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中的夏志清身影與文林往事

作者：韓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與夏公交換過一封信件，在信中回答了一些有關趙清閣女士的問題。在中國三十年代女作家中，夏教授曾經肯定趙清閣的文學造詣，但是對她選擇留在大陸一事，有著很多的疑問。我一一據我所知作出回答。

五月份，〈記劉賓雁〉在《聯合報副刊》刊出後，我寄了剪報給夏先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收到夏公來信，仍然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書信用紙，仍然是直寫。信中還有一篇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刊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的長文〈頌夏賞秋，嘆春惜冬—評析「靜靜的紅河」〉。以及，《紐約時報》的一份剪報。

這一封信，抬頭簡單了一些，直接稱呼：韓秀。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六，28。在信中有這樣幾句重要的話：

五月22日的信早已收到，謝謝您在〈記劉賓雁〉文裏特別提我一筆。現在劉也不能回去了。論潘壘小說此文我是用心寫的，但他的小說不算好，我的文章也不能再度引起讀者對他的興趣。

五月初我又回去了一趟台北，這是應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之邀，寫了一篇張賢亮的論評，只寫了一半，會場上公佈了¼，有暇再把文章寫完，這次是英文寫的。您同張賢亮熟不熟？他父親還在不在？是否如聶華苓所說，早已死在牢獄了（見 Literature of the 100 Flowers）。

筆鋒一轉，夏公談到了六四屠城，話很尖銳，明確指出，現在慘案已造成，但願那些學生、市民之犧牲，會 ultimately bring about 中國政體的改變。但願如此，否則這些人死得太慘了，太冤枉了。

目前，從中國大陸來到美國的學生都在做些事，是否有效，也很難說。夏先生還告訴我，「四個月前，我剛同劉曉波吃過飯，也聽了他的演講，現在他給抓起來了，但願他能安全！熊玠的案子，想您已注意到。另有哥大已退休中國教授王際真（今年九十一歲）在 NY Times 上發表的文章，你可能未注意到，寄你一閱。此人對中共一無了解，看不慣學生鬧事（想是受了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鬧事的影響）寫了這篇 irresponsible editorial，此地華人都很憤怒。」

在信中，夏公不忘囑咐我將新發表的小說寄給他看。

七月十七日，我寫回信給夏公，第一件事就是關於大陸作家張賢亮的，因為我想夏公的文章裡大約提到張賢亮的家庭背景，當然要確實才行。據我所知，張賢亮的父親曾經是美國留學生，也曾經為國民政府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後被整肅，死於牢獄中。我沒有機會看到聶華苓女士的文章，只是根據我的認知回答了夏公的疑問。

至於王際真君。這是一位出身書香門第的名教授，在將中國文學翻譯成英語出版的事業裡，居功厥偉。他不但翻譯介紹《紅樓夢》，也翻譯介紹老舍先生作品，與沈從文先生、夏志清先生都是朋友。夏公接他的班執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務。

二○○八年五月，夏公在長文〈王際真和喬治高的中國文學翻譯〉中盛讚兩位翻譯家的成就，隻字未提王際真老人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投書《紐約時報》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學生的這篇不負責任的評論文章，當然也未提及高克毅先生對王際真投書一事憤怒而強烈的反應。足見夏公的厚道。

事情過去多年，上網查詢王老先生生平事蹟，多讚美，幾無批評。倒是《中國時報》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先生在二○一○年六月十一日題為〈望重美國的兩位 C.C. Wang 〉的文章中，提到了這一段公案。傅先生也十分厚道，只說王老先生當年投書《紐約時報》大概是「老糊塗了」。

回想當年，一九八九年七月，當我看到夏公寄我的這份剪報的時候，與喬治高先生一樣地憤怒，無論王老先生曾經怎樣地善待過舒先生，曾經怎樣地善待過沈伯伯，我大約都無法原諒他的「老糊塗」，在給夏公的回信中，想必也是發了一通議論。那張《紐約時報》的剪報則被我丟出去了，因為實在不想再看。

刊登於《中央日報副刊》的夏公這篇逾萬字的評析文章，我卻是十分地寶愛，十分地珍惜。夏公不但用心地寫了這篇文章，刊出之後還認真地修改了一些誤植的字，剪剪貼貼，影印下來，長長的四頁。其中，關於文學書寫的理念尤其重要，我曾經反覆研讀多次，至今將其留在夏公的信夾內。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在華府一個寫作工坊的課程裡，更以這篇長文為教材，說明文學創作中的一些關鍵問題。

