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我說的是「左派反猶」—那不是「左派右傾」，邏輯有誤了吧？
「左派右傾」，是事實，不是邏輯；如果邏輯有誤，需要改變的是邏輯，因而能夠解釋事實。
發現一致的邏輯，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會更進一步。曾見過這麼一個說法：
「在德國政治家們的影響和帶動下，正確的歷史觀在德國民眾中擁有廣泛基礎。如今，反對種族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言行一旦出現，就會形成群起攻之、人人喊打的局面」，
然而這種願景太漂浮而遠離大地。
民主社會中，政府無法控制個人的自由意志，也無既定的全民的運動和思想教育，因此那些驚悚的政治錯誤，恰恰出在那些以思想和良知著稱的知識分子身上。
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現代認識論「觀察滲透著理論」的命題：觀察並非純粹客觀，而總是在一定的觀念框架下發生；觀念背景各異，觀察所見就會不同。
觀念框架太過強勢，觀察必會偏離。
戰後德國，政府做的是司法和政策上限制極右派，還不總是做到了。
納粹思想的溫床—日耳曼的優越感、種族的偏見、排外和反猶的情緒，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這個號稱詩人和哲學家的國度，那些詩人和哲學家尤不能免。
詩藝反猶—文學大師的政治迷彩
談論文學家的顏色似有不恭，他們大多落拓不羈，不肯為政治捆綁。但是文學家有顏色也是事實，不聞中國三十年代就有左派作家麼。
今天德國也有顏色文學家，也是左派，直接熱衷政黨政治。而且這些人常是越左、越紅、越變動不羈，從鮮紅到深褐彈指之間；究竟是紅色還是迷彩，倒不好說了。褐色—納粹黨衛軍制服的顏色，標志極右。
一位知名驚爆色變的是德國的文學大師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 1927-2015）。
飄忽的紅色
格拉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著名長篇小說《鐵皮鼓》敲響全世界，但文學以外的格拉斯，人們未必盡知。
格拉斯 By Marcel Antonisse, Anefo – Nationaal Archief, 2.24.01.05 932-1798 source copyright,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9570760
以《鐵皮鼓》聞名後，格拉斯就開始為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站台助選，之後還出版了日記《我對你歌唱民主—贊歌獻給威利》，此後一直是德國文學界耀眼的政治明星。
反納粹、反右派、反戰、反核、反美……六十年代以來，格拉斯牢牢坐穩德國良心的第一把交椅，八十年代他加入社會民主黨。
同情弱勢而左傾，文藝人士中常見；左傾而熱情投入政治，格拉斯無出其右，紅得鮮亮。
二十六年前柏林牆倒，東德人高呼著「國家是我們」（Wir sind das Volk）把東德送入歷史；對用腳作出選擇的東德人，格拉斯大呼：留下來，不要離開！他因主張「不想和勝利者坐一條板凳」而被嘲笑：君特，晚啦，歷史的列車已經開動。
格拉斯忽而深紅，1995 年出版長篇小說《遼闊的原野》（Ein weiteres Feld）哀挽逝去的東德，「在這匱乏的世界上我們曾生活在一個舒適的獨裁下」（Innerhalb dieser Welt der Mängel lebten wir in einer kommoden Diktatur）。
如此走火入魔的變遷令人錯愕，是為獨樹一幟？激情好鬥，標新立異向是格拉斯的風格招牌。
驚變褐色
