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宣瑋
對很多人而言，想到東北，應該都能脫口而出「人蔘、貂皮、烏拉草」。而當讀者走訪東北後，就算把一路上的大片樹林農田、滿街叫賣的東北三寶都忘得一乾二淨，也一定會記得東北人那獨特的「幹啥呀」（「啥」的音（sha，ㄕㄚˊ）在東北較偏向（ha，ㄏㄚˊ））。
本文所要引介的這本《在滿洲：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下文省略以《在滿洲》行文）的作者──梅英東（Michael Meyer）──曾在北京擔任英文老師、娶了中國老婆，行經整個東北的他，想必也會認同筆者的話。事實上，梅英東對中國相當熟悉，早前因為《消失的老北京》一書而聞名。梅英東爾後花了幾年的時間在東北妻子的親戚家蹲點，像知青一樣上山下鄉，搜索人煙罕至的金朝國都、找尋清代邊界「柳條邊」、拜訪相傳和外星人發生過性行為的孟照國。這本《在滿洲》便是這些「滿洲記憶」的匯集之作。
20 世紀初期，走遍整個中國內陸邊疆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稱東北為「衝突的搖籃」（Cradle Of Conflict）（頁3），拉鐵摩爾將國際熱點的滿洲，比做德法兩國的亞爾薩斯—洛林，不管是種族因素、或地緣關係，都讓東北的命運，在紛擾多舛的中國近代史中，又更加詭譎多變。
圖一、廣闊的東北大街（攝影：林宣瑋）
東北的開墾與鐵路的拓展息息相關（頁154）。滿洲本是清朝的龍興之地，俄國以威逼利誘的方式，將東清鐵路送入滿洲（頁161-163）。這條鐵路的第一站，即是今天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上的滿洲里。列強控制自成一局的鐵路，形成新的經濟次分區，東北似乎變成獨立經濟體，與內地脫鉤，獨自對外連結。[1]
俄國不僅利用鐵路將本國貨物運送至中國，同時也運來大批俄國人，包括那些逃離沙皇統治的猶太人、擺脫布爾什維克的白俄羅斯人（頁175）。位於丁字型鐵路的交點，哈爾濱在 20 世紀初成為俄國風情畫的城市，中央大街的富麗堂皇、索非亞教堂的神聖莊嚴，讓這裡被稱為「遠東巴黎」。
圖二、 原本的俄僑區（今日哈爾濱太陽島） （攝影：林宣瑋）
但大量的移民也造成哈爾濱的混亂，嚴重種族衝突之外（頁185），還有令人聞之色變的鼠疫。[2] 都市繁榮的背後，哈爾濱也成為犯罪天堂，美國駐奉天的副領事 Nelson Fairchild（1865-1907）這樣形容：「這是你所能想像到最下流齷齪的地方。入夜後，走在大街上要隨時拔出手槍。」（頁181）。[3]
圖三、松花江畔（攝影：林宣瑋）
在檯面之下，仍有其他暗潮洶湧的勢力，彼此競爭。
1930 年，為了進行考古調查，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透過各種外交手段，費盡千辛萬苦，才抵達齊齊哈爾。到了當地之後，他遇到的麻煩完全超乎想像。梁思永感到十分困惑，「除了大洋與日幣，還有哈爾濱幣、黑龍江幣、銀票，還有另外兩種。每種都有自己的匯率……最後四種還無法在黑龍江省以外的地區使用。」（頁 195）這使梁思永在交易時，必須花費許多心力。
這種紛亂的貨幣系統，不僅考驗著梁思永與當時的東北人，也呈現出近代以來中國貨幣主權的問題。若有機會到瀋陽參觀張大帥府（張作霖故居）時，也可步行至一旁的瀋陽金融博物館（原本的東北勸業銀行），這裏有很好的解說，帶讀者認識這段金融史。[4] 不過，若讀者想去哈爾濱松花江畔的高級俄式餐館用餐時，人民幣即可付現。
俄國人最後是被日本人趕走的，後者早就對這個地方野心勃勃。
前朝夢憶和大遷徙
滿洲國的歷史定位一直是個麻煩的問題。不同的歷史書寫、記憶的背後，是不同的預設立場與價值認同。梅英東知曉背後的複雜性，因此多以歷史人物、現實記憶的視角來交代背景。梅英東總是喜歡觀察那些不受注目的個人故事（頁242）。
圖四、 東北的聖索非亞教堂 （攝影：林宣瑋）
末代皇帝溥儀是當中最為關鍵的人物。
自從 1924 年被趕出紫禁城之後，他先「落難」於天津日本使館，而後被日本人「要脅」，當上滿洲國的皇帝。[5] 在長春，滿洲國的新京，處處仍可看到日本人遺留下的痕跡，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計畫都市（頁 249）。梅英東走過兒玉公園（今日的勝利公園）、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今日的中國網通分行）、文化廣場，並住在大和旅館（原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臉所旅館），這些建築就述說著 1930 年代滿洲國的風風雨雨。