在這篇長文裡，夏公明白表示潘壘這樣一位越南華僑，二戰期間親身參與了印緬邊境的殊死戰鬥，以親身經歷為本的書寫何其可貴。尤其是第三十章，夏公直接指出，「他（指潘壘，筆者按）早在一九五二年即說得上是繼承魯迅、老舍、張天翼寫實主義傳統的小說家了。」

但是，在給我的信中，夏公坦率說明這部大小說寫得「不算好」。小說的「夏」與「秋」值得讚頌，值得欣賞，「春」與「冬」卻令夏公嘆息不已、痛惜不已。

換句現在的話說，這兩個部份被「寫壞了」。何以致此？

我自然大感興趣。其時，我正在寫《折射》，當然要避免把好端端的素材寫壞了。

夏公談到幾方面的原因，一是一開頭作者就沒有將男女主角寫好，顯得非常的不真實，有悖常情。二是整部小說的前後調子不統一、思路雜亂。第三，便是當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諸位先生看過初稿後，提出了修改意見，作者居然就花了九個月時間遵照這些意見將小說改寫。

關於這三方面的挫折，夏公作了詳盡的分析，對作者的關懷與痛惜溢於言表。細讀之下，我深切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對作者身心的嚴重傷害。這大約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使得這部書無法達到《西線無戰事》的高度。家庭與童年的種種，也使得作者大失真正的男子漢氣概，他寫不出葛里高利與阿克西尼亞驚天動地的愛情，於是《靜靜的紅河》與《靜靜的頓河》也就遠遠不止一字之差。

從夏公的分析研究裡，我深深感覺一個成功的小說作者所必須具備的一些精神與心理方面的素質。同時也體會到調性的重要。

學以致用的結果便是在一九八九年完成《折射》，卻到了二○一一年才完成調性完全不同的《多餘的人》。第一本書本來想要用的素材，放置了很久，才被納入第二本書，便是基於同樣的理由。至於聽了前輩的意見，主動大修原稿這一個部份。我個人的感覺還是作者把持不住的責任比較大。當然，作者當年初來台灣，生活非常困苦。生活的煎逼是極大的壓力，使得作者想要獲得經濟的奧援，實在也是無可厚非的。

夏公畢竟非常的厚道，這篇用心寫就的長文沒有收進他的任何一本文學評論文集之中。原因大概很多，其中想必有著顧全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諸公顏面的因素。當然，對作者潘壘的深切同情，對《紅河》一書的惋惜也是重要的考量。

從上面這一封信，我還看到了夏公特別溫厚的一面，事實是他在百忙中知會了我劉賓雁演講的時間地點，給了我機會。在夏公的來信中卻謝謝我在文章中特別提他一筆！這是傳統文人的風範，在我們相識的歲月裡，夏公不斷以這樣的襟懷與氣度感動著我。當年七月，我正巧在大病初癒的階段，特別敏感，所以在回信中用了滿長的篇幅說明心情之種種，順道寄上了在聯副刊出的兩篇小文。

在一九八九年的夏秋時節，國內許多友人的狀況不好，多方尋求出國機會。此時，外子 Jeff 的工作範圍從遠東轉到澳洲，他也就不方便伸手援助。我便開始請託學界中人。當時，最為焦急的是一位優秀的年輕的北京作家所期待的訪美事宜屢遭挫敗。

萬般無奈，在十月十九日寫了一封信給夏公，請他在百忙中留意看看有無機會，信寫得很婉轉。這封信一丟入郵筒就後悔不迭，在心裡埋怨自己，這種事可遇而不可求，實在是急不得的，麻煩夏公實在極不合適。

果真，十月三十日，夏公的回信就到了。這封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信寫得非常坦率，直截了當地作了回覆，表明他在哥大「無權無勢，也沒有一個自己 in charge 的單位可多幫人家的忙」。

而且，劉曉波訪問美國返回中國以後，也曾經託人問夏公有無機會以開會的名義請他再度出國。

夏公說，他從未召集過一個會議，而且「此事是造不來的」。夏先生非常沉痛地說，劉曉波被抓了，「我為他難過，真不知要關幾年！」信中，關於北京這位年輕作家，夏公表示，「當然也想幫他忙。可是我手邊並無一筆 grant，自己也從來不用 research assistant，系裏本來沒有經費，實在幫不上來，劉紹銘處當去信問一聲，我想他也無能為力，只能幫學生的忙。」

最後，夏公說到了他的退休計畫。他也指示我，「你對近十年的大陸作品如此熟悉，自己多寫小說外，應該多寫評論。」

聽到夏公這樣說，當然明白自己是過於唐突了，給他添了太多煩惱，趕緊定下心來好好寫回信。正在紙上頻頻道歉的當兒，連續接到台北瘂弦先生、林載爵先生來信，都提到了一件事，夏公曾經通過幾個途徑聲援趙清閣先生根據《紅樓夢》改編的話劇《富貴浮雲》。因為劇本市場的低迷，終至沒有辦法出版。兩位先生的信都流露出惋惜與無奈。

