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直至二十一世紀，我們依舊活在帝國的世界裡？

作者：珍．波本克（Jane Burbank）、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

雖說用「近代」、「前近代」（premodern）或「古代」等時代標籤來區分帝國既無謂又無益，但帝國的確也會隨著時空而變化。每當競爭驅動了想法與技術的創新，而衝突也挑戰或強化了帝國的力量時，帝國的能力與策略也會跟著改變。

有幾個關鍵的路數轉變能強化本書的論點。在四世紀的羅馬與七世紀的阿拉伯，一神教與帝國的結盟是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帶來了一種有限的正統觀——一個帝國，一個皇帝，一個上帝。基督教與伊斯蘭信仰都受到其帝國起源所影響。基督教誕生於一個強大的帝國內部，也誕生在這個宗教與帝國的緊張關係之中，這為早期基督教領袖所能主張的權力種類設下了限制。

在未來的某些環境中，教士強化了帝國的統一；而在其他情況裡，教宗則駁斥了國王的權力。伊斯蘭信仰則是從前述帝國的邊緣發展出來，其領袖擁有足以發展宗教社群的空間，繼而建立起一種伊斯蘭式的權力型態。

在這兩個例子裡，為唯一神發聲的權力爭奪一再上演，不僅在帝國內部創造了宗教分裂，也帶來兩個帝國間的「吉哈德」與十字軍。人們就在以前的羅馬疆域裡，為了把普世帝國建立在宗教社群上而對抗了超過千年之久——不同形式的競爭，也已再次發生在二十一世紀這個更大的世界裡。

綜觀整個歐亞草原，政治的轉變都是透過遊牧民族創造或應對帝國的能力所推動。他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引入武裝的騎馬戰士，把寶押在軍事上。遊牧民族對政治最具戲劇性也最有影響力的干預，來自十三世紀的蒙古人。蒙古人透過征服傳播了統治的習慣，包括宗教多元性、軍事組織以及通訊手段。蒙古的治國術融合進入中國的帝國傳統中；作為蒙古可汗的從屬，俄羅斯的大公們也贏得了通往權力的道路。

奧斯曼帝國在我們故事的重要橋段現身。作為一個帝國，它得設法將土耳其、拜占庭、阿拉伯、蒙古與波斯傳統調和成長治久安、靈活且能帶來轉變的一股力量。一四五三年，奧斯曼帝國擊敗了長壽的拜占庭帝國，牢牢控制了連接歐洲、印度洋與歐亞大草原的重要貿易十字路口，吞併了從維也納外圍到東安納托利亞（Anatolia）、阿拉伯半島與北非的土地與人口。這讓奧斯曼帝國有了接近羅馬帝國的規模，同時還佔據了主導地位，迫使西歐統治者贊助航海探險，繞過非洲，碰觸亞洲與亞洲的財富。新的海上聯結就從帝國間的這些衝突與挑戰中出現了。

美洲的「發現」縱然只是個帝國式的意外，但卻帶來了革命性的衝擊。

新大陸、舊大陸和大海本身都成了帝國間長期競爭延續的空間。歐洲帝國在海外大肆擴張，從各種不同角度對帝國世界帶來天翻地覆的影響。中國與奧斯曼帝國始終強過了頭，歐洲國家只能在它們邊上小打小鬧。歐洲人抵達亞洲海岸邊上幾百年後，亞洲社會仍舊保持著文化的完整；統治者跟新來的人做著賺錢的生意，商業鉅子生意興隆、創新不斷。但內部動亂終究為外人開啟了可乘之機。

新大陸的帝國臣服得更快，也更徹底──最有名的就是阿茲提克人（Aztecs）與印加人（Incas）。在美洲，殖民先是帶來了人口衰退，爾後則是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歐洲的殖民行動，再加上強迫已淪為奴隸的非洲人移居美洲部分地區的做法，這兩者共同創造出了新型態的社會。