2012 年，猶太人最重要的節日逾越節的前一天，《南德意志報》上刊出格拉斯的詩歌「不得不說的」（Was gesagt werden muss）：那個國家「發射的核彈會滅絕伊朗人」，「為什麼我沉默至今」，因為那動輒「反猶的罪名」，「耄耋之年蘸著最後一滴墨水」格拉斯非說不可，「核大國以色列威脅著那原本脆弱的世界和平」！
德國外長公開譴責，以色列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禁止入境。
當年的納粹獵手，科拉思菲爾特女士（Beate Klarsfeld，因在議會講壇打過曾為納粹的西德總理基辛格一個耳光，被判刑一年）還請問格拉斯，敲打出反猶曲調是以何種身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還是納粹黨衛軍？
怎麼會是黨衛軍？！
2006 年，格拉斯出版自傳體小說《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自曝六十年前為納粹黨衛軍的歷史；六十年的污點、六十年的隱瞞，未現絲毫悔意。
《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之前別人被曝加入納粹，格拉斯之前還一如既往，慷慨激昂地責罵：「羞恥！」 ；之後，奧斯維辛集中營對他變成一件德國人「甩不掉的灌鉛的外套」；「不得不的」反猶詩操著格拉斯一向傲慢挑釁的厲聲撲面而來，像《鐵皮鼓》裡那個不肯長大的奧斯卡刺耳的尖叫。
人們不禁疑惑，格拉斯以往的信誓旦旦有幾分真實。
面對過分的誇張，不能不存一分保留。
到底哪一個是格拉斯的真實：鮮紅色的呼嘯，深紅色的堅持，還是尖厲的褐色回歸？是無關信念的市場策略還是長期壓抑的心理爆發？
對格拉斯晚年色變，不少人只一句話：他老了。
老而隨心所欲，老而不再顧忌，老而回歸本真。從一個黨衛軍少年，六十多年轉過一大圈，格拉斯又激情地回到起點。
褐色，繼續是格拉斯的一部分；褐色，不曾從他的精神中分離。
戰後反猶文學源遠流長，反猶思潮並不封閉於極右派小眾，從普羅大眾到名流精英中都有市場，而後者的反猶—因名人而有影響，因鄙俗而易得共鳴，事半功倍。
納粹遠離後的 21 世紀，知名左派作家瓦爾澤（Martin Walser, 1927-）推出反猶小說《批評家之死》（Tod eines Kritikers, 2002），在德國頓成轟動。
2010年時的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
（Source: commons.wikimedia）
瓦爾澤令其死的批評家確有其人，猶太人拉寧斯基（Marcel Reich-Ranicki, 1920-2013 ），父兄死於納粹集中營，他在前往集中營的路上逃脫得以幸存。戰後拉寧斯基在波蘭從事德國文學批評，1958 年學術訪問之際回到並留在德國。
1960-1973 年在《時代》周刊、1973-1988 年在《法蘭克福彙報》副刊主持文學和文學批評，這是德國兩家最負盛名的報紙。三十年間，拉寧斯基在德國文壇站住了腳並牢牢地坐穩了文學批評的首席，對於一個猶太人、還是外來的，這遠非理所當然。
離開報紙進入媒體，拉寧斯基又把文學批評帶入大眾，1988 年在德國公視二台創立《文學四重奏》節目，評論新人、新作，一直做到 2001 年八十高齡。
拉寧斯基的文學批評雅俗共賞，經典而不守舊，通俗而不流俗；他主張內容科學與形式活潑的統一，力促文學批評中的學院派與大眾結合。他拒絕那種不寫作就沒資格批評的觀點：批評家不是作家，當然不必創作；他的任務是「解釋和評價作品」。
相反，作家評作品才是文學的災難：有才能的作家不免個人的藝術思想，要公正地對待他人及其作品就難，如哥德誤解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海涅誤解赫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拉寧斯基最嚴厲抨擊的是那種，文學家評文學名下同行之間的互相吹捧，「你呼我歌德，我稱你席勒」。
