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全球史學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其著名的全球史著作《新全球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這樣描述二戰的結束，他的標題是：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造了和平的景象：蘇聯和美國士兵在易北河密切合作，慶祝他們對德軍的勝利；維克托．托利與一個日本男孩和他的家人靜靜地喝著茶；盟軍轟炸機成為仁慈之機，正在為德國和日本人運送糧食和藥品。共同的人性即使在這場最致命的戰爭中也拒絕死亡，儘管在戰後，還等待著人性的進一步考驗。」雖然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單，但也許道出了二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全世界要面對的新問題才正要開始。
由於去年正值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各家出版社都卯起來出版有關二戰的書。像是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小熊英二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茉莉．曼寧（Molly Manning）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砲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約翰．托蘭（John Toland）的《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1936-1945》。這些書有的是談帝國，或是談中日戰爭時淪陷區的合作，以及描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比較少涉及二戰之後的衝擊。
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看，二戰的書當然不該只談戰爭期，有的重點則是放在戰後結束之後的世界發展。其中，就以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於2014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以下簡稱《一九四六》）最受矚目。作者謝別斯琛是位英國記者，曾著有《十二日：一九五六年革命》、《一九八九年革命：蘇聯帝國的衰頹》。從這兩本書可看出，謝別斯琛特別著重在變動的關鍵那一年，所談的主題都是以年代當做是書籍的標題。
身為記者的謝別斯琛，多年來報導過許多重大事件，從柏林圍牆倒塌到前蘇聯瓦解，一直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存在問題引發的冤冤相報的報復行動。當他以史家的角度試圖找出這些事件和故事的根源時，都會回到一個時間點，那就是「一九四六」，戰後的那一年。就是這一年，為當代世界奠立了基礎。
在這一年，冷戰開始，歐洲開始以「鐵幕」為界，開始受意識形態主導，劃分為兩半。那是大英帝國聲望開始走下坡，印度獨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民主國家的一年；那一年也是猶太人創建家園的那年；一九四六年更是中國共產黨為打贏內戰，發動最後攻勢的一年，此後開始以大國姿態重現世界舞台的那一年。從這些現象來看，本書的主要觀點在探討一九四六年所做的決定的那些人，如何形塑了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的研究區域雖然以歐洲為主，但研究方法卻帶有全球史的視角，因此同時也探討了一九四六年的情勢如何影響到亞洲及中東的未來。
在這些故事中，冷戰帶來的持續四十年的文明衝突，以歐洲最為激烈，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新的軍事衝突。二次大戰時為了要阻止德國掠奪歐洲，雖然平息了攻勢，卻迎來蘇聯將德國取而代之的危險。有的國家在戰爭結束後漁翁得利，變得超級強大。美國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之後，開始以世界性經濟、金融、軍事強權的身分稱霸世界。而亞洲大多處地方如東印度群島、越南、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紛紛開始脫離歐洲傳統帝國的殖民統治。對於一九四六年的大多數人來說，最害怕的事，除了挨餓與生病外，就屬擔心全球性戰爭再度捲土而來。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與書寫脈絡下，作者用三十二則或長或短的故事，呈現出一九四六年的時代特色。在這些篇章中，他談論許多課題，像是：美國人世紀的到來；史達林與俄羅斯；德國的「零時」；成為冷戰重要舞台的奧地利；美加境內的俄羅斯間諜網；瀕臨破產的英國；史達林的莫斯科演說；冷戰宣言與圍堵蘇聯擴張的觀念；日本天皇的退位危機；戰後復仇與姦淫劫掠；驅逐德意志人；戰俘問題；美國人的國共調停；鐵幕的開始；伊朗危機；英國的印度難題；聯合國救濟總署與難民；去納粹化的審判；希臘的代理人戰役；猶太人建國；波蘭的反猶屠殺事件；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美國的第一次水下核子彈試爆；巴黎和會與法國；美蘇與土耳其問題；加爾各答大屠殺；馬歇爾的使華調停失敗；裕仁天皇與日本新憲法；歐洲最冷的一天與絕望。每一則故事都將事件、人物、時代緊密地串連在一起。
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
本書的結構相當特別，許多事件看似亂無章法的書寫，但仔細閱讀，你會發現每則故事的先後是刻意安排的結果。雖然這些文章並不完全有很明確的前後文關係，但是作者還是相當細膩地以時序來呈現這些故事。從第一篇一月的〈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寒〉，這期間的大大小小事件，謝別斯琛都盡量以時間先後出現。在寫作技巧上，謝別斯琛和以往類似主題著作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具有記者追查新聞的敏感度及犀利的文筆，往往在書寫一個事件時，能夠透過不同人物所說過的話來烘托出當時人的看法。
