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小心獨裁者」：法西斯主義與新政
若說所謂的「新政」（New Deal），即當今自由主義基礎，其實與德國納粹主義或者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並無二致，說來可能有些荒謬，而且到目前為止也很少有人如此主張。
可是，如果我們和現在的教科書一樣，忽略了新政在意識型態上根本和歐系法西斯主義系出同源，在結果上導致類似政策，並且對國家文化造成相似結果，那麼其實也是同樣荒謬。
我們雖然認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統治是病態政權，甚至認為兩者已接近精神病的程度，完全與我們的政治傳統大相逕庭，但是事實上，無論是新政、納粹還是法西斯，三者的發展其實都與美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一場政治運動息息相關。
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let）當政時所推動的政策，可謂重新定義了聯邦政府與美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其背後的思想更一反美國建國以來，持續主導國家政治文化的放任思想。
最根本來說，新政開啟了一段集體道德（communal morality）至上的時代，並且使軍事化的社會紀律，成為美國大眾文化的首要價值。個人相對於整體社會所享有的自由空隙，在小羅斯福時代是最為狹窄的。
雖然許多人都相信新政時期是美國史上極具反叛性的一刻，也認為當時的美國文化相當關注最底層階級的利益，但是事實上，所謂的新政時期和獨立戰爭、廢奴主義與重建時期一樣，其實都是美國史上最具「反暴民」性質的日子。
偉大的軍隊
一九三四年春天，小羅斯福初任總統後一年，就受到來自左翼與右翼的攻擊，甚至連黨內人士也加入反對行列。共和黨領袖紛紛抨擊華盛頓特區的「新獨裁政權」，其中賓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詹姆士·M·貝克（James M. Beck）所提出批評在當時相當典型，他指出，小羅斯福的新政已將政府化為「權力幾乎不受限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同時，來自左翼人士的批判也不減苛刻，例如當時的美國共產黨就正式將小羅斯福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不少民主黨內人士也相當不滿小羅斯福的「大刀」手段和「激進」政策。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艾爾·史密斯（Al Smith）與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拉斯克伯（John J. Raskob）更協助成立「反羅斯福美國自由聯盟」（anti-Roosevelt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艾爾·史密斯（Al Smith）（左）
與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拉斯克伯（John J. Raskob）（右）
更協助成立「反羅斯福美國自由聯盟」
（Source:wikipedia）
當然，羅斯福也有許多忠心支持者，他的景仰者之一甚至寫信給白宮，鼓勵總統堅守立場，要總統為「保護美國人民利益所做出的壯烈努力」感到驕傲。就連德國總理希特勒也表示，羅斯福「成功打擊經濟問題的策略」具有相當成效，「全德國人民如今正抱持著關注與敬意齊心效法」。
新政雖然有反對者，但新政當初如果沒有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也不可能成為美國的政治寵兒。羅斯福共計贏得四次總統大選，每一次都獲得壓倒性勝利；而以新政思想為本，重建施政平台的美國民主黨，更在二十世紀中期長期掌握聯邦政權，其政策不斷促使大量產業勞工與非裔美人投誠。
一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對「羅斯福革命」頌讚有加，學界論述也被羅斯福的支持者掌握；至於羅斯福本人則更被廣泛視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不過，新政剛開始所受到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支持力度，可要遠遠超過美國境內的支持者。
一九三三年七月，小羅斯福就職四個月後，被任命為總理的希特勒就讚許「羅斯福先生」，稱其「不顧國會、遊說團體、官僚體制的攔阻，直往目標前進」。希特勒對羅斯福的讚美，不只是為了巴結世界最強國家的領導人，更是因為新政的內容與納粹的施政十分相似。
一九三四年一月，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就盛讚羅斯福的「獨裁式」手段，並指出「身為德國國家社會黨，我們也要向美國看齊⋯⋯羅斯福正在進行新政實驗，而實驗內容甚為前衛大膽。我們也一樣，只擔心實驗可能失敗。」
