書評，也認為這也跟杜贊奇所使用的材料多半為日本與滿洲國的宣傳有關，卻忽略了日本政府在宣傳與實踐上的差距。[6] 我認為同樣的批評也適用於本書上。 在為日本人在滿洲的所作所為辯護時，作者常常流於自說自話。例如，在談到滿洲當地人受到日本軍隊欺負時，作者似乎認為這點情有可原，「不管哪一國都有這種人，日本人的好處在於，並不會全部都是這樣的人」（第222頁）。作者對此的解釋是，軍人出身基層農村，在日本擺不起架子，到了滿洲之後就在當地人面前作威作福。 另外，作者又將在滿洲發生的日中糾紛，歸咎於歸化日本籍的朝鮮人身上（第231–232頁），可以說是以出身背景進行劃分，把日本人在滿洲所作的惡行，推到這些出身低下或不純的成員身上。但這類日本並不需要因為這些出身農村的日軍，或新歸化的日本人所作的事情負責的言論，很難讓人信服，畢竟他們是在日本政府的命令、或鼓勵下來到滿洲的，而這種劃分標準對於受害的滿洲當地人而言，恐怕意義也不大，他們所受的傷害與剝削也不會因為是「較低下或不純的日本人」而有所減輕。 雖然，書中對日本的辯護並不總讓人信服，但作者提到滿洲國的統治延遲了漢人在內蒙蒙地的開墾（第234頁）這點，倒是有根據。 自辛丑和約簽訂之後，清廷為了籌措大筆賠款，故一改過去封禁蒙古的政策，於1902年開始放墾蒙地，以收取押荒銀。這個趨勢一直到持續到民國時期。 但農牧爭地的結果造成了蒙漢之間的矛盾激化，蒙古人屢有抗墾之舉。例如，嘎達梅林於1929至1931年間在科爾沁左翼中旗的抗墾起義。[7]但在滿洲國成立以後所成立之興安省境內的蒙地，政府規定其土地不允許開放，且農耕也被禁止。[8]政策上的扭轉，也使得蒙古牧民的生計不至於過度惡化。可惜的是書中這些合理可靠的觀點，多半被淹沒在前述似是而非的辯護與自說自話當中，得費一番苦心才能檢出。 本書譯文流暢，可讀性高。譯者並且添加了大量譯注，有助於讀者對本書背景的掌握，可惜尚有校訂未盡之處。[9] 總結前述，雖然本書探討的課題多半是臺灣讀者較不熟悉的，有助讀者擴展視野，但書中鮮明且偏頗的立場，實際上呈現的成果，並沒有達到作者在前言所預期的目標，即—提供一個僅對已發生事件進行前後連貫說明的一種「真實」的滿洲史，反而更類似於日本右翼編寫的滿洲史教科書，也和本書的主題高度政治化有所關聯。 對臺灣讀者而言，期待未來能有其他更好、更全面的滿洲國歷史讀物出版。 [1] 例如李念慈著，蔡登山編，《滿洲國紀實》（臺北：獨立作家，2014）。 [2] 參見郭婷玉，〈有沒有《真實的滿洲史》的八卦？〉，「說書 Speaking of Books」，2016年2月14日檢索，http://gushi.tw/archives/19530。 [3] 關於這段歷史，參見Charles R. Baw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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