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
十七世紀呈獻給我們的,是巨大的矛盾。
一方面,這是黑死病之後最悲慘的世紀。飢荒導致上百萬人死亡,許多國家飽受內戰摧殘。三十年戰爭期間,德國部分地區死亡率高於百分之五十。法國在一六四八到五三年的投石黨亂(Fronde)中喪失近百萬人生命。英格蘭也因一六四三到五一年的內戰一分為二。許多國家,在海上或路上都陷入難解的紛爭。(譯注:一六一八到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是神聖羅馬帝國地區的內戰,英國內戰則為國王與國會因政治、宗教的衝突)
然而,儘管這些衝突與破壞,多數的歐洲國家回顧十七世紀時,仍認為那是個「黃金年代」。
有人說,西班牙的黃金年代是從一四九二年收復失地運動結束後開始,並持續到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在英格蘭,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一五八八年)到莎士比亞逝世(一六一六年)這段期間也常被稱為「黃金年代」。荷蘭的黃金年代與法國的黃金年代都是十七世紀。
這些國家在藝術與文學上的成就,在本世紀達到顛峰。
法國有凡爾賽宮,以及普桑(Poussin)與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ian)的畫作,還有莫里哀(Molière)的劇作。西班牙以維拉斯奎茲(Velázquez)、牟利羅(Murillo)與艾爾.葛雷柯(El Greco)的繪畫自豪,以及賽凡提斯(Cervantes)與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的文學著作。在荷蘭,有林布蘭、弗蘭斯.哈爾斯(Franz Hals)、維梅爾(Vermeer),以及眾多的風俗畫家。
在羅馬,巴洛克風格大放異彩,卡拉瓦喬(Caravaggio)將繪畫中的明暗對照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此可見,全球危機與文化爭豔,這兜不太起來的組合令人想起奧森.威爾斯(OrsonWelles,譯注:一九一五到八五年,美國電影導演,以電影《大國民》聞名)在《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的名言:「在義大利,波吉亞家族(Borgia)統治的三十年,他們有戰爭、恐怖、謀殺、血光,但他們培養出米開朗基羅、達文西和文藝復興時代。
在瑞士,他們友好四方,他們有五百年的民主與和平,但他們創造了什麼?──咕咕鐘。」雖然事實上瑞士並沒有享受「五百年的民主與和平」,但威爾斯提到戰爭與文化成就攜手並進,確實可以用來形容十七世紀。
若我們思考造成這個艱難時代的背景,也許就能瞭解這樣的弔詭。
生活富裕的人也許住在有煙囪、玻璃窗戶、舒適家具的房屋;比起營養不良的祖先,飲食也許獲得改善,但十七世紀末的巴黎,出生時平均餘命也不過二十三歲。如果你是日內瓦中產階級之子,那麼你大概能活到三十歲,女兒可能活到三十五歲。英格蘭的出生時平均餘命數字一直維持在三十歲左右,這之間的波動,最差的時候是二十四.七歲(一六五八年),好的時候是三十五.三歲(一六○五年)。相較於上一個世紀,有時會超過四十歲,卻很少低於三十歲,可見十七世紀的數據大幅下降。
這片低迷景象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氣候變遷。過去四十年,歷史學家將十七世紀稱為「小冰期」(Little Ice Age),但直到最近,氣候造成的全面影響才為人重視。我們在十二世紀那一章提過,平均溫度下降攝氏○.五度,代表第一道與最後一道結霜會比平常提早與延後十天,破壞整個收成。
溫度稍微下降,連續歉收的風險就會急遽上升,在緯度較高的地方更是如此。此外,豪雨也會損壞穀物,減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成。如我們在十四世紀那章所見,不需到完全歉收的地步,就足以讓一個農夫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到市場出售。產量一旦不能維持五比一,下降到三比一,他就無法儲存任何糧食。無論是因為土壤過度耕作而缺乏氮,或是夏季氣候過於潮濕寒冷,結果都一樣:如果他需要百分之七十的穀物收成餵養家人和牲畜,並為來年儲存種子,只消一次歉收百分之三十,他就沒有東西可賣了。這就是連鎖效應的開頭。住在市場城鎮附近的人民欠缺穀物。
