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艾普邦姆 Anne Applebaum（《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雖然蘇聯曾有數千座勞改營，進進出出的人數多達數百萬，但幾十年來確切的人數除了少數高官之外，沒有人知道。因為如此，蘇聯還存在時，估計古拉格人數就只能全靠猜測，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根據各方資料所做的猜測。
在全靠猜測的年代，西方對其人數的爭辯就像對蘇聯歷史的爭辯一樣，從一九五○年代開始就受到冷戰政治的影響。在無檔案可查的年代，史學家只好交相參考犯人的回憶錄、叛逃者的聲明、官方的人口普查、經濟統計數字，甚至傳到國外的勞改營生活細節，例如一九三一年分發給犯人的報紙數量。不喜歡蘇聯的一方多半選擇較高的受害人數。不喜歡美國或西方國家在冷戰中扮演的角色的一方則選擇較低的人數。不同數字的差距極大。
在《恐怖時代》（一九六八年出版）這本開創性的大整肅紀錄中，史學家羅伯‧康奎思估計內務部在一九三七、三八年共逮捕七百萬人。後來美國歷史學家亞契‧蓋提在其「修正主義」著作《大整肅的起源》（一九八五年出版）中則主張，這兩年被捕的人只有「數千人」。
後來蘇聯檔案開放之後也無法讓兩方完全滿意。最初公開的古拉格人數似乎剛好就落在高低估計數字的中間。根據大量公開的內務部文件，以下是一九三○到一九五三年之間古拉格的勞改營和聚居地的囚犯人數，統計時間是在每年一月一日：
1930 179,000
1931 212,000
1932 268,700
1933 334,300
1934 510,307
1935 965,742
1936 1,296,494
1937 1,196,369
1938 1,881,570
1939 1,627,438
1940 1,659,992
1941 1,929,729
1942 1,777,043
1943 1,484,182
1944 1,179,819
1945 1,460,677
1946 1,703,095
1947 1,721,543
1948 2,199,535
1949 2,356,685
1950 2,561,351
1951 2,525,146
1952 2,504,514
1953 2,468,5244
這些數字確實證明我們從其他資料得知的數字是正確的。囚犯人數從一九三○年代晚期隨著鎮壓行動的增加而上升，戰爭期間數字略降，反映了當時實施的大規模特赦。一九四八年史達林再度加強鎮壓時，數字又再攀升。最重要的是，大多數研究該檔案的學者都認為，這些數字都是根據勞改營呈給內務部的實際資料彙整而成的。這些數字也跟蘇聯政府的其他資料一致，例如財政委員會。然而這不表示它們一定反映了全部的事實。
首先，每年的數字都有誤導之嫌，因為從中看不出勞改營系統的高流動率。例如，根據紀錄一九四三年有二百四十二萬一千人進出古拉格，但從該年年初和年末的總數來看，囚犯人數卻從一百五十萬降到一百二十萬。這個數字包括在古拉格體系內調動的囚犯，但犯人的移動還是有很大一部分沒反映在總體數字上。同樣的，戰爭期間幾近一百萬犯人離開勞改營加入紅軍，但統計數字卻未反映這點，因為戰時也多了很多囚犯。另一個例子是：一九四七年有一百四十九萬九百五十九人進入勞改營，一百萬零一萬兩千九百六十七人離開，這麼高的流動率也沒反映在統計人數表上。
犯人會因為死亡、逃亡、服滿刑期、加入紅軍，或晉升管理階層而離開古拉格。前文也提過，當局也經常對老弱犯人和孕婦發布特赦，而且總是在新一波逮捕行動之後。犯人大批且頻繁地移動就表示，古拉格的實際人數遠超過原本紀錄上的數字。一九四○年為止，已有八百萬人進出過古拉格。
綜合目前可得的流入和流出人數，再與各種不同的資料整合，我看過的最完整統計估測：一九二九到一九五三年間約有一千八百萬蘇聯人民待過勞改營和囚犯聚居地。這個數字也符合俄羅斯高級安全人員在一九九○年代提出的數字。據知，赫魯雪夫自己也說過，一九三七到一九五三年間共有一千七百萬人待過勞改營。
