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健安
16世紀初的羅馬:作為朝聖中心的歐洲大城
16世紀羅馬城絕對是歐洲的重要大城。人口規模在16世紀大抵呈現不斷往上攀升的趨勢;以1560年代為基數,直到世紀末時,人口成長將近一倍達到十萬人,絲毫不下於其他大城。這個數字只統計城內居民而已,還不包括每年到羅馬參加慶典、參訪古蹟,或是做生意的流動人口。最可怕的是,羅馬城的人口分布極不平均,因為水源問題,大多數的居住人口集中在以台伯河沿岸為主的西半部。
教宗身為羅馬的統治者,也意識到解決城市發展困境的必要性。自 15 世紀中葉起,他們用盡一切手段重振教宗暨教會的聲望地位,改造羅馬即為其中之一。從現實面來看,教宗既然自詡為教會領袖,照顧眾人的信仰與生活便是不可忽略的責任,改善羅馬的公共設施同時也是評價教宗的重要指標。這股趨勢在16 世紀初就已相當顯著,以道路為中心,搭配各式大型建設,在台伯河沿岸創造南北向的城市軸線。新道路系統不僅改善交通,更美化城市景觀,是兼具實用性與美感的大型公共建設,對城市發展有莫大貢獻。
攤開16世紀的羅馬城地圖可清楚看到,與人口擁擠的西半部相比,缺乏水源的東半部顯得荒涼許多。因為急迫性較低,都市計畫較晚才開始。當地道路系統多半承襲古典時代的成果,沿東西向的山脈或山谷延伸,缺乏南北向道路協助行人跨越各山丘,以參拜散落於各處的教堂。為了拓展生活圈、提升交通的便利性,東半部羅馬城的開發大約在16世紀中葉逐步開始,並在教宗西斯圖斯五世時期達到高峰。
狀如星芒的道路網絡
西斯圖斯五世俗名為菲利切‧佩瑞提(Felice Peretti),生於1521 年, 9 歲時進入修道院學習,31 歲以神父的身份到羅馬講道,結識不少教會高層。他在 49 歲時由庇護五世拔擢為樞機主教,進入教會最核心的決策圈。但在1572 年,樞機主教彭科帕尼(Ugo Boncompagni)被選為教宗葛雷高里十三世(Gregory XIII),刻意冷落素來與他關係惡劣的佩瑞提。接下來十幾年間,佩瑞提遠離各項教會事務,並在此時結識石匠出身,日後相當倚重的建築師豐塔納(Domenico Fontana)。
1585年西斯圖斯五世當選為教宗隨即推動東半部羅馬的都市計畫。備受教宗重用的豐塔那主導相關工程,成為全羅馬,甚至是全歐洲最著名的建築師,並在羅馬留下不可抹滅的偉大成就。
根據豐塔那的著作《梵蒂岡方尖碑搬移工程》(Della transportatione dell’obelisco Vaticano e delle fabriche di Sisto V,以下簡稱《梵蒂岡方尖碑搬移工程》)記載,教宗決定在多山丘的東半部地區,鋪設寬敞筆直的新道路系統,打造出無論步行、騎馬,或乘坐馬車都能輕鬆通行的朝聖路徑。新道路以聖馬利亞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Mariae Maioris)為中心向外四散,整體看來宛如不規則星狀,不僅有效串聯當地各重要教堂及城門,還與既有道路連結,改善羅馬城的整體交通效能。
教宗也知道開發東半部不能只靠道路系統,還必須解決最根本的用水問題,當選的第一天就開始興建菲利切水道(Acqua Felice),1587年完成,供水範圍遍即東半部,使當地享受充足水資源,曾是一片荒野的山丘如今種滿各種植物,教宗也得以在山丘上建設美麗的花園別墅。一旦基本的公共建設完成,原先人口稀少、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東半部,馬上吸引大批居民、商人甚至是社會上層人士前來置產定居,使羅馬的發展邁入新階段。
如星芒般的道路系統不僅有實用性,西斯圖斯五世還將宗教意涵鑲嵌其中,使羅馬更顯神聖崇高。他曾這麼形容其所創設的道路系統:「以多條筆直道路通往聖殿,西斯圖斯五世開創通往星體的道路。」這句話援引自拉丁文詩句「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以基督宗教的精神來看,所謂的「星體」意味人類經過努力與試煉後,最終得到的救贖。教宗便以道路形狀,將此意涵在一個明確的空間內加以具像化。
位於星芒狀道路網正中央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即為獻給聖母瑪利亞的教堂,她扮演著人類與上帝之間的中介角色,幫助人類取得救贖;教宗還在教堂東側增建西斯汀禮拜堂(Capella Sistine di Santa Maria Maggiore),放置耶穌出生地的遺跡,使道路的形狀也具備伯利恆之星(Star of Bethlehem)的意涵,強調耶穌作為救世主降臨人世;最後,聖瑪利亞大教堂位在山丘上,比喻成人類必須要跨過的艱難,再次呼應「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的精神。簡言之,西斯圖斯五世創設的道路系統,可說是他為全人類所建通往救贖之地的道路,藉此更加突顯羅馬無論是實質上或象徵上,都是全歐洲最重要的朝聖地。
