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愛德蒙．佛賽特（Edmund Fawcett）
一九四五年後的政治思考未局限於大學和智庫裡，也非只針對經濟學。
二十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氣氛，大半得歸功於三位文筆一流的作家，即喬治．歐威爾、阿爾貝．卡繆、尚─保羅．沙特。他們都是隨筆作家，且撰寫帶有政治主旨的小說，並以苦惱、未和解且孤零零一人的角色為核心鋪陳該主旨。
對他們來說，不顧萬難或不知成功機率多寡而堅持自己道路一事，不是不識時務的證據，而是恪守道德的表徵。歐威爾在西班牙與法西斯分子打過仗。卡繆為法國的抗德運動編過一份地下報紙。沙特是受敬重的哲學家，主編戰後法國的最大左派刊物《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長達三十年。他立場的宣示性質較濃，但他也扮起大衛，殺死一連串哥利亞巨人：西方的反共、西方的殖民主義、法國的戴高樂主義。這三位思想家在政治上都沒有黨性，每個都難以確定其政治立場。他們三人在氣質上都屬自由主義者，連沙特都是。
喬治．歐威爾（一九〇三～一九五〇）深入探究詞語在政治上的使用和濫用，自稱社會主義者、反共者、托利黨無政府主義者。他私下個性害羞，但提筆為文則激情洋溢，是個嘲弄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挖苦享有特權之社會主義者的左派老伊頓公學校友。兩部反極權主義寓言小說《動物農莊》（一九四五）和《一九八四》（一九四九），使他早早享譽全球，但還未能享受和嘲弄自己的成名，就死於結核病。
動物農莊書封
他生於孟加拉，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當時他父親在那裡為管理對華鴉片買賣的印度殖民事務部工作。他被送回英格蘭受教育後，年紀剛好差服役年齡一點點，幸運躲過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他未和伊頓公學的友人一樣進入牛津或劍橋深造，而是加入緬甸的殖民地警察部門，因為這段經歷，他迅即成為反殖民主義者。
他寫道，他受不了同樣一件事，他做了沒事，別人做了卻要被關。根據他在緬甸的經歷，他寫了兩篇著名的文章，〈射殺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和〈吊死〉（A Hanging）。前文在表達自責之情，自責於禁不住受驚嚇之民眾的催逼射死一頭大象之事，後者則是對死刑所發出的無聲辯駁。
歐威爾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出於直覺但非常深刻。他痛恨不當的權力，知道它以多種形態現身。他寫道：「我對資產階級共產主義者所想像出的理想化工人沒什麼特別好感，但當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工人與其天敵警察衝突時，我不必捫心自問就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他從親眼所見看出社會的排斥現象：「一個胖男人吃著鵪鶉時，幾個孩童在乞討麵包，那景象真叫人不舒服。」歐威爾理解到，政治不能光談理想和政策。「他的激進主義是最含糊的那種，但大家始終知道有這樣一種激進主義，」歐威爾如此寫到查爾斯．狄更斯。「他未提出建設性的建議，甚至不清楚社會的本質，只有感知到有地方不對勁。
最終他所能說的就只是『做人正派』，而那⋯⋯未必如它表面上所予人的感覺那麼膚淺。」身為自由主義者，歐威爾認出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所難以看出的東西，那就是固定不變不可得，政治從未停下腳步：「大部分革命分子是潛在的托利黨人，因為他們以為透過改變社會的形貌能把所有事物都擺正」，歐威爾寫道。他接著寫道，「一旦達成那一改變，他們就認為沒有再改變的需要」。
在〈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歐威爾表達了或許是他最堅定不移的信念，即壞言論反映壞思想，由於政治主要以言語進行，壞言論就可能帶來政治愚行、暴力、壓迫。在《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中，為了描述那個強行推行且使人混淆的語言，他造了「新語」（newspeak）這個新詞。而凡是理解權威之不當使用言語和不當使用其權力兩者之關聯者，不須一丁點的解釋，都能領會「新語」一詞的意思。歐威爾的「新語」有許多後代，包括「管理階層語」（management speak）。