隨著帝國持續彼此競爭，以及帝國對美洲的毀滅性入侵，跨洲聯繫的程度與造成的影響也繼續增加。受西班牙統治的美洲當地人在今天的祕魯與墨西哥開採銀礦，到了加勒比海，則是由數個帝國所奴役的非洲人負責糖的生產；這些銀礦與糖產也改變了全球的經濟。玉米、馬鈴薯、番茄與稻米等食物收成同樣飄了洋、過了海。帝國則試圖保持對這些生產活動的控制——但只獲得部分且暫時的成功。

最具決定性的經濟突破發生在一八〇〇年左右的大不列顛。國內的改革對不列顛的農業與工業革命非常重要，帝國的資源（特別是廉價的糖）以及與帝國有關的事業（金融機構、造船業、陸軍與海軍）同樣不可或缺。貿易向來就只有一部分跟市場有關；貿易靠的是帝國的實力，以及對戰略要地、貿易路線的保護，好免於其他帝國、海盜與搶匪的騷擾。

到了一八〇〇年，不列顛的經濟優勢大到足以承受在北美洲失去一部分的帝國領土（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同時深入與印度的關係、持續保有在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的殖民地、對抗拿破崙統治歐洲的野心，還能在其他地方以「自由貿易」之名追求自己的利益，威脅要動用海軍以保護不列顛的權益。當歐洲帝國似乎支配了世界時，不列顛也有段獨領風騷的時期（以帝國的標準來說算短）。

它不斷改變自己的帝國統治手法——不過，其他帝國也在改變。等到其他歐洲對手開始迎頭趕上不列顛的工業經濟，帝國間也為了資源而爭先恐後搶佔殖民地時，暴力與戰爭的嶄新階段也於焉展開。

不過，帝國在世界上的擴張行動，也完全轉變了政治思想據以傳播與推陳出新的空間。打從十六世紀時針對西班牙人虐待印地安人的批評開始，帝國就成了激辯政治正當性與統治權力的場域。十八世紀晚期，個人、民族與國家的關係受到詳細檢驗。在不列顛，反對奴隸制的風潮瞄準了帝國最賺錢的部分，堅持應該用對待帝國人民的方式對待為奴的非洲人，而不是把他們當成剝削的目標。

法國大革命帶來了這樣的問題：國內的權利是否也能一體適用於殖民地——或者再更近一步據此要求讓奴隸獲得自由，成為法國公民？一七九〇年代，法國官方出於實際以及原則上的考量，對問題的正反兩面都袖手旁觀。每隔一段時間，帝國裡「國民」的地位就會被拿出來討論，直到一九四六年新憲法宣布所有國民都擁有法國公民的「屬性」為止——但這個改變不僅沒有緩和「法國究竟是個平等還是不平等的社會」的搖擺不定，情勢反而更加惡化。

這一類長時間懸而未決的論辯，應該能讓我們反省傳統上對於「現代」世界誕生過程的說法。說西歐帝國一夕之間行事不再帝國，開始像個民族國家那樣思考，為了增添民族光彩而出海收集殖民地，隨後則面對自己既擁護民族自決、同時又否定他人自決的言行不一——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儘管民族自治的理念成為歐洲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但帝國的「時代」可沒有讓路給新的民族化主權政體，或是向十九世紀時人們對民族國家的普遍贊同舉手投降。

有些人利用「在共同的歷史、語言或風俗上建立民族社群」的言論，主張打造新的帝國——例如德意志帝國；但在民族混雜或帝國掌控主要資源的地方，這些理念就沒那麼容易生根。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等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國一方面竭力尋求讓民族社群能為己用的方法，另一方面還要彼此競爭，甚至與其他帝國競爭。

民族問題與帝國間的競爭有了爆炸性的混合，造成了一連串的流血衝突——如一八五〇年代在克里米亞（Crimea）的戰爭、巴爾幹地區連年不斷的戰事、中國的拳匪之亂；至於德國與日本在二十世紀為了自己的帝國所發動的一連串軍事攻擊，則是更為慘絕人寰的災難。

帝國以全球性的規模競爭所造成的動盪局勢，帶來了這樣的問題：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帝國，是不是一種與過去的帝國截然不同的全新政治實體？

