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工黨的政治家黛安‧阿伯特(Diane Abbot)在 BBC 的《今週》(This Week)電視節目上,提出她的看法:「總地說來,毛主席『功大於過』(did more good than harm)。」這種看法在(西方)左派之間還是很流行:拜訪任何一間英國的大學,可以輕易發現教職員裡還是有人作如是想。
不知怎麼搞的,中國因為他的政策而發生大饑荒、大屠殺、人吃人、刑訊折磨,但是毛澤東還是很時髦,甚至在(西方)上流社會,是一個上得了枱面的歷史人物。他的小紅書還是繼續行銷世界,他的肥臉還是繼續出現在 T 恤以及馬克杯上。
(西方)對毛主義不渝的同情,讓五十五歲的荷蘭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覺得很奇怪。馮客近幾年不遺餘力地踢爆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真相,完成了「人民的三部曲」,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肇建到 1976 年毛澤東死亡為止。
這三本鉅著,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史寫作具有開創性意義、並以英語寫作的作品。這三本書持久性的價值,在於它對描寫毛澤東治下的恐怖真相毫不手軟:打算把中國經濟帶到世界前頭的「大躍進」,事實上帶來大饑荒,馮克估計死了四千五百萬人;他最新的書:《文化大革命》,描述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他邪惡、混亂、暴力、想要消滅「布爾喬亞思想」、閹割政敵、建立自己成為最偉大的共產黨人,流芳萬代的過程。
馮客的書,如同英國歷史學家羅伯‧康魁斯特(Robert Conquest)曝露史達林的罪行一樣,應該能起震聾發聵的效用。因此不令人奇怪的,馮客常常收到仇恨信函、網路上也有很多詆毀他的人——他認為其中有許多是了拿中國政府的錢。
就像康魁斯特一樣,馮客無法忍受愚昩。不像阿伯特,他主張毛澤東應該接受希特勒與史達林一樣的待遇——後人應該把他視為令人髮指、專門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他認為他寫的書應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歐洲有些人就是不認為毛澤東可以跟希特勒、史達林相提並論,為什麼?
他說:「禮貌的說法是『東方主義』。(愛德華‧薩伊德的理論,認為西方對於東方總是抱持高高在上的態度。)」
「我的說法是:種族歧視。如果你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孩被關在鐵絲網後面,你覺得這是悲劇。但假如是亞洲的數百萬人口,那不過是數字而已。歐洲人真的在乎嗎?不,我們不在乎。」
馮客新書,《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
批評馮客的人說,他過度專注於毛澤東的罪行,沒有提供歷史脈絡,也沒有考慮他積極的建樹。
他的看法不同。
「對於我來說,稱讚毛澤東的功業,就好像是在說希特勒蓋了高速公路,而且對狗很友善一樣。」
他相信西方對毛澤東的東方主義,其遺毒更加劇烈,因為它在兩個層面上發揮作用:第一,中國的受害者不會得到跟西方受害者一樣的同情;第二,西方還可以把毛當成一位可以提供神秘古老、孔子式智慧的人物。
馮克說:「毛被西方視為一名偉大的哲學家,正因為他不是史達林、也不是托洛斯基。他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君主風範的東方哲人。這簡直是滑稽。」
馮客使用原始的檔案材料,讓許多書評人很感興奮。
我問他,在中國這樣一個不以資訊自由流動聞名的國家,他如何取得材料。
他說:「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很多時候你只是到了現場,拿出介紹信就可以了。」
他又說:「問題在於這樣做的人並不多。」顯然是故意挖苦那些他稱之為「扶手椅漢學家」的人物:「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就是在回旅館的路上跟三位計程車司機聊天。」
他利用省級的檔案室,獲得了許多成果,因為那裡的員工不知道他寫作什麼樣的書,也不知道他們擁有的資料含有爆炸性的秘密。馮客表示:「在一個專制國家中,任何事都可以是禁忌,但同樣的,任何事也都可以做,如果你的態度好,又有冠冕堂皇介紹信的話。」
另外,2008 年北京奧運時,中國國家對檔案室的資訊稍稍開放與放鬆,有利於馮客收集材料。但是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一切開始走下坡。在習的任內,他寫書所利用的檔案,有一些已經被重新加密了。馮客認為習近平是個「平庸的小暴君」,企圖建立起自己的個人崇拜,「頗似狗急跳牆」。
馮客努力想讓西方了解毛澤東統治時中國的恐怖全貌。他的書在中國不能出版,因為任何違反黨文宣口徑的說法,都是被禁的。中國也是一個 Google、Instagram、臉書、甚至《經濟學人》都會三不五時被「中國防火長城」擋掉的地方。
中國會自由到有一天可以面對自己的過去嗎?他說:「我可以想見一個自由的中國嗎?當然。但它不會驟然發生,也許有一天會發生。」
「屆時,這些垃圾、卑鄙與邪惡、暴力的文化、謊言、欺騙,都會被攤在陽光底下。」
「所以對於那些批評我只描寫中國共產革命陰暗面的人,我要說:假如這是我從解密的檔案可以拼湊出來的圖像,那麼那些還屬於機密的檔案,你認為會說出什麼樣的故事?」
英文原文參照:"Millions dead and still many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from Mao", by Josh Gla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