歐威爾嚴格到自我懲罰的程度，既深信人反抗不公不義的義務幾乎沒有止境，又相信人對付不公不義的能力極為有限。他對理論和猜測極為反感，且大概非常厭惡「存在主義者」這個字眼。但從某個意義上說，歐威爾那個眼高手低、成不了事的道德寓意，使他成為英格蘭的存在主義者。
阿爾貝．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〇）也念茲在茲於愛唱反調者在冷淡、難駕馭之社會裡的角色。
一如歐威爾，卡繆是個老菸槍，肺功能很差。兩人都享年四十六，但卡繆死於車禍，當時他的出版商開著馬力超大的Facel Vega牌車子載他回巴黎，結果車子撞樹，雙雙身亡。卡繆在勞動階級城市阿爾及爾出生，父母是法國人。後來就讀阿爾及爾大學，在校時擔任足球校隊的守門員。
卡繆後來寫道，他不是在馬克思的著作裡，而是從貧窮裡認識政治。沙特的反反共立場從未為共產主義助一臂之力，而卡繆與沙特不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間曾是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員。德國占領期間，卡繆主編遭查禁的法國反德勢力報紙《戰鬥報》（Combat）。
一如在歐威爾身上所見，對卡繆來說，個人參與在政治上的作用大於政策或學說。兩人都聽從自己的反應和自己的憎惡行事：對共產主義、殖民主義、死刑的憎惡。兩人都不是聖徒，也不是烈士。歐威爾把他所認為不該被英國外交部宣傳部門雇用的左派友人的名字告知該部。卡繆於占領期間出版著作，同意德國籍出版審查員的要求，將某本散文集裡提及卡夫卡這位猶太裔作家的文字拿掉。卡繆未把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戰士偶像化，擔心他們一旦掌權也會變成壓迫者。
異鄉人
卡繆以小說和劇作最為人知，但他也寫政治論說文。在《反抗者》（The Rebel, 1951）中，他以反共自由主義者的身分擺出他想推銷的東西。卡繆以典型的法國作風，提出歷史上的政治原則疑問。卡繆問，為何啟蒙時代的解放工程以革命恐怖告終？當今對自由的追求為何不只促成物質進步和民主，還促成專制統治和讓大批人同時倒下的殺戮？
這些疑問並非此時才出現，以前就有人提過。但當卡繆著手撰寫他所謂的「試圖了解我所處之時代」的作品時，它們就變成亟待解開的疑問。在卡繆的所有政治著作中，最讓他引以為傲者是《反抗者》。它援引了較有見識之人對支持馬克思主義之左派人士的鄙視，使他與友人沙特永遠決裂。
卡繆重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之後保守主義者問過的那個問題：現代的罪行肇因於自由或肇因於遭曲解的自由？
勃克和梅斯特都怪罪於自由，只是前者怪罪時態度溫和而後者態度粗暴。對勃克來說，人一旦擺脫習俗與理智的束縛，能幹出最令人髮指的罪行，乃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梅斯特則認為人一旦擺脫上帝和祂人間執行者的束縛，能幹出最令人髮指的事。在保守主義者看來，不服從和異議，在道德上導致混亂與困惑，政治上導致革命、瓦解、反革命。自由精神使人的生活變糟，而非變得更好。誠如自由的擁護者所主張的，叛亂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一如最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卡繆不同意此說。一如那些自由主義者，他把現代的過激行為歸咎於自由遭曲解，而非自由本身。
一如康斯坦和吉佐，卡繆在革命裡看到利與弊。卡繆反抗不當的權力，把造反視為所有人所不得甩脫的普世義務。卡繆認為，面對上帝的默不出聲、自然的漠不關心和人對人的支配，唯一適切的反應乃是反叛。
從某個意義上說，造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殊之處。反叛不可避免是社會性的且使我們與他人接合在一塊，或者如卡繆在一警句裡所說的：「我反叛，所以我們存在」（這句警語，可以理解的，並未流行開來）。卡繆描述了多種反抗者的想法和作為，對他們的支持程度各不相同：作家、花花公子（dandy）、反道德主義者、虛無主義者、主持革命恐怖統治的雅各賓派成員、反沙俄政府且獨來獨往的丟擲炸彈者。
卡繆問道，造反雖然受歡迎且是必要之物，為何它卻也導致這樣的災難？
卡繆的《反抗者》，提問多過於給予答案。他希望建立一輕鬆自在的、人性的、不被他所謂之「地中海」觀念驅動的政治，並以這樣的希望做為該著作的結尾。他設想一條在極權主義壓迫和西方過火行徑之間不偏不倚的中道，而他對這一中道觀只陳述其梗概，未交代其細節。知識界的強硬左派看到獵物，飛撲過來。
