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柏勳
近年來「看展」不只是文青必備的行程，更是全民運動，像是每年擠得水洩不通的台灣燈會、不知是人看花還是花看人的 2010 年臺北世界花卉博覽會，或者同年夏天大家一起飛去上海排隊的世界博覽會。
或者是，每到長假觀光客湧入國內外各大觀光城市的景象，拿著相機與記事本的文青、提著大袋小包戰利品的血拚族、還有留下垃圾與塗鴉的奧客，紛紛繞著猶如展品的名勝古蹟流連，整個城市宛若展覽會場。究竟，這些場景是如何誕生的？
其實，這樣的經驗在人類歷史上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距今還不到兩百年！
《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將博覽會跳脫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討論框架，作者吉見俊哉藉由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空間、視覺、權力與知識的洞見，透過微觀政治學分析豐富的博覽會史料，將博覽會置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消費主義的脈絡，拓展出博覽會作為「現代」標誌的概念，並描繪博覽會襲捲全球的歷史過程。
帝國主義下的「展覽」到消費主義下的「展演」
世界，一直被「發現」。
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歐洲各國致力於發現世界，也將世界以標本的形式帶回歐洲，以博物學的知識將標本重新編排，重新在歐洲呈現世界，在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作用下，建構出所謂的現代。
如果我們參觀博物館時，多留心展場的空間安排，不難發現「視覺支配」的現象，將萬事萬物分門別類、依次依序地擺入實體展架，企圖安排這個世界的萬物。過去的歐洲帝國也曾以高低優劣的方式，將人種與文化擺放到展架上。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機器取代人工製程，產品因而可快速生產。為加速商品的銷售，在十八世紀末，「博覽會」—此新型資本主義的祭典逐漸成形。法國大革命後的 1798 年，法國舉辦了史上第一次產業博覽會，除了商品販售，也具有教化工業廠商及慶祝大革命的用意，不論是會場（戰神廣場）意義，或是建設預算，都與國家密切相關，一個想讓人民知道政府很厲害的概念。
儘管時至十九世紀中葉，博覽會在法國與歐陸各國已行之有年，但最早的萬國博覽會必然在工業發展高度領先的英國展開。1851 年，倫敦水晶宮萬國博覽會空前的吸引 600 萬參觀人次，不僅會場內是個被觀看的商品世界，會場的建築本身──由玻璃與鋼筋構成的水晶宮，亦是工業實力象徵的展示。
座落在倫敦海德公園的水晶宮。
（Source: wikipedia）
萬國工業博覽會一景。
(Source: wikipedia)
倫敦萬國博覽會一舉成名，打趴傳統博覽會的消息很快地就風靡歐美各國，展場從毫無分類的擺放，變成依博物學知識所再編的空間，規模也從單一建築變成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博覽會，博覽會都市儼然成形。法國在 1855 年的巴黎萬博會以香榭麗舍為會場，此處亦是巴黎都市計劃的中心，香榭大道附近的凱旋門、歌劇院、廣場、圓環，都讓都市成為博覽會的舞台，特別是圓環的設計，那是透過長而連續的道路所產生的開闊視覺，是一種透視法的呈現，猶如外科手術般，將原本黑暗、封閉、充滿犯罪的地區打開，為巴黎引入明亮的光線。
博覽會同樣也影響現代百貨公司的形成。1860 年代蓬勃發展的百貨公司雛形，作者認為是孕育自 1830 年代巴黎到處可見的「新奇商店」（magasin de nouveautés），從販售單類產品的小店，逐漸發展成各式各樣商品的百貨公司。然而，現代百貨公司攤位擺設以及光彩奪目的建築設計的概念源頭，就要回溯到 1869 年走在時代尖端的潮店──法國玻馬舍百貨（Le Bon Marché）。
法國玻馬舍百貨建造時，老闆薄希可（Aristide Boucicaut）找來設計師，將賣場設計成接近倫敦萬博水晶宮展場那樣鐵架玻璃的巨大空間，這種鋼鐵與玻璃、光線與視線交錯的奇異空間，與倫敦水晶萬博會的體驗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博覽會與百貨公司以商品的陳列來成現，使我們有身處遙遠國度、夢幻世界的錯覺。在帝國主義崩解、殖民主義消失的今天，我們還是可在逛百貨公司時感受博覽會的氛圍。
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
(Source: wikipedia)
從粉絲到偶像的日本，做為文明開化的博覽會
話說 1862 年，德川幕府為了讓歐洲諸國承認江戶、大阪、兵庫、新瀉的延後開市開港，派遣竹內遣歐使節團前往歐洲，日後明治維新時期提倡「文明開化」的福澤諭吉，恰巧是使節團的成員之一。一行人抵達倫敦時，剛好是第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之日，使節團一行人便穿著日本江戶時期武家的半正式禮服「紋付羽織袴」出席開幕儀式，頓時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日本的「特異」意外成為博覽會的展品之一。