不過深入來看，這個數字也有誤導之嫌。看到這裡讀者應該也知道，不是所有在蘇聯被判強迫勞動的人都會到古拉格管轄的集中營服刑。因此，以上的數字排除了數十萬因為違反工作規定而被判「強迫勞動但不需監禁」的人。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至少還有三類受到監禁的強迫勞動力，那就是戰俘、戰後關在拘留營的囚犯，以及最重要的「特殊流放犯」，包括集體化期間遭驅逐的富農；一九三九年之後遭驅逐的波蘭人、波羅的海人等；戰爭期間遭驅逐的高加索人、韃靼人、伏爾加德意志人等。
前兩類的人數相對來說較容易統計。從許多可靠資料中，我們得知戰俘人數超過四百萬。我們也知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間，內務部調查了拘留營的四十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九名拘留犯。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仍有超過十六萬人留在拘留營中從事強迫勞動。一九四六年一月，內務部關閉拘留營，將二十二萬八千人送回蘇聯進一步調查。因此拘留犯總共約有七十萬應該是合理的猜測。
特殊流放犯的人數就比較難估算，主要是因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流放團體因為不同的理由被送去不同的地方。一九二○年代，很多布爾什維克的早期對手，例如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等，都依行政命令而被流放。這表示他們嚴格來說不算古拉格的一部分，但肯定還是受到了懲罰。
一九三○年代早期有兩百一十萬富農被流放，但無從確定究竟有多少人沒被送往哈薩克或西伯利亞（只知道肯定有幾十萬），而是被送到本省的其他地區或集體農場邊緣的貧瘠土地，因為似乎很多人逃跑，難以確認有沒有將之納入計算。
比較能清楚掌握的是戰時或戰後被送到「特殊流放村」的民族團體。同樣清楚但較容易遺忘的是基洛夫遇刺之後被逐出列寧格勒的一萬七千名「前朝遺民」這一類的零星團體。另外，蘇聯的德國人雖未真正被驅逐，但他們在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村落都被改成「特殊聚居地」（即由古拉格進駐）。而流亡期間出生的小孩當然也在流亡之列。
因為如此，試圖對照個別團體的統計數字的人往往會發現大家提出的數字都略有不同。在二○○一年由紀念協會出版的《他們不孤單》中，史學家帕維爾‧波爾揚將特殊流放犯的人數相加，得到六百萬零一萬五千人這個數字。另一方面，奧托‧波爾研究過出版的檔案文件後估計，一九三○到一九四八年的特殊流放犯共有七百多萬。他還提供了戰後仍住在「特殊聚居地」的人數：
一九四五年十月 2,230,500
一九四六年十月 2,463,940
一九四八年十月 2,104,571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2,300,223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 2,753,35614
儘管如此，依照「保守估計較能說服謹慎讀者」的原則，我決定選擇波爾揚的數字：六百萬流放犯。這個數字再加上之前的數字，那麼蘇聯強迫勞動的總人數就是兩千八百七十萬。
我當然知道這個數字不會讓每個人都滿意。有些人會反駁，並非所有被捕或流放的人都算是「受害者」，畢竟有些人是罪犯甚至戰犯。沒錯，這些人之中有數百萬是刑事犯，但我不相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正常定義下的「罪犯」。從採收完的田地偷走少數穀粒的女人不是罪犯，三次上班遲到的男人也不是，俄羅斯將軍亞歷山大‧萊貝德的父親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被判勞刑。就此而言，戰後多年仍關押在勞改營的戰俘嚴格來說也不能算是罪犯。此外，據說勞改營的職業罪犯其實人數很少。這也是我為什麼寧可保留原來的數字。
然而，其他人會因為各種原因對這個數字感到不滿。寫作本書期間有無數人問過我：兩千八百七十萬個犯人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這個問題同樣複雜難解。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讓人心悅誠服的古拉格囚犯或流放犯的死亡統計人數。往後幾年或許會出現更可靠的數字。目前至少有一位前內政部官員決心按部就班整理每一營、每一年的檔案，試圖統整出可靠的數字。而紀念協會早已出版第一本有關勞改營數量的可靠簡介，在不同動機的鞭策下，他們也把統計受害者人數視為重責大任。
