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偉雲
清末民初乃是中國思想由傳統轉進到現代的重要時期，在這階段中，中西與古今觀念紛然並陳且眾聲喧嘩。中國文化經歷了三千年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下所展現出的璀璨成果，卻在近代百年之間面臨到西方思想、器物上的內外挑戰。
知識份子原先對中國文化仍充滿信心，但卻在西力不斷的衝擊下節節敗退，促使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該如何調適自身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才能讓中國轉弱為強，正是在上述語境下，中國進入了一個思想轉型的階段，此即張灝先生所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在這轉型期中，傳統概念資源在新時代命題下受到挑戰，使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必須在一個萬國新世界秩序下，重新擘畫中國的位置，正是在中國要回應內在取向危機與外在列強的侵略下，啟動了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旅程。
在「轉型時代」中，我們可以看見不管是進化觀、民族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人道主義思想等，都在知識分子接觸與引進西學的學習行動中，於不同的領域及層面上，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有著巨大密切且頻繁的互動，更深一層來說，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觀念，如自由、民主、個人、國家等觀念，也在轉型時代中由知識分子進行選擇性吸收、學習的過程中，逐漸為國人所知悉與內化，成為中國人思想中的重要部份，而平等觀念在當時，被視為「反滿」與「反帝」的重要中心思想，自然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思想轉型過程中，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正是以「平等」觀念，回應上述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內外雙重壓迫危機，作為啟蒙、救亡與革命行動的新價值。
在轉型時代中，「平等」觀念既於普遍性上成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於理想上的永恆追求，又於特殊性上滿足了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思想家於現實層面上的生命–政治目的，並進一步在中國近代三大兩歧性命題：傳統／現代、政界／家界、理想／現實的矛盾與拉扯中，煥發出不同於西方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平等觀。本書正是從上述理路框架出發，剖析了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軌跡，以及從中掘發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多元且重層的心靈世界。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一書係由作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是以1895年到1915年二十年間的平等觀念為主要研究範疇，特別鎖定於近代三位重要的思想人物康有為、嚴復及章太炎作為其主要的考察對象，透過充分的論述，建構出一套詮釋系統，如藉由康有為的儒家平等、嚴復的道家平等、章太炎的佛家平等觀，架構出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挪用西方思想資源以及本土傳統國學進行「國學近代化」行動的軌跡，並在相當程度上將晚清平等觀的發展脈絡做了梳理，有效地呈現了在1895到1915年這二十年間，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對於平等觀念的發揮演繹。
由於本書選擇以康有為、嚴復與章太炎三人之平等觀念作為主要分析之對象，易有見樹不見林之弊，故本書自覺地兼採了多種研究方法，先以英國劍橋學派之觀念史研究法進行「個案研究」後，再兼採美國觀念史與德國概念史研究法，同時將晚清到民初之間其他知識分子的平等論述加入討論，以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為主軸畫分出三階段，予以系統且連貫之討論，最後提出整體之詮釋與結論，架構出清楚之脈絡，並將清末民初平等觀念的類型及其彼此之間的頡頏與調適現象勾勒出來，描繪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發展過程，以上即為本書主要的論述結構與脈絡。
圖二 康有為、嚴復、章太炎平等論述歷時分布圖
本書在上述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文分六章進行展開。第一章為緒論，詳述問題意識、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到第四章處理康有為、嚴復與章太炎之平等觀念，分別指出康有為以儒學的今文經學為主軸去開展平等論述，嚴復以道家思想會通西方政界平等觀念，章太炎則以佛家思想作為平等觀念的闡釋基礎，本書在此三章中仔細爬梳了在同時間出現的相關論述與內在對話，也詳細梳理了中外學者對於這三位思想家的研究定論，進而提出自身的詮釋論點；第五章則是將康、嚴、章的平等論述，重新放置到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階段上進行綜論；第六章為結論，最後附有參考書目及兩篇附錄。以下再從幾個面向進一步指出本書的重點著力之處。
首先本書從一個宏觀的近代思潮出發進行思考，即晚清時期基本上是一個人人都無不關切家國劇變的時代，「救亡圖存」是近代以來我們用來描述此一時期時代樣貌及心態的主要概念，在上述脈絡下，如何救亡圖存就成為晚清時代的問題基調，知識份子無不圍繞在此一氛圍中，重新去評估中國傳統文化，並藉由引進西方文化來調適中國傳統思想，試圖化生出一種具有世界公理性質的新文化有機體，除了藉以達到救國解難的目的外，也希望能進一步思索出一條能夠安身立命的道路，這即是史華慈所說的「富強與力量的追尋」（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與張灝先生所說的「秩序及意義的追索」（in search of order and meaning）之雙重展現。
在當前眾多的晚清思想研究中，本書以「平等」觀念作為研究對象，勾勒出康、嚴、章三人思想中，具有一種獨特的漸進式追求政界平等的「近代平等觀」，且敏銳地指出「漸進式平等論述」在當時如何發揮影響，並進而促成與推動五四時期另一波平等思潮的展開，此一晚清特殊漸進式平等觀的掘發，即為本書的第一個主要重點。