《現代》雜誌主編之一的佛朗西斯．讓松（Francis Jeanson）寫了篇評論〈反叛的靈魂〉（The Soul in Revolt）予以痛批。他表示，卡繆關注良心的純粹性更甚於關注不公不義。讓松是協助阿爾及利亞人反殖民運動的法國地下組織英勇成員，左派招牌無可挑剔。卡繆對殖民地獨立運動受壓迫一事抱持自由主義式的遲疑，給了讓松一個攻擊的標靶。對讓松來說，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乃是道德上不容置疑的命題。卡繆很不明智地予以回應，且回應內容讓人覺得自負又滿是委屈。
然後沙特跟著捅上一刀，在《現代》雜誌上刊出一封公開信（一九五二年八月），一封如今讀來仍是又狠又準之文學暗殺傑作的信。他與卡繆再度幾乎形同陌路。
《反抗者》一作之所以意義重大，主要不在於它所發出的論點或它激起政治界─文學界的決裂，而在於它代表了自由主義較普遍進行的一個糾正性的轉彎。經過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種種滔天的暴行，自由主義者正提醒自己，不該因為關注國家和社會能為人民做什麼，而看不見國家和社會能對人民做什麼。
《失敗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 1950）一書，集結了公開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六位西方前共產主義者的文章，而卡繆此書，一如《失敗的上帝》，代表了左派知識分子在公開抨擊史達林主義惡行上，從此可暢所欲言，不再受到壓抑。先前的沉默，並非完全出於愚蠢的或不光彩的理由。
一些人認為蘇聯付出重大犧牲，將西歐人從納粹主義魔掌中救出，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理該忠貞不棄。西方人在捍衛自身和自身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上，也曾做出嚴重的傷害和暴行。對卡繆和歐威爾來說，讓人沉默的那些理由都已站不住腳。該是時候公開表白心跡。不管喜不喜歡，冷戰要他們選邊站，而他們選擇站在西方那一邊。身為作家，歐威爾和卡繆正在開闢一個再度讓人能成為自由主義者、反共者、左派人士的空間。
並非每個人都選擇住在那個空間。
在法國，有一批人認為自由主義和左派乃是相矛盾的兩回事，而那批人的知識界領袖就是尚─保羅．沙特（一九〇五～一九八〇）。但沙特的自由主義程度，比他自己所願意承認的還要高。
他靠反對在過活，活在對統治者和通行之社會習俗永遠公開反抗的狀態中。他的哲學口號是「爽快說不」（Just say no）。前景黯淡之事似乎很吸引他。他的知識工程大到超乎其所能掌控。未完成幾乎就是成功的標記。六十多歲時，他迅速寫出厚達兩千三百頁的福樓拜專論，然後宣告它還未完成。他得意表示一直沒長大。他看淡浮名，一九六三年拒領諾貝爾獎。簡而言之，沙特是個怪人。若非沙特討厭寵物，極不喜歡鄉間散步，且有濃濃法國味，在看重怪人的英格蘭，他可能會很受喜愛。
他有許多情婦，有個深愛不渝的愛人西蒙．波娃。西蒙．波娃是小說家和思想家，以友人、愛人、護士、法官、平起平坐者的身分與他一起生活、創作，具有和他一樣的雙重性，但從未成為他的妻子。沙特年幼時一眼就幾乎全盲，但從其他方面來看，他身體健壯。好在他身體健壯。他每天抽四十根Boyard牌香菸，喝數公升的咖啡和烈酒，嚼食十二顆名叫corydrane的藥錠。這種藥錠兼具安非他命與阿斯匹靈的成分，不用處方箋就可買到（建議日服用量是兩顆）。
沙特真正上癮的東西是寫作。在整個創作生涯裡，他的粗產量據計算一天達二十頁刊出的文字。他不願重讀或改正他已寫下的東西。一旦形諸文字，他的想法即定案。他喜歡用單句的俏皮話，曾說他最好的著作始終是他即將動筆寫的那部著作。在那一俏皮話的背後，存在著一個影響他哲學的主張：過去無權管我們。不管何時，我們都能隨心所欲打造我們想要的自己。
對沙特來說，人生的最重要事實乃是那一自由信念和受約束之體驗兩者的衝突。我們能在腦海裡隨心所欲地馳騁，卻被困在我們的處境裡。改變是可能的，即使只是皮毛的改變：我們能不受拘束的藉由想像別種處境來「否定」自己現在的處境。那一精神上的自由，我們在自己的計畫和希望裡明顯可見。
沙特認為，我們能在自欺（bad faith）裡隱藏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找不到它。將我們的社會分類、我們的肉體限制或道德束縛同意為對我們自由的限制，即是自欺的表現。承認自由成為衡量自知（self-awareness）的標準。沙特在《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1943）中闡述了那些想法。此書展現了一種鞭辟入裡的洞察，小說家所會有的一種洞察，對欲求、厭惡、遭注視之類未得到充分剖析之人類經驗的洞察。它深究了人們所熟悉但未受到充分審視的精神現象，比如自欺和真誠。它從較廣泛的角度提供了一個嚴格的人類自主絕對優先的觀點，提供了一個隨之頗為嚴苛的道德責任敘述。