此外，羅斯福的著作《向前看》（Looking Forward, 1933）與《坦途》（On Our Way, 1934）在當時引發了許多討論，其中最正面者，都來自認為新政與國家社會主義本是同根生的德國評論家。一九三四年，德國作家赫姆特·馬格斯（Helmut Magers）在《羅斯福：富有常識的革命者》（Roosevelt: A Revolutionary with Common Sense）一書中，就高舉新政為「一場極權革命」，並指出這場革命和納粹黨的奪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羅斯福的著作，左為《向前看》（Looking Forward, 1933），
右為《坦途》（On Our Way, 1934）
羅斯福執政的前兩年間，《人民觀察家報》不斷指出希特勒與美國「絕對領袖」的相似之處，其中一段文字提到，「雖然所使用的詞藻不同，但是羅斯福同樣是在要求人民把集體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前，譬如《向前看》一書中，許多段落都宛若出自國家社會黨人之手。
基本上我們可以假設，羅斯福對國家社會黨的思想應該極不陌生。」羅斯福雖然擺出「民主的虛假外表」，但美國其實「正走向極權國家之路」。《人民觀察家報》更大讚「羅斯福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中採納部分國家社會主義思想」。
希特勒本人也認為這位美國總統和自己英雄所見略同。他曾向美國駐德大使威廉·達德（William Dodd）表示他「和（美國）總統的看法一樣，認為責任、犧牲、紀律等德行，應該貫徹在人民身上。
美國總統對所有美國公民的上述道德要求，和德國的思想精要雷同，可以用德國的一句口號來表達：『公眾福利勝過個人利益。』」達德的繼任者休·R·威爾森（Hugh R. Wilson）也在一九三八年向羅斯福報告時指出，他已向希特勒表達：「您對於德國國內特定的社會改革階段，特別是青年和勞工的改革相當感興趣，而我在此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向您報告德國的社會改革如何落實。」
即便到了一九四〇年，當羅斯福已經等不及對德國發動軍事介入的時候，納粹宣傳部長喬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所發行的週報《帝國報》（Das Reich）也仍然不斷強調納綷與新政的相似之處。該報上有一篇文章〈希特勒與羅斯福：德國的成功——美國的未竟〉（”Hitler and Roosevelt: A German Success–An American Attempt”）就哀悼若不是美國的「國會民主體制」，也不會導致新政無法完全落實。然而史學家約翰·A·蓋瑞提（John A. Garraty）指出，「不過在德國人眼中，新政早期打擊蕭條的政策還是和他們自己的政策非常相似，羅斯福所扮演的角色也與希特勒相去不遠」。
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對新政也相當佩服。
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同樣在羅斯福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同志，他在評論《向前看》時曾說：「小羅斯福訴諸國家青年的果斷與剛毅，並以此號召讀者一同戰鬥，這與法西斯主義當初喚醒義大利人民的狀況相當類似。」當墨索里尼耳聞羅斯福因為一九三三年的「國家產業復甦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簡稱NIRA）而獲得處理國家經濟的無限權力時，他如此驚呼：「看啊！此人獨裁者是也！」
除了自詡法西斯信徒的人認為羅斯福與德義兩國有相似之處，美國境內諸多重要自由派人士和民主黨忠實擁護者，也都看見了雙方的共通點。
《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的編輯喬治·索爾（George Soule）指出：「雖然法西斯主義一般導致的社會與政治災難並未出現，但我們確實正在實施法西斯式的經濟政策。」《國家》雜誌（Nation）發行人奧斯瓦德·嘉里森·維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就後悔當初為小羅斯福背書，他在一九三四年寫道：「無人能反駁，羅斯福法案整體而言大舉提升了總統權力，使總統獲得獨裁者般的力量，這等於是開了先例，讓往後的繼任者甚至是羅斯福本人，得以輕輕鬆鬆就將國家推往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的深處。」
此外，《消費者報告》雜誌（Consumer Reports）的兩位創辦人J·B·馬修斯（J. B. Matthews）與路斯·邵克拉斯（Ruth Shallcross）也在一九三四年的《哈潑》雜誌上指出：「若任其發展至邏輯上的必然後果」，新政政策背後的原則「將流於法西斯式的控制經濟」。