一團和氣自可相安無事，但批評家的良知不許，拉寧斯基尖銳犀利的風格更不能，他口無遮攔地束立了不少「敵人」。
瓦爾澤與格拉斯同年，經歷也類似：青少年時代經歷納粹，五十年代末成名，同為德國文學重鎮，同以左傾知名—瓦爾澤七十年代挺共產黨、訪莫斯科。瓦爾澤成就不如格拉斯，但比格拉斯更左傾，色變比格拉斯先行。
小說從批評家 E.-K. 的離奇死亡開始，敘述M.L.偵破批評家之死真相，人們懷疑被作家 H.L. 謀殺，因為批評家在「文學時間」的節目上，把他的書當眾撕毀。書中刻畫了E.-K.不事文學批評，專以打擊作家抬高自我為能事的形像，小說人物的原型可直接對號入座：批評家E.-K.直指現實批評家拉寧斯基，小說中作家H.L.原型即格拉斯；2005年，拉寧斯基批評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遼闊的原野》，刊載評論的那一期《明鏡》周刊封面是拉寧斯基撕毀格拉斯小說的蒙太奇拼圖。
E.-K.怪異荒唐，沒有祖國，舉止猥瑣，母親是個菸鬼、不識字……瓦爾澤不避對拉寧斯基之為批評家和猶太人的怨恨，「我們之間，他是罪犯，我是受害者」，並且每一個被他如此對待的作家都可以對他說，「拉寧斯基先生，你我之間，我是猶太人」，他在採訪中指名道姓。
書稿送到《法蘭克福彙報》選載，副刊主編施爾馬赫（Frank Schirrmacher）閱後公開了小說的內容、拒絕轉載，直稱作品是對批評家拉寧斯基、對一個猶太人的「謀殺」。瓦爾澤的回應近乎耍賴，誰說我是描寫猶太人，他才是反猶呢。
批判猶太資本主義的《垃圾》劇
《批評家之死》表明戰後德國反猶文學還在持續著，但反猶文學能夠持續的存活，必定是有其作者、讀者與社會氛圍。
1975 年時，有一個反猶的話劇《垃圾、城市和死亡》（Der Mull, die Stadt und der Tod）問世。
劇情發生在一個大都市的貧民區。猶太投機業者購入頹房待價而沽，在城市整建時，與官商勾結聯手炒作利己。《垃圾》劇情所指確有其人其事。投機業者影射的就是猶太人布比斯（Ignatz Bubis, 1927-1999），1992 年當選德國猶太人參議會主席，並連任直到去世。身為房地產業者，他參與了法蘭克福西區房產投資以及政府的整頓項目。
劇中妓女蘿瑪有一名猶太常客，這位出手大方的嫖客卻異於常人，不要性服務，只要蘿瑪的傾聽。在傾訴的過程中，蘿瑪得知自己的父親就是殺死嫖客父母的凶手，於是質問自己父親真相，當父親終於承認吐露實情後，蘿瑪則陷入絕望。後來，猶太嫖客應蘿瑪之請，殺死了她，甚至巧妙地嫁禍於老鴇。
反猶的影射總是一樣的簡單、直接、粗俗—吸血鬼、投機商、騙子、殺人犯、舉止粗俗、心理變態。
劇作者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1945-1982）是戰後德國最富盛名的導演，他說不過是反對資本主義；納粹也反資本主義，猶太資本主義，納粹黨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By Gorup de Besanez – File:PER51895 06.jpg, 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7601508
劇成十年後 1985 年《垃圾》劇才得在法蘭克福首演，但因抗議而中斷。再次公演已是 25 年後 2009 年，說是為了提醒人們面對德國現實存在的反猶主義。
反猶文學使得瓦爾澤名利雙收，反猶的名聲也沒有讓他引以為恥—反而增加了小說的發行量，這些現像是普世的—轟動帶來名利，沒有國界。
反猶，頂開了主流社會憤懣的閥門
瓦爾澤公開反猶，不自《批評家之死》始。1998 年，瓦爾澤獲德國書業和平獎，這是德國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獎，獲獎者都是一時之選，像哲學家雅斯貝爾斯、音樂家梅紐因、政治家哈維爾。在這個德國最體面最隆重的正式場合，瓦爾澤的獲獎致辭，明白地發出不容誤解的反猶之聲—不是反省歷史，而是反抗歷史：媒體上無日不在揭我們的歷史瘡疤、羞辱我們，說什麼拒絕遺忘，還不是為了現實利益。