但日本人的穿著也不是沒有負評，如同薩伊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便指出，所謂的東方，是歐洲對東方想像的再現，使節團在巴黎謁見拿破崙三世時，就有傳出他們身上穿的不是「金線縫製或是織繡詭異龍紋圖樣」的中國服裝，而是「狩衣與烏帽子」的日本傳統服飾，法國人因而感到失望。換言之，日本人成為歐洲帝國所觀看的對象，也被編入帝國展示的空間。同樣的，日本也藉此機會近距離觀察歐洲，日後更多次派遣使節參加 1867 年巴黎萬博和 1873 年的維也納萬博，像是個追星的小粉絲。
究竟，參加過三屆萬國博覽會的日本，在博覽會上觀察到了什麼？
作者就佐野常民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內容分析，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是開化民智的重要關鍵，不只是商品展覽，更是依據部門、類別加以區分，讓人們在瀏覽這個有秩序的空間時，不知不覺透過眼睛所見來學習「未曾知見之物品」，具有「眼目教化」的功能。藉由系統化的知識，將視線再編，以達到文明開化、現代化之目的，這也影響到日後日本一系列以文明開化為號召所舉辦的博覽會，甚至是將殖民地也納入博覽會的動員行列。
博覽會的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博覽會使科技、國家的發展，帝國的擴張全部合為一體，帝國獲取殖民地，將殖民地於博覽會中展示，不只滿足帝國內民眾獵奇的心態，更凸顯帝國人民的優越性。另外，經由展場空間與視線的安排，帝國也將其世界觀傳遞給其國民，如同 1889 年巴黎萬博就再現了殖民地聚落，那些符合殖民主義視線的「人種」具有的「卑劣性」，透過民族學式的實物展示被觀眾「發現」。
身為博覽會鐵粉的日本，不管是客場或是主場的博覽會，皆依循帝國的教條，將有日本特色的工業產品、農產品送至萬博參展，還將愛奴人送去參展。清日戰爭以後，日本館的展覽位置安排離歐美大國越來越近，到日俄戰爭前夕時，日本館已在亞洲各國之首、歐美之後，象徵白人優越主義將「日本」當成「東方的希臘」，納進其優越主義的框架。日本國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也仿造萬國博覽會的模式，設立的台灣館、滿州館、朝鮮館等殖民地展館，將各地的農工產品、生活器具、甚至將原住民 live 生活秀搬至博覽會會場。
從 1862 年的被萬國博覽會展示，到 1940 年主辦東京萬國博覽會，日本先是繳學費向歐美取經，在追趕文明開化的現代性中，逐漸成為現代性在東亞的代言人，進而定義日本帝國的現代性：博覽會是帝國主義的祭典，也是現代性的象徵。
那麼，台灣呢？
做為一位社會學者，吉見俊哉試圖透過博覽會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其豐富的資料以及對現代性的論證，影響了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曾被日本殖民過的台灣。
舉例來說，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便是在本書的基礎上，以勸業共進會、始政四十週年暨年台灣博覽會為例，探究展示台灣與殖民統治的關聯、殖民者建構何種「臺灣」的形象，以及秩序觀、知識觀與異／己觀、透過何種殖民知識來建構此形象、被殖民者如何理解博覽會所建構的形象。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另外，吉見俊哉也提到博覽會與鐵路結合後，更刺激了觀光旅遊，陳煒翰的《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便是結合吉見俊哉與呂紹理對旅遊、展示與權力的觀點，提出帝國皇族到殖民地旅行時，殖民政府的作為是有「向上展示與向下展示」的現象，對皇族展現其政績對被殖民者展示帝國的權威。
《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
自 1851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後，博覽會成為現代化成就的象徵，透過國家或資本家的精心設計，不僅向國際展示，也向一般民眾展演，更讓人民將參加博覽會視為現代人的行為之一。
最後，本書內容之豐富、論證之精采，不僅可進行跨領域的對話，更歡迎不同興趣的讀者跨越時空進入各個萬國博覽會，必定能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相遇，如果更深入地閱讀，你將會發現這本書亦是博覽會的博覽會。
延伸閱讀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范燕秋（2008），〈「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頁65-124。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台北：玉山社，2014。
作者介紹：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中西醫師。臺南安平人。興趣是聽故事也樂於分享故事，主要研究關懷是傳統事物與現代社會的對話與互動。大學八年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世界觀跨越，也逐漸思考著傳統醫藥如何與現代社會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