台灣看似離滿洲國很遠，在 1930 年代卻同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控制之下。日本在滿洲國與台灣實施經濟互補政策。台灣出口糖、茶、米、水果到天寒地凍的東北，從東北進口豆餅、硫安，供施肥之需。[6]。不少的台灣人在 30 年代，飄揚過海到滿洲國工作，其中一位就是蔡英文的父親──蔡潔生。前陣子由丁雯靜等拍攝的「台灣人在滿洲國」紀錄片，正是描寫這個時代台灣與東北的緊密連結。
除了台灣，日本也推出「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畫」（頁264），運送大量的日本農業移民到東北。事實上，日本在20世紀初期，本島已經出現明顯的人口壓力，這也是日本積極對外擴張、征戰的遠因。他們多半以農業拓墾團的身份來到此地。離開日本時，他們是如此歌唱（頁268）：
大日本的先驅們
我們切割了大日向村
並前往滿洲的四家房
去建造國體的天堂
我們將一起向前邁進
但是日本人並沒有抵達天堂，而是進入煉獄。
「大多數的移民在 1945 年 8 月 9日 醒了過來，並沒有逃過滿洲國崩落的劫難，許多人一起自殺了。」（頁268）在日本帝國崩毀的最後一刻，他們的長官甚至要求留滿農民充當「鋤頭大兵」，以人牆之勢防衛銳不可擋的蘇聯紅軍。
NHK 前段日子拍攝的「引き揚げはこうして実現した」，即採訪許多當時的遣返者，一步一腳印地回顧那段人已經不是人的日子。
漢人、俄國人、日本人，就這樣齊步地跨越清朝在此設下的邊界。乾隆皇帝稱讚是「金湯鞏固萬年清」的柳條邊，在清朝瓦解後，被滾滾移民組成的歷史洪流吞沒。
二戰結束後，東北重新回到中國手中。在日本操控東北的歲月當中，當局做了許多不共戴天的可怕事蹟，其中包括以哈爾濱郊區為基地的七三一部隊（頁288）。日軍在裡面對許多俘虜的犯人進行活體實驗，酷似納粹在奧斯維辛建立的集中營。這些殘忍的事蹟，恐怕是溥儀所無法想像的。1946 年後，溥儀退出了歷史舞台。這些傷痛，則留在東北人民的心中。
圖五、 七三一部隊遺址（攝影：林宣瑋）
中國史上有三波浩蕩的移民潮：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闖關東通指清末民初，從華北到東北的移民浪潮。而在日本人離開後，東北在1950年代末期又迎來了另一批「闖關東」的漢人。本書中三姨的先祖就是這一波的難民潮（頁125）。因為大饑荒，大批來自山東、河北等地的民眾，一窩蜂地跑到人口壓力相對不大的關外。寬闊的東北接納這群難民，而他們也在這裏落地生根。然而直至今日，時代的痕跡仍未消失，在某些東北農村，仍可聽到濃厚的山東口音，一代復一代地傳誦。[7] 饑荒彷彿如昨日般，此地的農民因此拼死拼活地也要掌握農業生產權。
圖六、露出曙光的農村（攝影：林宣瑋）
法蘭西斯（牡丹）與梅英東的相遇、相知、相愛、相惜，也成為《在滿洲》的重要支線。愛情總是吸引觀眾看下去的催化劑。法蘭西斯的降生充滿著戲劇性，在一胎化政策的主導下，她原本不被允許出現在這個世界。但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讓滿洲世界的人一陣混亂，直到所有人回過神時，她已呱呱落地。她成長於典型、又不典型的1970 年代農村 ，唱著社會主義好，到北京念大學，20 多歲時去美國唸書，之後定居海外，僅有少數日子回到家，回到那個「同甘共苦的老家庭」（頁149）。不過，多數生於1970 年代的嬰兒，仍是留在農村，「一輩子都跟其他的人在一起」（頁115）。
圖七、農村一景（攝影：林宣瑋）
法蘭西絲一家人，說平凡也不平凡。三姨種植罌粟花。三姨的角色就像村幹部（頁123），這讓三姨在當地可以呼風喚雨。在筆者親身訪談的農村當中，村幹部往往是高中學歷，但他們卻在村莊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三舅是個農夫，抱怨物價年年漲、關心各種物品的價格，堅持捍衛自己的土地。
法蘭西斯的父親在文革時作為赤腳醫生，而後被派到遼源這座城市。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中，東北被規劃為重工業地區。到處可見大型的國營工廠與企業。遼源也是產煤的中心。東北工人在1950、60年代，事實上獲得相當不錯的待遇。
但自從產業轉型與國企改革後，國家裁撤掉大批的舊有工人，東北街上處處可見掛著牌子的臨時工。以自身的經驗來說，幾乎所有的計程車司機，都是下崗工人。
圖八、哈爾濱隨處可見的打工仔（攝影：林宣瑋）
城市如此，農村也面臨其他問題。化肥與重金屬污染是這幾年來的嚴重問題，這是不顧環境保護的惡果（頁142）。法蘭西絲的三舅屆齡67歲，但後繼無人，「年輕人不想下田工作」（頁138）。農村的老年化日益嚴重，這讓地方政府傷透腦筋。