那時，美國猶太人組織正在向德國索賠，出於納粹年代的德國公司強迫勞工，克虜伯、大眾、奔馳、西門子，沒有一個德國大公司沒有享受到納粹國家所得的利益。瓦爾澤驚呼「奧斯威辛」已成隨意揮舞的「道德大棒」 和「訛詐的手段」，他「心生抗拒，對於無休止地展示我們的恥辱不再心懷感激，而是轉過頭去」。
致辭結束，除了少數幾個例外，聽眾──實實在在的主流社會──長時間起立鼓掌。
對此感到震驚、義憤、起而爭論和批評的，是媒體、是年輕的一代。
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個電視畫面，瓦爾澤在杜塞爾多夫大學的文學演講被學生提問打斷，要他就保羅教堂的致辭作答，他拒絕回答，狼狽退場。
六十年代，瓦爾澤《我們的奧斯維辛》（Unser Auschwitz, 1965 ）──書題頭語援引歌德，「要打造美好的生活，你就不要牽掛以往」。書中幾度重申，奧斯維辛集中營怎麼回事只有倖存者知道、只對他們重要，我們德國人不清楚。
奧斯維辛集中營 (Source: wikipedia)
而否認奧斯維辛集中營，今天在西方，是極右派的基本標誌。三十年後在自傳體小說《噴泉》（Ein springender Brunnen, 1998）中，他大發歷史虛無的玄思，
「事過境遷，物非人非。我們談論既往，說它曾經如何，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它們當時怎樣」。
瓦爾澤一直在抵抗歷史、抵抗反省。
不管是哪個社會，都可能存在著極右派分子、反猶知識分子，德國尤其不能免；保羅教堂的掌聲卻足令人沮喪，來自那些能夠左右國家命運和社會動向的國家精英掌聲。
「魚臭從頭起」， 2000 到 2011 年，司法和安全機構聽任新納粹地下組織穿越德國先後謀殺十名非德族裔、懸案十年不破，直到 2011 年汽車起火引爆，才爆出政府的醜聞。
歷史無情
現實不理會人們的願望，戰後德國並非虔誠懺悔的心靈淨土。
反納粹、反右派的國家提供了政治和制度的保障，還不免機會主義的綏靖和選擇性的右派色盲。
歷史的反省是在民間，在思想與表達自由的地方，意見一律是幻想，音律不諧是正常。背負歷史包袱，否認、逃避、隱瞞、辯解就不意外，出人意料的是，格拉斯們竟然扮演過歷史反省的主角。
格拉斯的同齡人、納粹歷史研究專家菲斯特（Joachim Fest, 1926-2006 ）也有一本自傳，題名《我不》（Ich nicht, 2006），取自拉丁格言「即使所有人都如此，我也不」，意如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對納粹有這種堅持，才有底氣回顧以往，反省歷史的中堅是這樣的人。
左為菲斯特（Joachim Fest，1926-2006 ）
右為其著作《我不》（Ich nicht，2006）
歷史首先是事實，事實無情。
納粹反猶的紐倫堡種族法、萬湖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這是歷史。
而一切後續發生的事情，都由這段歷史定義。
因為這段歷史而有反省，那不是崇高；因為這段歷史而有賠償，那不是慷慨；因為這段歷史的罪與過而有懺悔，那是贖罪不是昇華。
歷史反省，不是激昂的左派標誌，也不是虔誠、懺悔、寬容那些廉價的心靈雞湯。
宋彬彬、陳小魯們的「辯解」也罷、「道歉」也罷，不過他們的個人表達，僅在觸發追問歷史真相和展開歷史討論之時，才有了私人以外的社會意義，雖然他們自己未必樂見。
對於文革，王友琴女士開始的記錄死難者的工作才是重要的，他們追究真相、記錄歷史，今人、後人都繞不過去，反省必從這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