原來，不聲不響的，夏公出手援助了素昧平生的清閣姨！

正如他一生作為，就是要讓人們看到那些被埋沒的作家！於是，大為感動，又在回信中說了許多感謝的話。正要將信封起來，Jeff 竟從辦公室帶回清閣姨寄自上海的來信。信中要我代她感謝夏公的支持。於是，將信紙展平，加上「又及」，將清閣姨原話據實抄錄，這才將信封好，貼上美麗封緘，付郵。

這封信寄出之後，心裡踏實了不少。夏公是極熱誠的人，熱愛朋友，樂於助人。萬般無奈，才會寫上面這樣一封信來。現在我這一封信去，夏公的心裡一定會好過一些。

果真，在年底的賀年卡中，夏公的情緒好多了。

至於他曾經聲援趙清閣的這一段公案，他自己從來沒有說起過，清閣姨卻是常常提起的，到了九十年代末去世前，還在信中訴說她對夏公、對瘂弦先生、對林載爵先生的感激。二○一三年聖誕節前，我們給夏公的賀年卡中再次提到了這件事，並且向他報告，二○一四年，清閣先生百歲冥誕，大陸有人正在努力試探將這齣話劇搬上舞台。

相信，夏公一定高興聽到這個消息的。這時候，距離夏公仙去的日子也只剩短短幾天了。

想到他在病榻上還能讀到讓他高興的消息，我心裡多少覺得了一絲安慰。

然則，這只是一個美麗的消息，二○一四年年底，我們終於知道，清閣姨的戲還是沒有能夠搬上話劇舞台。何時能夠？無從猜測。

在一九八九年夏公與師母的賀年卡裡，除了祝福以外，夏公還寫了兩句話，「劉紹銘說，大陸人找他的太多，也就不便幫忙。我過年後再好好和您通信。Bush 派大員去北京太給鄧、李他們面子了！」

看到這樣一張賀年卡，我高興之餘仍然吃驚不小，果真，劉紹銘先生處，夏公還是替北京的年輕作家設法了，雖然明知大約是沒有可能成功的，他還是去說了話！這就非同小可。於是在九○年元月十六日寫信謝謝夏公幫忙。這時候，我正在寫有關沈荃將軍的一篇文章，知道夏先生關心，於是在回信裡提到這件事。

話說從頭，一九八八年五月沈伯伯辭世。

媒體報導，沈伯伯身後留下兩子一女。兩位公子是沈龍朱與沈虎雛，這位女公子便是沈朝慧。關於她，我從未聽沈家任何人提起，在沈伯伯的自訂年表中也沒有這個內容。我當然不能冒失地去問，側面向夏先生打聽，夏公坦率告訴我，他一無所知。

我只好慢慢等待機會。

好在一年之後，湖南吉首大學衝破重重阻礙出版了沈從文先生紀念文集《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這本大書的徵訂數字是六百本，印製數字是三千本。透過黃永玉先生、吳泰昌先生、劉一友先生的文章，我找到了基本答案。

《報告文學》一九八九年九月號刊登了李輝先生的文章〈破碎的將軍夢〉，證實了上面三位先生的文章內容，同時更為翔實地講述了這一段滄桑的始末。沈伯伯的親弟弟，黃埔三期畢業生、抗日名將沈荃將軍一九五○年在鳳凰辰溪的河灘上被槍殺。一九八三年才得到「誤殺」的「平反」，家屬拿到五百元人民幣的「補償」。

李輝先生說，對於這一紙「平反」，沈從文先生不發一語，從未表示任何的「謝」意。將軍的女兒朝慧出生於一九四四年，六歲沒有了父親，伯父沈從文先生收養了這個美麗的女孩。文革中，朝慧被吊銷北京戶口，遣送回鄉，曾在南門一帶給人家織毛衣糊口……。

不僅如此，沈伯伯的弟媳羅蘭、九妹等親人都慘遭迫害。黃永玉先生說他表叔，「手裡握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都不哼一聲。」我一邊寫這篇尋根究柢的小文章，一邊熱淚長流，那位坐在舊藤椅上的哲人，臉上笑咪咪的一派祥和，內心的苦楚卻從來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