就我而言，本書雖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非虛構寫作，卻能充分利用各種文獻，將時代發展的脈動，深入淺出地呈現。基本上，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球史取向：雖然本書的書寫是以歐洲為主，但還是兼顧到中東、南亞、及中國、日本與台灣。雖然三十二個故事篇篇都能單獨閱讀，各自有各自微觀的故事重點，但若將觀看鏡頭拉遠，放到更大的時空脈絡來看，這些故事都與美國及蘇聯兩大強國有關，尤其是美國。在〈後記〉裡，謝別斯琛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借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話：「一九四六年是『決定之年』，美國決意將其影響力、意識形態和軍力擴及到全世界的一年。」蘇聯拜希特勒及美國之賜，赫然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緊跟在美國之後。若不是納粹入侵蘇聯，二戰結束時，就不會有蘇聯占領東歐、中歐大部分地方，也不會具有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構成挑戰的帝國姿態。在戰爭時，給予蘇聯武器、糧食，以及工業實力者，正是美國。正如同謝別斯琛所說的：「布爾什維克始終具有輸出『革命的意志』，美國則提供他們輸出『革命』的工具」。
波茨坦會議三巨頭：美、英、蘇三國政治領袖杜魯門、邱吉爾和史達林。
同樣的情況也可套用在中國身上，共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的勝利，雖然與蘇聯的援助毛澤東有關，卻不如美國人不願無限援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關係來得大。中共之所以可以贏得內戰，這與美國的杜魯門及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有密切關係。
二、資料的豐富性：作者雖非專業史家，卻能蒐集各式各樣的史料與當代研究來呈現故事的多元性。在檔案方面，已經利用「蘇聯領導人檔案」、「波蘭流亡政府檔案」、「蘇聯外交政策檔案」、「德國聯邦檔案」、「CNN冷戰系列檔案」、「冷戰國家歷史計畫檔案」、「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猶太人歷史博物館與檔案」及「匈牙利國家檔案」等等。除了檔案，還大量運用已公開的文件，像是「德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文件」。他所使用的資料當中，最多的還是歷來學者們的專著，像是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一至三卷，以及跟《一九四六》的寫作手法很相似的著作，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三、鋪梗高手：作者的每一篇事件都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在進行，既有敘事，也有析論。尤其是每篇文章的第一段，他會先來一段微觀的現場報導式前言，以一則小故事帶入整章要談論的核心，這種方式容易讓讀者有種親臨歷史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三章〈俄羅斯人〉，他寫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第四章〈零時〉：「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們仍在煤礦截面附近找到屍體。元旦三天前，在漢諾威東邊不算太遠的派內一地的煤礦場，下午班就要結束時，搭載礦工回地面的升降籠，在礦坑豎井裡墜落數百呎深，造成四十六名礦工死亡。」在〈古琴科事件〉這章，他說：「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
四、以人寫事：作者雖然以事為核心，但相當擅長用人物的對話來呈現事情本身或是對事情的看法，文中充斥著大大小小人物所說的話。像是〈零時〉這章，主要談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納粹投降生效開始俗稱「零時」之後的德國發展。作者在描述戰後德國柏林城市的毛骨悚然的氣氛時，引用了一位在戰前住過柏林的軍人的回憶錄，這人說：「最叫人難忘的印象，不是視覺上的，而是聽覺上的印象。」又或是〈退位危機〉中天皇退位這章，麥克阿瑟提醒艾森豪，如果起訴天皇：「日本會陷入極大的騷動，……會引發報復心態……冤冤相報的循環可能要數百年才會結束……毀了他，這個國家會解體。」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
五、以數字呈現歷史：要呈現戰爭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文字的敘述與人物的感覺書寫外，另外就是以數字來呈現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傷害程度。有關這點，我覺得多少有受到戰後歐洲史專家賈德著作《戰後歐洲六十年》的影響。譬如賈德書中提到：在蘇聯所占領的德國區域，出生了十五萬至二十萬「俄羅斯寶寶」；光是柏林一地，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就有約五萬三千名無家可歸的小孩；在德國的美國占領區，一九四五年時，官方給一般德國消費者的每日配給僅有八百六十大卡，這和戰前的兩千多卡有極大的差距。
《一九四六》中也可處處見到以數字來呈現戰爭帶來的各種影響與生活變化。這場戰爭造成德國有形的東西幾乎全毀。超過五百五十萬德國人死於戰爭，戰後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無家可歸。德國的民宅近二分之一遭摧毀，比一九四○年納粹德國空襲倫敦期間的傷害還要大。此外，戰後的德國馬克一文不值，大家所認定每日使用真正的貨幣竟然是香菸，而且是美國牌子Lucky Strike。一九四六年初時，一包這個牌子香菸可換四盎司麵包，到了夏天卻買不到兩盎司麵包。
在難民方面：一九四六年春天，歐洲仍有四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包括有集中營裡倖存的猶太人、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納粹送到德國的奴工。在收容營內，也可以見到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超高的出生率。一九四六年中，美國占領區的收容營，一個月誕生七百五十名新生兒。十八至四十五歲的猶太女人，三分之一已經生產或懷孕。當時有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法國醫生解釋說：「無聊是原因之一，在收容所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