遷移方尖碑的浩大工程
1585年,人們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Sancti Petri)附近,甚至不惜花錢購買視野良好的窗邊位置,只為了觀看一場千年首見的工程行動:搬遷方尖碑。方尖碑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由古埃及文明大量創造,基於宗教與政治上的目的,古羅馬人花費不少力氣從埃及搬遷多座方尖碑安置在羅馬。中世紀時,唯一成功抵抗時間與人為摧殘而屹立不搖的,僅剩聖彼得大教堂旁的梵帝岡方尖碑(Obelisco Vaticano)。
因為15、16世紀歐洲興起一股研究柏拉圖哲學與古埃及文明的熱潮,原本著名的梵帝岡方尖碑更加受世人矚目。不少教宗開始計畫將梵蒂岡方尖碑遷移至聖彼得廣場,直接面對教堂正門,配合教堂打造宏偉景象。但方尖碑碩大的尺寸與重量成為最難以克服的問題,像是教宗保羅三世(Paul III)曾多次要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執行遷移計畫,後者對此表現卻相當消極,因為他擔心方尖碑會因此而斷裂。直到西斯圖斯五世時期,這項曾擊敗多位建築師與教宗的工程才得以順利實現。
毫無疑問的,西斯圖斯五世相當積極地遷移梵蒂岡方尖碑,在當選的四個月後便下令召開會議來決定遷移方尖碑的最佳人選。這場會議吸引歐洲各地的建築師、工程師及數學家,他們以模型或口頭報告的方式說明計畫。整個會議耗時約一個多月結束,決定指派豐塔納,教宗在不久後也給予他眾多特權,全力協助相關工程的進行。
為了搬運方尖碑,豐塔納利用巨大木條、滑輪、掛勾等工具,組建名為「城堡」的巨大三角形鷹架。以繩索穿過「城堡」與額外安裝在方尖碑上的滑輪後,再動用數百人力或馬匹便能移動方尖碑。準備動工的早晨,教宗為這次工程舉行了祈福彌撒,豐塔納接著下達執行命令。當負責傳遞訊號的吹奏手發出聲響,所有人員同步開始行動。雖然「城堡」因承受巨大重量而發出聲響,但透過繩索與滑輪的牽引,總算將方尖碑抬起,水平放置在已鋪好圓木的地面上,米開朗基羅的顧慮並未成真。接著拆除「城堡」,移至新地點重組,等待方尖碑從舊址拖運過來。
下一步的相關準備工作又耗時一年,1586年9月,眾人再次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前方,屏息以待方尖碑重新豎立起來的那一刻。確認工程順利結束的那一刻,在場民眾莫不歡聲雷動,就連教宗也急忙前去觀賞羅馬城內的新地標。
成功經驗鼓勵了教宗與豐塔納豎立更多方尖碑。他們挖出其他倒塌的方尖碑,並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依序安置於聖瑪利亞大教堂北側、聖喬凡尼大教堂(Archibasilica Sanctissimi Salvatoris et Sanctorum Iohannes Baptistae et Evangelistae in Laterano)北側,以及波波洛城門(Porta del Popolo)南側。這些地點都是羅馬城內最重要、顯眼的位置,方尖碑的高大外觀充分融合精心設計的廣場、道路及建築,成為城內最顯眼的地標,形塑美麗壯觀的城市空間。
不可否認的是,西斯圖斯五世可能帶著考古般的好奇心看待這些方尖碑,但作為教宗,也希望資源能用在有益於信仰與教會的工作上。當梵帝岡方尖碑的工程結束不久後,教宗隨即舉辦宗教儀式以淨化「異教成分」,並在頂端放置十字架與山丘雕像,再次呼應「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的概念,其它三座方尖碑也比照處理。如此一來,西斯圖斯五世將原本用來彰顯帝國威望的古蹟,轉化為基督宗教戰勝古代異端的戰利品與朝聖地點,搭配星狀道路系統,更加突顯羅馬城的宗教性質。
參訪羅馬的新路線
新道路系統的實用性,反映在當時出版的羅馬城導覽手冊中,借由他們的描述,得以觀察人們如何看待羅馬的轉變。由 16 世紀著名人文學者弗維歐(Andrea Fulvio, 1470-1527)撰寫,並在 1588 年由羅馬居民增補出版的《羅馬古蹟》(L’Antichita’ di Roma),大篇幅介紹西斯圖斯五世時期的新道路,包括連接地點、沿路經過的教堂、古蹟等。《羅馬古蹟》絲毫不吝讚美新道路的實用性,以最長的菲利切路為例,該書這麼形容:
教宗西斯圖斯五世在 1586 年開闢一條新道路,其直接從聖瑪利亞大教堂直達聖十字教堂,可讓人便利舒適參訪上述教堂。
後續段落也強調,菲利切路對於想前往教堂的沿路居民之重要性:那條道路相當便利,為提升大眾利益與公共便利性乃是必要設施。