新政與歐陸法西斯主義的雷同之處，在羅斯福上任的頭兩年特別明顯。
首先，羅斯福與希特勒都是在經濟蕭條的深淵中爬上權力頂峰，而兩人也一致認為國家當前處境如戰時一般險峻；在此危難之時，兩人都主張權力的非常提高與武裝社會的建立為必要手段。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向德國人民宣布：「國家紀律必須取代混亂的直覺，成為國家生活的指導原則。」「若各位能在未來保有同樣的紀律與服從，同胞互助之情不滅、對國家效忠不減，那麼這場運動將在德國永立不搖。」
此外，希特勒也呼召德國人民加入軍隊，他說：「今天，已有上百萬人民加入軍隊，但是絕大多數還得學習棕色軍隊多年來的作法、學習面對數萬同胞所曾經面對，並且為之流血犧牲之事。」同年，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如此宣稱：
我們若要前進，就必須像一支訓練有素的忠貞軍隊，願意為共同紀律所帶來的益處犧牲，因為如果沒有紀律，事情將無所進展，領導也將沒有效力。我相信，我們已經準備好也願意為紀律犧牲生命與財產；有了紀律，領導方向才能以共同利益為目標。而這正是我的承諾，我承諾這個更崇高的目標，將如神聖的義務一般，以只有武裝爭鬥才能喚起的責任團結感，將全國人民團結在一起。如此宣誓過後，我將毫不遲疑地負起領導之責，領導每一位致力以紀律手段打擊共同問題的偉大人民。
美國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let）
歷史上，垂涎此般權力的總統應該不只羅斯福，但是願意開口要求這種權力的，卻只有羅斯福一人。羅斯福在國會山莊東門廊發表就職演說時表示：這個國家萬一自甘墮落，無法成為偉大的戰鬥力量，「我將做我該做的事」，「我將要求國會給我因應危機的最後手段，也就是行政權向緊急事件宣戰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將不亞於外敵入侵時我所能獲得的權力。」獲得這種權力的總統，至今只有羅斯福一位。
就職後兩天，羅斯福便以「國家緊急事件」為藉口，史無前例地朝獨裁專權邁開一大步，下令關閉國立銀行，是為美國史上頭一遭。緊接著在三月九號，國會更進一步將手上大部分權力讓渡給總統，讓羅斯福獲得獨斷權力，得以一人決定多數國家經濟事務。
一九一七年的「禁止與敵國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修訂後，更讓美國總統在戰時或者「總統宣布為國家緊急狀態之期間內，得以透過特設單位針對下列事項進行調查、規管與禁止，其施行原則與規範亦由總統裁定：所有外匯貿易；所有總統所定義之銀行機構往來、信用轉移或銀行機構款項支付；任何金幣、銀幣、金條、貨幣之出口、囤積、回爐熔融或所有權標記（earmarking）。」
此法通過後，國會形同給予總統控制銀行、掌管金融交易與主導一切黃金相關事務的無限權力。更可怕的是，這此修法讓總統可以獨自決定取得與運用該權力的時機。
羅斯福政府所採取的下一步，就是通過「國家產業復甦法」，該法案於一九三三年通過後，成為促成「第一次新政」的關鍵立法，此法除了建立出與義德兩國之國有經濟幾無二致的經濟體制，更讓總統手中攢聚更多權力。
隨後，「國家產業復甦法」與其執行單位國家復甦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簡稱NRA）進一步暫停實施聯邦反托辣斯法，並於各大產業扶植壟斷聯盟（cartel），聯盟於是取代市場力量，得以一手決定產品價格、員工薪資與企業產量等變數，形同完全翻轉了原本的經濟放任體制，一反美國向來對自由競爭市場的追尋。
國家復甦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明信片
(Source: wikipedia)
這種壟斷的聯盟在美國被稱為「準則主管機關」（code authorities），在義大利被稱為「合作社」（corporatives），在德國則是叫做「同業聯盟」（industrial cartels）。壟斷聯盟在三國的名稱雖各有不同，但享有的權力都一樣，至於在三個國家當中，有權否決聯盟決策的人，也都只有國家元首，亦即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與美國的羅斯福。
如此激進的政策究竟如何在美國形成？
事實上，NIRA背後的推手有不少都是反對自由市場、鄙視民主、力主中央控制經濟的人士。早期新政擘畫者的思想由於以進步主義為出發點，因而對社會秩序、紀律與理性相當著迷，同時相當追求個人與國家身分的融合。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這樣的政治執念其實在大西洋兩岸都能看見，不過在美義德三國特別受到支持。
史學家約翰·P·迪根斯（John P. Diggins）在一九七二年的著作《墨索里尼與法西斯：美國觀點》（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中指出，「民主美國比任何其他西方國家都還敬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該書為學界中首次有人正面討論美國菁英對法西斯的認同）。