姦淫和劫掠的數字也讓人看的觸目驚心。除了強暴德國女人外，蘇聯占領下引發最大的民怨是要求龐大的戰爭賠款，這數目是一千兩百八十億美元。從勝利那一刻起，俄羅斯人就派「賠款小組」拆除德東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運回蘇聯。據估計，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東德工業產能被奪走。美國人則估計在占領區內的前十五個月，蘇聯就拆走近八成的機器。蘇聯軍官的非正式劫掠也很讓人訝異，才占領不到一年，軍人就從德東運回了六千台鋼琴、四十九萬五千架收音機、十八萬張地毯、一百萬件家具、二十六萬多個壁鐘、十萬個火車車廂的各種建材及家用品、三百三十萬雙鞋、一百二十萬件大衣、一百萬頂帽子。對蘇聯而言，德國根本就像是一座巨型商場，隨他們任意搜刮。
人員的跨國移動的數字也值得關注，最受注目的是德國人被驅離的數字。戰爭結束兩年後，有兩百五十多萬德意志人被驅離出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人有許多是先被關在集中營，再遭驅離，其遭遇就像戰時猶太人的處境一樣，所有德裔人都得在衣服上繡上大大的字母N。這些人不得進入公園，若想進入商店，只有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買完東西後才能進去購買。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左右的德國人抵達美國及英國的德國占領區，以及有七十八萬多人抵達蘇聯占領區。這過程中，死亡人數說法不一，本書作者推估約有二十一萬左右，大多死於飢餓、疾病、監禁、毆打、虐殺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四六》書中，作者還點出不只是德國人被驅離，有許多地方都將非我族群者驅離出境。這之後，德國的人口比戰前還要多，一九四六年底時已經有六千六百萬。這情況相當特別，歐洲人口組合上的族群同質性，比以往高出很多。弔詭地是，希特勒曾夢想建立一個單一族群的歐洲，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底時，拜德國戰敗之賜，這夢想似乎已經達成。
紐倫堡大審
儘管《一九四六》有上述這些特色，但仍有一些論點值得進一步商榷。
像是在〈這個中國泥沼〉這章，作者提到：「日本的占領手段非常殘暴，很少讓戰俘活命。日本人炸毀黃河堤防，展現其惡意破壞的心態，殘忍程度罕有匹敵。一百五十萬公頃的中國良田瞬間沒入水裡，使數百萬人陷入嚴重饑荒。」關於這段日軍炸毀黃河河堤的說法完全錯誤。
事實上，一九三八年造成花園口黃河決堤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這在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被遺忘的盟友》中有清楚的交代。米德提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來沒有承認是他們，而非日本人幹下決堤。但是真相很快就廣為人知。」由於決堤造成約五十萬人的死亡及三百多萬的難民，雖然戰術上短期阻擋了日軍的進攻，但蔣介石政府深知內情曝光會嚴重傷害政府聲譽，因此決定推卸責任，對外宣稱黃河是在日本人的空襲下才決堤的。就連外國媒體也沒能分辨事情真偽，當時的《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的報導也誤認為這是日本人幹的壞事。
此外，台灣讀者若想要在這本書中找到二戰後台灣在一九四六年歷史的話，可能會有點失望，作者僅在〈「把沙灌進鼠洞裡」〉簡單用不到兩頁的篇幅提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首度踏上台灣島，一來是要準備後路，找尋新的據點進行軍事部署；另外也是要測試一下台灣人的忠誠度。事實上，有關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發生的事，除了二二八事件有比較多的歷史書寫外，仍有一大片空白值得史家好好研究。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是先讀了二○一五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簡體版，才知道有《一九四六》這本書。很高興馬可孛羅出版社請到翻譯好手黃中憲重新翻譯，讓我們有個新的翻譯本可看。兩個譯本一比，立刻可以看出台版的優勢是什麼。首先，簡體版的英文題目有誤，封面寫的是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正確的寫法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次，譯文的精確性，除了小部分的瑕疵外，還是黃中憲的譯筆較佳。而在內容的刪節上，原書〈這個中國泥沼〉提到毛澤東幾乎未出力抗日，共黨種植鴉片來賺取暴利來武裝軍隊、餵飽人民及支持高幹的豪奢生活的部分，礙於意識形態，陸版悉數刪除，光是這章的字數就少了三頁的篇幅，這做法明顯剝奪讀者知的權益。
如果你讀了這本《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對二戰後的世界發展還意猶未盡的話，建議可以再去找伊恩．布魯瑪在二○一三年出版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來看，一個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個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兩者有許多重疊的地方。相較於謝別斯琛著重於各種事件的發生，布魯瑪則透過「歡騰」、「飢餓」、「復仇」、「回家」、「法治」、「教化」等主題來認識一九四五年所締造的世界。
這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都在關懷一個大的命題，那就是戰爭真的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嗎？還是如有些史家所說，全世界的對抗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走向終結？或許這些都不是，而是「這是個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然而，不管結束了沒，一九四六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