有些歐洲人認為自己的帝國高人一等；其他人（例如列寧）則把這些帝國看成資本主義的產物（這倒也算特別）。今日的某些學者斷言，在國內實現人民主權的可能性（廣一點說，還要加上啟蒙思想），讓歐洲政治思想家和統治者遠比以往更清楚地劃出界線，區隔政體內的人民，以及區隔他們認為不夠格參與自治的外來人口。

不過，我們在前面也說過，歐洲人得找中間人完成許多治理帝國的工作，還要為國內民眾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看法，來看待自己所處的這個國家。戰爭與通訊的新技術未必能深入到鄉村鄰里的層級。「要把成長與進步帶到非洲與亞洲」的主張，也在國內與國外帶來了批評：為什麼殖民帝國不去做些什麼來完成自己的使命？此外，為什麼土地爭奪、強迫勞動和一大堆的暴力還在持續？

無論十九世紀的歐洲殖民主義是新是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都不過是彈指之間：拿差不多七十年的非洲殖民統治，跟奧斯曼帝國六百年的國祚跨度一比就能明白。

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信心滿滿，帶來的卻是對殖民主義的正當性、可行性，以及對新舊帝國間衝突日多的質疑；這與將世界秩序穩定建立在歐洲國家，以及非歐洲人對歐洲人的依賴上相去甚遠。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過往發生在幾個對手之間、意欲主導歐洲命運的長久爭奪登上了全球舞台，引發了帝國世界的又一次轉變。日本征服了歐洲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對這場帝國戰爭最終的贏家與輸家來說，損失都一樣慘重。德國作為帝國而倒下，然後興起為民族國家。日本亦然。

法國、不列顛與其他殖民國家嘗試用新的經濟與政治安排重振自家帝國，卻發現自己在二十世紀中葉面對著動亂與難以承受的損失。將亞洲人與非洲人納入帝國，期待他們為帝國公民提供服務——這樣做的代價看來是太過高昂了。歐洲國家割捨了絕大部分的殖民地後，朝著彼此結盟的方向前進，開始就主權進行複雜的再協商，直到今天。

戰後情勢的重整，將兩個有著帝國擴張歷史的國家帶上了舞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SSR）以及美國。蘇聯將承認不同「民族屬性」與一黨專政的策略相結合，把共產主義的網子撒向國內眾多的民族群體，並在別處點燃對資本主義帝國的挑戰。

美國則帶著新教徒般的狂熱，用讓人聯想到羅馬帝國的方式努力散播美國的民主理念，實踐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並結合市場力量與軍事實力。美國人期待全世界都說他們的語言，渴望他們的政治體系，熱愛他們的文化，接著在自己看起來就要成功時一頭撞進麻煩裡，尤其是在羅馬人、拜占庭人與奧斯曼人一度統治過的地方。

與此同時，有著接近清朝皇帝曾經達到過的版圖與完整強大官僚體系的中國，則凝聚了龐大的人口，牢牢控制著國家的菁英，與不平的西藏人和穆斯林拚搏，把企業家、專家與勞工送出國（但並非派出去傳教），還掌握了全世界的重要資源。中國、俄羅斯與美國都不認為自己是帝國，但這條帝國路卻成就了現在的它們。

聚焦在帝國、帝國的統治套路以及帝國交錯的軌跡，能夠修正傳統的編年與分類，幫助我們看見世界的歷史在何時何地，以及如何走向新的方向。無論是充滿野心的領導人、普通的代理人還是無權無勢的人，都得在與握有跨國資源的大國聯繫在一起時找到自己的定位。帝國組織起來的網絡能把人硬生生拉過海變成奴隸，將殖民者與流動人口帶進新關係裡，促成人們開枝散葉，提供國際法的思辨素材，並引起對權力的挑戰。

留給我們的問題與我們自己的時代有關。帝國的常態已經結束了嗎？難道剩下的唯一選擇，就只有在打造同質社群的過程中同時帶來暴力的民族國家嗎？或者仍然有其他選擇存在，可以接納型態迥異的政治組織，而不堅持齊一性或階級制度？

用心理解帝國的歷史，不僅能讓我們跟極端的暴力與傲慢面對面相遇，也能提醒我們主權是能分享、分層與改變的。往日不是一條單行道，不是只能通向早已命定的未來。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出版之《世界帝國二千年： 一部關於權力政治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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