16 世紀末的導覽手冊以更有系統的方式,指示讀者如何運用新道路往來各重要教堂,即時透露更多元的交通路線。著名建築師帕拉迪歐(Andrea Palladio, 1508-1580)在1544 年出版的《羅馬城內教堂、休息處、特赦儀式與聖人遺骸之描述》(Descritione de le Chiese, Statione, Indulgenze & Reliquie de Corpi Santi, che sono in la Città de Roma ,以下簡稱《羅馬城內教堂》),開宗明義表示要提供最便捷的參訪路線。當提及參訪聖瑪利亞大教堂、聖喬凡尼大教堂、聖十字大教堂及其週遭教堂的路線時,並未建議讀者從羅馬北端直接前往,反而是要先沿台伯河岸到達卡比托林廣場後,再從廣場一帶尋路前往其所在位置。
1600 年出版的《高貴羅馬城之驚奇光輝事物、方尖碑的移動和水道。神聖教宗西斯圖斯五世為公共利益而做,寬大方便的道路》(Le Cose Maravigliose dell’Alma Città di Roma, con movimento delle Guglie & gli Aquedotti. La ample, & Commode Strade, Fatte à Benefice Publice dal Santissimo SISTO V. P. O. P., 1600,以下簡稱《高貴羅馬城》),提及的參訪景點與《羅馬城內教堂》沒有太大差異,但建議路線卻相當不同。
《高貴羅馬城》建議讀者從羅馬北端的波波洛廣場往南直達聖三一教堂(Chies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後,繼續往南並沿路參觀重要景點,遇到庇亞路(Via Pia)時暫時脫離原先路線,沿庇亞路往東參觀其他景點;從庇亞路折返後,建議讀者沿著先前道路,也就是通往聖瑪利亞大教堂的道路繼續行程。在《高貴羅馬城》另外一天的行程中,建議讀者從聖喬凡尼大教堂開始,沿東南邊的城牆到達聖十字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Crucis in Hierusalem)後,直接往通往聖瑪利亞大教堂的道路前進。《高貴羅馬城》的文句未直指菲利切路,但從當代地圖來看,唯一能符合建議路線的僅有菲利切路。
簡言之,這兩本導覽手冊的規畫路線,立基在截然不同的道路條件上;其中差異再次反應出,當代人相當認同新道路系統的便利性,視之為往來重要教堂的另一選項。
16世紀末的羅馬:近現代歐洲都市計畫的重要先例
西斯圖斯五世的羅馬都市計畫是屬於教宗的文化傳統。眾多文字或圖像資料顯示,他的都市計畫相當程度奠基於前人累積的經驗與成果上:早從16世紀初,已有利用筆直道路解決交通問題,並進一步美化城市景觀以提升教宗形象的先例。都市計畫除了道路系統,還包括位在道路兩端的重要建設,如教堂、宮殿、廣場等,以宏偉外觀或特殊象徵意義,既強化道路系統的實用功能、美觀效果,也能宣傳教宗形象或宗教精神。
西斯圖斯五世對城市空間的重視不下於前幾任教宗,依自身所需重新詮釋前人經驗、成果,建構以宗教建築為中心的東半部羅馬道路網;如同負責規畫的設計師豐塔那所言,先讓觀者感受強烈視覺效果,進而讓世人更容易注意教宗的想法。
西斯圖斯五世的道路系統不僅規模更大,也更善用開闊空間及刻意創造的秩序感,積極整合道路、廣場、教堂、方尖碑等城市元素。最特別之處莫過於利用巨大方尖碑,在廣場正中央建立萬眾矚目的顯眼地標。在此之前,羅馬都市計畫從未如此將眾多元素融為一體。西斯圖斯五世不僅承襲前人,更為後來的都市計畫奠定另一個重要先例,直到今日仍處處可見,不斷提醒世人這段羅馬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時刻。
本文摘自《教宗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V)之羅馬都市計畫1585-1590》 本書以教宗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V,在位期間1585-1590)的羅馬城都市規畫為主題, 探討他在羅馬城市史上扮演的角色。 西斯圖斯五世的規畫受16世紀其他教宗的設計所啟發, 以道路為中心,改造城市生活機能與美化景觀, 解決當代羅馬城的發展困境。 這不僅有助於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 大幅擴張城內生活空間, 數量龐大的朝聖人口也能因此受益。 羅馬城的轉變可說是教宗對世人及基督信仰有所貢獻的具體證明, 對教宗形象亦有正面幫助。 由此觀之,西斯圖斯五世之下的羅馬城, 是一種兼具實用性、美感與宣傳功能的龐大公共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