於是地方政府靈機一動，想到和鄉鎮企業聯手，一起改造整個農村。東福公司就是一例。這樣的企業是否一定會帶來不良影響，反倒不是必然之事。但既然是改造，就一定有不同意見。問題往往出在土地。「2010年，中國56%的群眾事件都和農村土地有關。」（頁135）土地的徵收讓「有土斯有財」的農民十分擔心（頁149）。
地方企業總是興建度假村、溫泉，打造田園農家樂，而原本的農業在當地似乎成為副業，附屬於吸引城鎮人口的觀光業。農民質疑這樣的本意，但多數卻無能為力，徒呼奈何。勞動力基本上都流入城市，農村只剩老幼人口，農村的空落，儼然成為另一個問題。姑且不論農業機械化、報酬低的問題。種田實在太辛苦，誰還願意鋤禾日當午？
圖九、 哈爾濱中央大街（攝影者：林宣瑋）
梅英東沒有對東福公司設下非黑即白的評價。梅英東介紹了鄉村企業家劉延東的遠大理想──打造一個像明尼蘇達郊區的時髦小鎮，讓每個農民致富，都能過上與其一樣富裕的日子（頁379-382）。
農民有農民的疑慮，企業、國家也有自己的考量。這盤棋仍在持續。
一般的旅行報導文學常落入兩種窘境，不是太過學術，變成學理性的討論；就是過於「旅遊」，變成旅行攻略、個人札記。而梅英東能以歷史事件為經，地理探索為緯，夾敘夾議地展現東北的複雜面向，實屬難能可貴，儘管在翻譯上有些許的小瑕疵[8]，仍瑕不掩瑜，值得一讀。
筆者待在東北的時間僅有一個盛夏，不若梅英東的深度探訪。但閱讀此書時，在某些印象重疊之處，不時露出會心一笑。除了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裹著蜂蜜外衣的鍋包肉之外，掩卷之餘，最難忘的仍是那句中氣十足、霸氣側漏的「幹啥呀」！
[1]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2] 防疫工作也常導致外交問題。參見杜麗紅，〈清季哈爾濱防疫領導權爭執之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8期（2012，臺北），頁87-124。
[3] 美國國會圖書館可下載Nelson Fairchild的手稿。
[4] 關於近代中國的貨幣戰爭，可以參考戴建兵，《金錢與戰爭：抗戰時期的貨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5）。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6）。
[5] 在晚清民國鼎革之際，原本的前朝舊臣如何看待新的共和，是學界近年相當關注的題目，最新近的研究厥屬：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6] 林滿紅，〈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臺北），頁653-696。
[7] 林宣瑋，〈知青下東北：記2014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計畫〉，《臺大歷史學術通訊》，第19期（臺北，2015）。
[8] 頁69「It’s」多了個空格。頁72的警察局應翻成公安局，較符合實情。頁98的「中裔」，應是「華裔」。頁182的，Republican Chinese（頁244則寫作Chinese Republic）的直譯雖為「中華共和」，但翻成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更合文意。Post-imperial應翻成「後帝制時期」。頁196「墾植」應為「墾殖」。頁200的「絲絲作響」應為「嘶嘶作響」。頁234的日文謝謝「ありがと」應為「ありがとう」。頁253的拉鐵摩一般學術翻譯稱拉鐵摩爾或賴德懋。頁259的「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註56（頁262），誤植為諾門罕戰役。頁76提到德州大學中國史教授關於中國中部農村的回憶錄，若猜測無誤，應為李懷印的《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與改革的微觀歷程》（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不過英文版有誤，李懷印一書並非發生在中國中部（Central China），而是李懷印在東部江蘇的老家秦村。本書已有漢語譯本，見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與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經濟學系，主要關懷在近代中國與當代華人世界的發展。曾做過刊物主編與很多雜七雜八的事情，目前熱衷教學與影音敘事，以及擔任小小部落格的發言人。我的部落格：https://hsuan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