在這些彙整工作完成之前，我們只好先仰賴現有的資料：根據囚犯登記部的檔案算出古拉格每年的死亡率。這份統計表似乎排除了死在監獄和押送途中的人數，使用的數字是內務部的所有報告，而非個別勞改營的紀錄，而且完全未將特殊流放犯包含在內。但我還是勉為其難列出：
1930 7,980 (4.2%)
1931 7,283 (2.9%)
1932 13,197 (4.81%)
1933 67,297 (15,3%)
1934 25,187 (4.28%)
1935 31,636 (2.75%)
1936 24,993 (2.11%)
1937 31,056 (2.42%)
1938 108,654 (5.35%)
1939 44,750 (3.1%)
1940 41,275 (2.72%)
1941 115,484 (6.1%)
1942 352,560 (24.9%)
1943 267,826 (22.4%)
1944 114,481 (9.2%)
1945 81,917 (5.95%)
1946 30,715 (2.2%)
1947 66,830 (3.59%)
1948 50,659 (2.28%)
1949 29,350 (1.21%)
1950 24,511 (.95%)
1951 22,466 (.92%)
1952 20,643 (.84%)
1953 9,628 (.67%)
這份列表跟官方的囚犯統計人數一樣，也顯示出跟其他資料一致的某些模式。例如，一九三三年死亡率激增，顯然反映了大飢荒造成的衝擊（蘇聯民間也有六、七百萬蘇聯人死於飢荒）。一九三八年的小幅上揚肯定反映了當年在某些勞改營進行的大規模處決。而戰爭期間死亡率飆高（一九四二年幾乎高達四分之一）也符合當事人的回憶錄和記敘，且反映了當時全國各地糧食短缺的問題。
然而就算有一天這些數字更貼近事實，「死了多少人」仍然是一個無法輕易回答的問題。事實上，古拉格當局提出的死亡人數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可靠。從勞改營中的視察和批判文化可看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勞改營指揮官都想隱瞞囚犯的死亡人數。無論從檔案或回憶錄中都可發現，很多營都習慣將垂死的囚犯釋放，以降低營中的死亡人數。流放犯雖然較少移動，也不會因為重病就獲釋，但流放地本身就位在偏遠村落，遠離地方當局，因此流放犯的死亡人數不可能有多可靠。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本身要問得更加小心。「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放在蘇聯的脈絡下其實不夠準確，而且發問的人應該先想想，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什麼。例如，他們是不是想知道，一九二九到一九五三年間史達林在位時古拉格和流放地總共死了多少人。若是如此，目前就有人根據檔案提出估計數字，只不過連提出這個數字的史學家也說這個數字並不完整，未能把每一年的各種囚犯都包含進去。不過我在此還是勉為其難列出這個數字：兩百七十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三人。
就算完整，這個數字還是無法代表史達林司法體系下的所有受害者。如我在序中所言，蘇聯的祕密警察大體而言並未利用勞改營來殘殺人民。若要取人性命，他們會在森林裡進行大規模處決，這些人當然也是蘇聯司法體系的受害者，而且為數甚多。
有一派研究者根據檔案提出一個數字：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有七十八萬六千零九十八人遭政治處決。大多數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多少可信，但大規模處決不免會有的倉促混亂也可能表示，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實際的處決數字。