許多重要美國知識分子和先進世代（progressive generation）的政治人物都在一九二〇年代受法西斯主義吸引，像是著名的先進吹哨記者林肯·史戴文斯（Lincoln Steffens）和伊達·塔貝爾（Ida Tarbell）在造訪義大利後，就先後寫下有關黑衫政權（Blackshirt regime）相當正面的紀實。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基進史學家」學派重要成員查爾斯·貝爾德（Charles Beard）是早期新政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的熱衷支持者，他也在《新共和》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主張美國人應暫且不論墨索里尼所施行的暴力與對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的壓迫，改將目光放在法西斯主義的強力現代化作用：
這是一場了不得的實驗⋯⋯一場試圖調解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政治與科技的實驗。我們不應該因為法西斯所伴隨而來的殘酷手段與瘋狂信念而產生情緒，致使我們看不清這場冒險的潛力與教育意義——不，這不是一場冒險而是命運，是命運如脫韁野馬一般，在連結古典與現代世界的歷史坦道上奔馳。
其他壓倒性支持義大利法西斯的陣營，還包括稱許墨索里尼為義大利經濟帶來秩序與穩定的美國大企業。
當時，美國商會主席朱利亞斯·巴恩斯（Julius Barnes）不斷在演講與雜誌上宣稱「墨索里尼無疑是位偉人」。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詹姆士·艾莫瑞（James Emery）也在年會上盛讚墨索里尼「領導人民走過再次統一的國家街頭」，認為他「從激進社會主義的害人雙手中」拯救了義大利。
此外，《華爾街日報》有一篇討論美國經濟的社論，標題就叫做「需要墨索里尼」。此外，J·P·摩根（J. P. Morgan）銀行體系的湯瑪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也自稱是法西斯的「傳教士」，一生致力為法西斯主義「默默傳講」。史學家迪根斯指出，「除少數例外，商界主流皆熱切擁抱法西斯主義」。許多領袖後來甚至指示旗下企業金援納粹黨。
上述商界領袖之一，正是NIRA法第一版草案撰寫人，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主席吉拉德·史沃普（Gerard Swope）。一九三一年，史沃普發表「史沃普計劃」，該計劃主張，為讓身處特定產業的企業不受市場力量影響，可以自行決定價格、薪資與產量，政府應中止實施反托辣斯法。
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主席，
吉拉德·史沃普（Gerard Swope）
史沃普的論述正如許多新政支持者的理論一樣，滿滿都是對民主的敵意，譬如史沃普曾經問道：「我們應該坐等社會透過立法機關採取行動，還是應由產業負起責任，本著員工與大眾福祉採取行動？」史沃普給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以企業壟斷集團取代美國國會。「我們應該讓組織良好的產業掌舵領導，肩負起對員工、社會與股東的責任，而不是讓民主社會透過政府來採取行動。」時任總統賀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就表示，史沃普計劃根本是「一帖法西斯毒藥」。
不過，羅斯福上任一個月後，NIRA法案就如創始人里昂·季斯靈（Leon Keyserling）所言：「其最初版本自所謂的史沃普復甦計劃衍生而出」，等於就是把這帖法西斯毒藥給抓齊了。
新政背後的法西斯推手都由同一個夢想所推動，在這個夢裡，社會就好像一部機器，裡頭舉凡政府領袖以至最底層勞工，所有人就好像零件一樣，全都特別經過設計與打造，運用方式也不一樣，目的就是要達成各自在機器裡的不同功能。然而，除非身陷危機，美國人多半都不願接受這樣的夢想，因此讓新政人士相當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危機首度出現，這群人也抓準機會好好把美國人教訓了一番。
然而一戰以後卻是一整個一九二〇年代的和平與繁盛，這群人只好慢慢等待，等著下一場國家危難到來，屆時就可以再次實現理想中的社會秩序。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出版之《暴民創造自由民主》沒有暴民 ——就不會有週末假日 ——女人沒有財產權 ——休閒娛樂是犯禁 ——性被真愛純潔囚禁 ——打人的警察找不到 沒有天上掉下來的自由這種美事， 我們享有的自由都是底層人民爭取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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