存在與虛無
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晚期，沙特已放棄教職，靠寫作為生。他最富哲學性的小說《噁心》（Nausea, 1938），在他生前賣了超過一百六十萬冊，他以政治責任為題的劇作《髒手》（Dirty Hands, 1948），賣了將近兩百萬冊。在他未竟的《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1960）中，他試圖調和他嚴苛的人類自由觀和對馬克思主義高度個人化的描述。
沙特念念不忘於向約束性的權力說「不」，而後來的法國思想家，例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承繼了這一心態。傅柯未像沙特那樣強調人的「主體」。傅柯似乎表示，外部權力對我們的束縛，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我們自身的心理抑制。但傅柯以如此具說服力的自由主義精神發言反對現代的壓迫機構（瘋人院、監獄、道德警察）時，若非是在代表人民發言，實在很難看出在替誰發聲。
沙特有時任性且不負責任地做了錯事：一九三〇年代反戰更甚於反法西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親蘇，然後一九六〇年親卡斯楚，一九六八年後親毛澤東。他對「資產階級」作風的痛斥，使資產階級作風得以決定他所要探討的主題。沙特的痛斥也使他對窮凶惡極的反英雄、虛無主義者，乃至恐怖主義者，產生不顧後果的崇敬。
沙特有時也做了了不起的對事：一九五六年譴責蘇聯揮兵入侵匈牙利，主張阿爾及利亞是阿爾及利亞人的（右派恐怖分子兩度在他的巴黎公寓放炸彈，一次差點要了他的命），一九六七年阿拉伯國家突然出兵攻打以色列時他支持以色列。沙特晚年的奮鬥事業之一，乃是促成一象徵性的和解。一九七九年，他和雷蒙．阿宏聯袂前往愛麗舍宮，請求法國政府救助一九七五年西貢落入共黨之手後逃離越南的船民。阿宏是沙特一九三〇年代起的老友，且是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與沙特進行友好爭辯的對手，兩人同屬自由主義陣營。
沙特自幼失父，童年孤單，由溺愛他的母親和擔任教職的外祖父撫養長大。他個性與眾不同，專注於自身事物，愛胡思亂想，渴求結交朋友。他說一九四〇年在德國戰俘營裡那幾個月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對想像之群眾抱持的浪漫情懷，使他愚蠢地站在極權主義那一方。
與那成為對比的，乃是他對權威的不信任和他對權威所始終能招來之暴力的不信任。《言語》（Words, 1963）一作，表面上宣稱是他的童年回憶錄，其實是絕妙的自我剖析之作。他在該書裡寫道，「發號施令或服從，都一樣」。這則警句可能來自阿蘭（Alain）。沙特就讀於師範學校時，與阿蘭的哲學弟子有往來。沙特極討厭自由主義反共分子。但他比大部分自由主義者更看重無限制的、高要求的人類自由。沙特從未有過歸屬哪個群體或在不受拘束下找到平衡的強烈衝動，但誰有？
他嘲笑平衡可獲致一說。
對沙特來說，重點是讓兩者繼續走，看各自會通到什麼地方。捍衛遭法國政府侵擾的激進分子的人權，是沙特最英勇的奮鬥事蹟之一。在沙特的反自由主義言語背後，可看到一位自由主義異議人士的身影。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社之《自由主義：從理念到實踐》政治思潮經典探源 擬人化自由主義論述 以小說筆法、編年體書寫的精采社會思想史 本書聚焦於美、英、法、德四國， 追溯其自成一格的傳統， 如何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實踐上聚攏。 自由主義雖有多種流派， 但幾個共同信持的觀念將它們合為一體： 反抗權力、相信社會進步、尊重人所選擇的事業及信念、 接受利益和信仰始終產生衝突的結果。
政治思潮經典探源 擬人化自由主義論述
以小說筆法、編年體書寫的精采社會思想史
本書聚焦於美、英、法、德四國，
追溯其自成一格的傳統，
如何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實踐上聚攏。
自由主義雖有多種流派，
但幾個共同信持的觀念將它們合為一體：
反抗權力、相信社會進步、尊重人所選擇的事業及信念、
接受利益和信仰始終產生衝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