圖三 晚清平等觀念系統類型特徵比較圖
其次，本書所選擇的「平等觀念」實乃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上一個較難分析的議題，因為實際在考察從晚清至民初五四時期的平等觀念發展軌跡，以及與觀念、事件、行動之間的關係時都可見其難度，困難最主要來自於必須清楚掌握古今與中西思想的特質，才能在龐雜的文獻與混生的思想中，清楚勾勒其流變與辨別其共性與殊性。
因為在西力東漸下，近代知識分子乃是運用各類傳統思想與中、西各種近代思想觀念進行調和，但在調和過程之中，會有一些觀念在本質上具有不能調和的問題，諸如西方近代平等觀是架構在自然宇宙觀「除魅」下的個體主義及世俗化下的發展，與西方傳統思維結構已然不同，更與中國思想傳統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在上述古今中西的歧異下，中國近代平等觀的內涵，就不僅只指涉個別主體在政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更涉及政界/家界的公私問題，因此要勾勒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救國解難的關懷下，調整了哪些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內涵，又加入了哪些中國傳統思想資源於其中，本身即具備難度。
且除了中西觀念調和可能產生問題外，所調和出來的觀念更可能再次對中國人的世界觀產生新的衝擊，諸如康梁等人所調和而出的政界平等觀，就與中國公私一元論思維有所衝突，致使梁啟超需提出公私二元論去加以化解。又如平等觀念在近代除有救亡圖存的用意之外，更有知識分子以之為新價值，試圖將被框限在封建禮教與家庭中的個人解放出來，使個體的力量得以發揮並為國家所用，進而達到「富強」的目的，正是在上述語境與思維慣例下，使得當時知識份子將原先處於西方近代政界之中的平等觀念，蔓延到家庭結構中進行討論，而如何藉由觀念史／概念史方法清理這些複雜的問題，正是本書第二個重點與著力可觀之處。
其三，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自覺意識，為了能夠清楚勾勒出中國近代在主義化、激進化、意識形態化語境下，知識分子的平等論述所具備的共性與殊性，平等論述發展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本書在過去諸多學理及方法中，選擇了最能掘發「觀念」內涵與演變的觀念史/概念史研究法，讓讀者可對「平等」觀念的意涵與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及掌握。
本書不僅只擇取一家觀念史研究法，而是綜合兼採美國觀念史、英國觀念史、德國概念史方法，希望不僅僅只是進行觀念類型歸納與發展描述的研究，而能進一步考察平等觀念落在不同思想家的論述中，各自帶有的多元頡頏或調適現象，這是本書綜合觀念史／概念史（Arthur Lovejoy, Quentin Skinner, J. G. A Pocock 等）研究法，而與過去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研究不同且獨特之處。當然本書對思想史方法也具有一定的認識，因此有關晚清歷史社會文化背景、晚清思想、康有為等人的相關重要文獻都有基本掌握，所以本書結合思想史與觀念史/概念史方法，當可全面地討論研究對象及相關議題。
此外本書還帶入了數位人文學中的數據庫方法（金觀濤、劉青峰）進行輔助考察，正是由於使用了這些一般在從事思想史研究時較不會被使用的詮釋視角，讓本書具備了更寬廣且多元的思考，此為本書第三個重點與著力可觀之處。
雖然本書主要關注的「近代轉變」與「平等觀念」，皆非發前人所未發的獨創研究，但從觀念史／概念史的方法視角中，卻看出了這些議題的新內涵與新意義。
尤其本書在考察「平等」觀念如何「形塑」時，除能兼及討論到諸家所受傳統思想之影響脈絡外，還能同時關照到他們平等思想所具備的當代意義，既具有學術性也具有現實感。從本書中我們當能感受到百年前的知識分子面臨著傳統／現代、政界／家界、理想／現實之矛盾衝突時，他們在其中的糾結，一方面既對貧弱的中國感到失望，一方面又想找到令中國富強的方法，在民族與心理的雙重危機下，這些知識分子才會開始會通中西觀念，進行國學近代化的工作，目的就是希望將傳統國學煥新成為新的世界公理，令中國重新登上萬國世界舞台。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極為聰明秀異，思想敏銳，他們百年前的論述，時至今日我們閱讀起來仍是大感驚豔。他們面對著千年王朝的崩壞，迎來前所未見的共和政體，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幸運的一代，失落的是他們眼見儒家倫常秩序被破壞而家不成家；幸運的是他們邁向了西方共和政體而獲得自由民主平等權利，這正驗證章太炎所言之苦樂善惡乃是一同進化之說。
當我們百年後再回顧清末民初的歷史語境會發現，那並不是歷史，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許多思想與時代命題，直到現今仍然存在，而這正表示百年前的歷史對我們仍有用處，得以作為殷鑑，不論是啟蒙、救亡或是革命行動，都可在那段歷史找到相似軌跡，這正是我們在百年之後，仍然必須理解與熟知百年前歷史的結穴所在。
中國近代重要思想家嚴復，在1895年天崩地解的甲午戰爭發生之際，寫下了〈原強〉一文，在文中他提到：「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從這可顯見嚴復當時對於西方平等觀念的憧憬之情。
然而在1917年，距離甲午戰爭22年後，我們卻在嚴復〈與熊純如書（一○九封）·五十一〉一文中看見：
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
我們從上述兩段話中可見，嚴復在1895年與1917年，對於西方平等觀念的態度有著極大的轉折，這樣的曲折轉變，正是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平等觀念發展的縮影。
到底在清末民初的20餘年間，他們面臨到何種語境變化，才會致使平等觀念於三人心中，有從救亡大法變成將造成亂亡之禍而不可重陳之物的現象？其箇中緣由為何？這個轉變的過程為何？康、嚴、章的平等觀念對當時有何衝擊？衝擊了什麼？
更往上一層還可追問，近代中國有平等革命嗎？平等革命到底革了誰的命？中國近代平等革命到底衝擊、擊垮了些什麼？中國近現代平等觀念形成之後帶來的歷史效果是什麼？
這些問題，讀者們當可從本書中找到相關的答案。
本文摘自新文豐《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張灝先生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具有一個轉型期， 在這轉型期中，傳統概念資源在新時代命題下受到挑戰， 使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必須在一個萬國新世界秩序下， 重新擘畫中國的位置， 正是在中國要回應內在取向危機與外在列強的侵略下， 啟動了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