這篇題名〈緘默〉的文章在一九九○年元月十八日寄往台北聯副，十九日便將副本寄給了夏公。記得信封裡只有幾頁手稿的影印件，沒有另外寫信。實在是心裡痛得不行，覺得說什麼都無法表達我的憤恨、我的哀傷。這篇文章在這一年的年底發表後與〈沈從文先生印象〉一道收入三民書局出版的散文集《重疊的足跡》。收到樣書便從高雄寄給了當時住在香港的黃永玉先生。

收到我的稿件影本，夏公打了電話來，我們聊了一會兒家常，就說不下去了。整個交談的過程都是斷斷續續的，我知道夏公心裡也是痛極了，卻無從安慰他。

最後，夏公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沈從文，了不起！」

到了二月六日，又寫信給夏公。

這個時候，《折射》已經在台北《幼獅文藝》連載。我正在寫一個短篇小說〈生命之歌〉，椎心泣血。舉目四望，卻沒有人可以稍稍傾訴心裡的種種曲折。提筆給夏公寫信，也終於只是問候，只是說說最近讀到的一些好書而已，關於自己的書寫，還是一字未提。

信將要寫完時，想到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起便陸陸續續讀到一些刊行在大陸的文章，一定要說沈從文先生「是想要靠攏組織的」，因為「不得其門而入」這才封筆，這才「改換跑道研究古代服飾」云云。心裡有氣，又擔心夏公著急，所以只是提及而已，沒有說得很詳細。信寫完，心裡仍然塞滿了鉛塊，只能坐在漆黑的暗夜裡靜聽雪花飄落的聲音，逐漸平息內心的波瀾。

很早以前，在吉首大學出版紀念文集之前，黃永玉先生在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八年十月號、十一月號、十二月號上連載了他的長文〈這些憂鬱的碎屑─回憶沈從文表叔〉。開篇有這樣的一段話，「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到從文表叔會死，清苦的飲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難；腦子、心臟和血管的毛病……。看到他蹣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禱上蒼─讓他活得長些罷！他畢竟『撐』過來了，足足八十六歲。

一輩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對他反嚙，倒是從不想到報復。這原因並非強大的自信，也不是沒有還擊的力量，只不過把聰明才智和光陰浪費在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習慣。」正是對那些鉛塊最明確的回答。

對於一九八八年五月沈伯伯辭世之後，國內外反應兩極的狀況，黃永玉先生有這樣的一段文字，「大半輩子文物學術研究的成果，反證了『社會發展史』的價值，豐富了它的實證內容。但對於沈從文，卻是因為他幾十年前文學成就在國外引起迴響，才引起國內的注意的。注意的重點是，限制沈從文影響的蔓延。

因此，沈從文的逝世消息也是如此的緩慢。

人死在北京，消息卻從海外傳來；北京報紙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後了，據說是因為對於他的估價存在困難。」這話透徹。一個貌似強大的權力多年來致力於「限制沈從文影響的蔓延」，反其道而行之的卻有著海外的力量，美國的夏志清教授、金介甫教授、《當代作家叢書》的編者們，台北聯合報系、台北與香港文化界。此時此刻，由我們帶進帶出的書籍、文字顯示出的力量讓我激動。

老實說，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三十年時光真的沒有浪費，讓我有著高度的警覺，有著一些些先見之明。而這先見之明正好用來成功地反制那多年來的「限制」。

黃永玉先生的這篇長文在二○○四年七月收入他的回憶錄《比我老的老頭》由台北印刻出版社出版，受到華文讀者的熱烈歡迎，毫無疑問，沈從文的影響是蔓延得更加深入和廣泛了。

一九九○年三月十四日，六四血跡未乾。黃永玉先生在給我的長信中，這樣說：

從文表叔去世，給我的打擊很大，我積存太多的憂傷。因我所知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經受的摧殘到表叔可真凋零殆盡，產生了呼天搶地的哀痛。現在輪到我們了。四十多年來，並非「章節」式或「突發」式的摧殘給人民造成恐懼，而是人民把每天的虐殺及迫害當成習以為常，浮游於小的迴旋的恩惠之中，不自覺醒，甘於溫飽，同慶昇平。尤其遺憾的是那些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教育的……雖被閹割居然發出太監式的威風……。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一席話仍然鏗鏘有力。

在讀到了《重疊的足跡》之後，黃永玉先生在一九九三年元月十六日的長信中說，「……令我感傷，想起了舊人舊事，老的陽光和聲音。你的思想和文字都樸素，真可貴，不容易做得到……」正是那老的陽光和聲音激勵著我，才會一直保持著思想和文字的樸素。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之《尚未塵封的過往》



塵封已久的往事，敘說著時代動人的故事。



夏志清、沈從文、端木蕻良、吳祖光……，



前輩大師的身影軼事，依然搖曳著時代明亮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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