麵包則因為供給量少,更多人爭相購買,造成價格上升。而隨著人們花在糧食上的費用增加,他們購買非必需品,例如家具、工具、裝飾品,數量就相對減少。這些非必需品的需求不再,價格便下跌,製作藝品的工匠需要花更多錢買食物的時候,偏偏收入就減少了。最後,食物鏈尾端的人越來越虛弱,落得生病去世。
這只是單次產量減少百分之五十的影響。連續歉收殺死的人更多達上千,包括農夫和農夫的家庭,毫無穀物可供種植或食用。即使沒有嚴峻的霜期,夏季平均氣溫下降兩度就會毀壞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穀物。這就是一六四○年間歐洲北部的情況。
這種壞天氣的結果是很恐怖的。一六三七年,一位法國的評論家表示:「後代子孫不會相信:人們靠荒野的植物為生,甚至翻找動物的屍體。路上躺滿屍體……最後是,吃人。」可惜那位評論家錯了,後代子孫真的會相信。一六五一年聖康坦(Saint-Quentin)觀察:「居民無法救濟四百五十個生病的人,其中兩百個被趕出去(城外),我們看著他們一一死去,躺在路邊……。」十年之後,另一個法國人又寫道:「野外的狼群找到馬匹、野驢,以及其他死掉的動__物,靠那些腐爛的肉維生,而教徒就吃那些野狼。」
一六九二年法國的冬天特別寒冷,導致一六九三到九四年的大飢荒,造成兩千兩百萬人口中,一百三十萬人死亡。一六九五到九六年的冬天殺死百分之十的挪威人,也許還有百分之十五的蘇格蘭人。芬蘭三分之一與瑞典十分之一的人口,也在一六九六到九七年的飢荒中受難。在食物短缺的災難中,人們還得與多變的疾病搏鬥。
歐洲大城市爆發數次嚴重的瘟疫:一六二九年在米蘭;一六三○年在威尼斯;一六四七年在塞維爾;一六五四年在奧斯陸;一六五六年在拿波里與熱那亞;一六七九年在維也納。倫敦在一六○三、一六二五,以及一六六五年出現大流行,阿姆斯特丹也一樣,於一六二四、一六三六、一六五五,與一六六三到六四年發生瘟疫。
天花―以前常被認為是小兒疾病―約在一六三○年殺傷力大增,成為成人與兒童第二害怕的疾病。飢餓與疾病的陰影籠罩,死亡的威脅在生活中又更逼近了,奪走年幼的手足、父母、孩童,人們只能更加指望神的幫助。
飢荒與流行病多少能夠解釋這個世紀的矛盾,以及同時興起的「黃金時代」。
人們遭受巨大的苦難,但後世記得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人們為求生存千方百計付出的努力。男人若無法再靠土壤維生,養活挨餓的家人,他們就離開餵養歷代祖先的土地,搬到城市:每年約有六千人搬到倫敦。由於大量的人口外移,美洲的殖民地人口在一七○○年已超過二十五萬人。五分之一的蘇格蘭男性離開家園,很多人去了波蘭或其他地方闖蕩。約有二十五萬個葡萄牙人離開出生地,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帝國尋找生機。
對很多法國與葡萄牙人而言,戰爭就是他們的朋友。一六九○年間,路易十四的軍隊中有二十五萬人不到一百七十公分高,他們的生長從兒童時期就受到妨礙。但既然他們摧毀萊茵蘭所有的城市,想必也很高興不需回到巴黎,過著長年沒有麵包的生活。
至於荷蘭人,他們的「黃金時代」不只歸功於與西班牙八年戰爭的勝利,還有他們帝國眾多的富裕人士。
每個國家懸殊的貧富差距也鼓勵文化成就,造成人際之間的競爭―從商人與建築師,到作家與音樂家―為後世留下不朽的資產。這個時代的藝術家,面對一雙雙飢餓又空洞的雙眼,以及新興資產階級潔白的笑容,無法不產生同情與輕蔑。這個時代流傳給未來世代的是生命的爆發力。
這是一個人人都在生存與失業邊緣掙扎的世界,不容許有能力的人保留實力,只能奮力一搏。
重述十七世紀英格蘭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著名的詩,人們知道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因此必須抓緊每一次眼前的機會,創新、實驗,才能幫助自己。(譯注:出自〈致羞怯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首句「Had we but world enough, and time」)。
本文摘自《漫遊歐洲一千年:從11世紀到20世紀,改變人類生活的10個人與50件大事》 哪個世紀變化最大?又與我們何干? 史上最強的導遊要出團了! 暢銷書《漫遊中古英格蘭》作者伊恩‧莫蒂默教授, 這次要帶領讀者穿越時空一千年! 在旅途中,你會見到信仰虔誠的科學家、精明的農夫、冷血的商人,和意志堅強的女人。 綜觀十一到二十世紀, 你不能不相信,人類經歷多次危難後比以前更堅強了。 對於改變,每個人的理解永遠不盡相同, 但讀完此書,你會享受閱讀的快感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