然而，即使是這個數字――對我來說有點精確到令人納悶――還是漏掉了一些人，包含在押送火車上和審問期間死去的人；因為莫須有罪名而非「政治」因素而被處決的人；在卡廷大屠殺中喪命的兩萬多名波蘭軍官；最重要的是那些獲釋沒幾天就死去的人。如果這才是我們想要的數字，那麼一定會超出上一個的數字，甚至可能超出很多，雖然不同人的估計數字同樣會相差很多。
但我發現，這樣的數字也不一定能真正回答人們的問題。大多時候當有人人問起「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時，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有多少人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必要地死去？換句話說，有多少人死於紅色恐怖和內戰、繼蠻橫的集體化政策而來的大飢荒，還有大規模驅逐行動、大規模處決、一九二○年代的勞改營、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的勞改營，以及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和大屠殺。
若是如此，數字不但會更高，而且也只能完全靠猜測。《共產主義黑皮書》的法國作者提出的數字是兩千萬。另有人提出接近一千萬或一千兩半萬的數字。
有個大約的死亡人數能滿足許多人，尤其這樣我們就能直接拿史達林跟希特勒或毛澤東比較。但就算找得到這樣的一個數字，我也不確定它能不能完整道出受難者的故事。舉例來說，沒有任何官方數字能告訴我們囚犯在家鄉的妻兒和年邁父母的死亡率，因為他們的生死不會另外紀錄。戰爭期間，老人因為沒有配給卡活活餓死；若非兒子在沃爾庫塔的勞改營挖煤礦，他們或許能存活下來。小孩在冰冷簡陋的孤兒院裡很容易感染斑疹傷寒和麻疹，若非他們的母親在肯吉爾的勞改營縫制服，他們可能也能存活。
任何數字也無法反映史達林的鎮壓行動對整個家庭日積月累的影響。一個人若被當作「人民公敵」送審並槍斃，他的妻子也會以「人民公敵家屬」的身分被送往勞改營，兒女則會在孤兒院長大並加入幫派，母親將抑鬱而終，所有親戚也會跟他們斷絕往來免得遭殃。家庭破裂，朋友遠去，留下來的人就算沒死也成天提心吊膽。
到頭來，統計數字永遠無法完整呈現實際的狀況，本書參考的許多檔案文件也一樣。旁徵博引、雄辯滔滔的古拉格研究者都知道這點，因此最後我希望對他們其中一人就「統計數字」、「檔案文件」再多說一句話。
一九九○年，作家列夫‧拉茲貢獲准申閱自己的檔案，其中包括薄薄一疊記錄他本人、他的第一任妻子歐克莎娜及其家人被捕的文件。他從頭到尾讀完，後來還就其中的內容寫了一篇文章，對其中薄弱的證據、荒謬的指控、岳母遭遇的不幸、岳父（契卡成員葛雷‧波吉）曖昧的動機，以及害慘他們一家人卻不需要道歉認錯的奇怪現象，進行徹底的省思。但整篇文章最讓我震撼的是他描寫讀完檔案後的矛盾心情：
我早已讀完文件，停止翻閱，檔案放在我旁邊，一兩個小時過去了，所有思緒隨著時間逐漸冰冷。守衛（國安會檔案保管員）已經開始咳嗽，頻頻看錶，暗示我時間差不多了。我在這裡已經沒什麼事可做。我交回檔案，它們又被輕率地丟回購物袋。我走下樓，穿過空蕩蕩的走廊，經過甚至沒要我出示證件的警衛，踏上盧比揚卡廣場。
雖然才下午五點，天色幾乎已經全暗，無聲的細雨綿綿不絕。那棟建築物仍矗立在我旁邊，我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想，接下來要做什麼。只可惜我不信上帝，不能走進某間寧靜的小教堂，站在溫暖的燭光下，凝視十字架上耶穌的眼睛，說些或做些對信徒來說能讓生命比較好過的事……
我摘下毛帽，讓雨滴或淚水淌下臉龐。我已經八十二歲了，此刻我站在這裡，重新又經歷一遍當年的事……我聽到歐克莎娜和她母親的聲音……我還記得他們每一個人，沒將他們遺忘。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這就是我的責任……
本文收錄於左岸文化出版之《古拉格的歷史（下）：勞動工業營的瓦解（一九四○至一九八六年）》〈附錄：人數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