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文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去歲（2015年）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了《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記錄》，這是由許雪姬教授與王昭文教授兩人接力，歷經長年來的訪談而完成的口述歷史專刊，這本書也可把它稱為「林瑞明前傳」。
林瑞明教授 1950年出生於台南西港，不過由於自唸小學起，一路從立人國小、台南市中、台南一中，進而轉進台北建國中學、成功大學和台灣大學研究所，以至在退伍後回到母校成功大學歷史系任教又從助教一路到榮譽教授迄今，幾乎都生活在府城，所以其一生堪稱「正港的府城人」。
本書口述的順序與一般口述歷史的體例相同，採時間序，從「家庭與童年」、「從小學到初中」、「讀了兩所高中」、「大學生涯」、「研究所與軍旅」、「初任教職」、「台灣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的突破」、「接掌國家臺灣文學館」、「腎病折磨」、「關心民主運動和學運」、「漫談台灣文學界和文史研究界」（按：人物論）、「詩人林梵的復歸」和「詩人之心」，詳細介紹了台灣文學史學家林瑞明教授兼詩人林梵，「奔流」般的前半生。
所以，這本書不單單只是「憨明」的個人紀錄，同時也是後人要了解戰後七十年來府城的發展史、成大歷史系系史、成功大學校史、白色恐怖戒嚴的歷史，以至解嚴後台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過程，都可透過本書主人公生動活潑時而激動的口吻，像聽故事般娓娓道來。
本書還收錄有陳萬益教授所寫的「躍動的詩魂──林瑞明口述歷史《奔流》序」、王昭文教授寫的「為『真』見證」和共事同好所寫的「我所認識的林瑞明教授」各篇，共十四單元組成全文。最後，附錄則收了「林梵詩選」、「林瑞明教授年表」、「林瑞明教授著作目錄」和「林瑞明教授指導之博士、碩士論文一覽表」。
整本書篇幅超過五百頁，算是一本相當有份量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專書。比起前一本同系列《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的口述歷史專刊（2010年出版），篇幅整整多了快一倍。
書中亦將歷次口訪的時間表整理出來，總計 27次，2009-2010年主要由王昭文教授擔綱，2013-2015年則由許雪姬教授和吳美惠女士聯手。
整整歷時六年，終於在 2015年10月正式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而有趣的是，林瑞明教授也在同年退休，並榮獲本系榮譽教授，從此不再是他最自豪的「陽春教授」。
這本口述史專書，林瑞明教授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一氣呵成，讀者讀來宛如好像在和一位親切又健談的「歐里桑」聊天或聽故事一般。而這其中的故事跨越歷史的長河，奔流於台灣近百年的歷史動盪之中，時而高潮，時而低盪，時而引人激動，時而引人遐思。
這一切都真實反映主人公的真性情，講是非、論公道，然對事毫無掩飾，而對人則不時流露著一絲寬容。而從史論史，主人公歷史系林瑞明教授所述其前半生近七十年的生命經歷，是府城區域史、校史和台灣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最佳素材；而從詩人林梵來看，當然更是台灣近現代文學史的珍貴資材。
本書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搜羅了林瑞明教授從小到大的「經典照片」，搭配文字的說明與照片的穿插，完全可讓讀者透過照片「玩味」主人翁的時代風華與歲月的痕跡。即使不同時代不同年齡的讀者，也得以藉此嗅到這位退休的「榮譽教授」袒胸露肚的「陽春」時代。只差不像李敖，連「傢伙」都亮出來了。
為何要提到李敖呢？
因為我在閱讀本書時，深深感到林瑞明教授的口述，頗有文星李敖的「氣口」，而且年少時也深受李敖的影響。加上讀完林瑞明教授的口述歷史訪談後，很有一些共鳴，很有一些難以言喻的感覺。似乎感受到學生時代的林瑞明教授所散發出的那種放蕩不羈之氣，有一點寧為自由故，愛情（生命）皆可拋的豪壯，迄今仍未失去。
我不識李敖，亦不清楚他現在的情況，卻也曾經聽聞他轟轟烈烈、放蕩不羈的過去。
因此我告訴我自己，要體會林瑞明的年少輕狂，一定要用比他年少更為輕狂的李敖，才能讓時代連結相互透氣。雖然這樣的比附有點無厘頭，但我必須用無厘頭的思緒，才能寫得出這篇無厘頭的書評。還好，林瑞明教授口述訪談中，對李敖頗有好話，即使如今引用，也不怕李敖突然提告。
林瑞明教授提到，在「大學的時候我也參加西格瑪社，我認為那是最前衛的社團，社團都聚在一起交流想法。可是，歷史系有些同學不讀世界文學名著，我很訝異，加入西格瑪社之後，看他們所讀的文學作品，也有點驚訝。因為很多是我高一、高二已經讀過的，心裡會覺得：『奇怪了，這些東西是國民的基本素養，應該是在高中就讀的，到大學才讀，好像有點慢了。』我確實在中學時代就讀了不少文學名著，所以那段時間裡面，我在文學方面比較『跩』。」
而李敖在回憶錄中也是這麼說的：「在臺大，乍看起來，不是用功的學生，因為很多大學生念的書，我早在小學中學時候就念過了。在知識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李敖回憶錄》，頁124）。李敖1935年出生，林瑞明教授 1950年出生，而我則是 1969年，而 1969年也剛好是成大歷史系創系的時間。標出年代，並非想與兩位大前輩相提並論，而是想讓讀者更能清楚感受到時代的蛻變與世代的差異。
因為我的世代已經從戒嚴到解嚴，思想上是百家爭鳴，但是林瑞明教授這上一世代，卻可說是戒嚴時期下受李敖和文星雜誌的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最直接也最大的一個世代。
1968年林瑞明在讀了兩年台南一中後，因為「嚮往自由」而決定轉學北上就讀建國中學，而就是在高中這段時期，被捲入李敖〈老人與棒子〉的旋風內。
「我想，對我們這一代在中學時期，李敖的影響很大，我自己甚至到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還滿受《文星》雜誌和李敖著作的影響」、「那時候，我認為他是一個自由的象徵、文化英雄，敢於反叛傳統，對威權人士有所批評，要很大的勇氣。後來我選了歷史系，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也不只是我因而選擇歷史系，我周圍的好幾個朋友選歷史系，跟這個都有所關連。」
書中更透露他在初任教職時，甚至還被調查局約談，「約談的過程對方並不是很兇，就像平常談話這樣子問你，關心你一下，但是你就是會害怕，因為讓你感到受威脅，擔心失去工作」，「這些事我沒有告訴別人，同事和家人應該不知道我有被調查局約談過」。
不僅如此，當時課堂上還有國民黨政府安排的「職業學生」存在。所幸當時歷史系吳振芝主任給了他一些保護，而林瑞明教授也認為當初他能回到成大擔任專任教職，與吳振芝主任的牽成有絕對的關係。
1972年，林瑞明與吳振芝老師師生合影
（來源：成大歷史系）
這些事，都發生在 1980年左右。這段有關成大校園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關聯，剛好可與成大八十年校史系列中的專書《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並而觀之。
不過若講到「職業學生」，不禁令我聯想到 1984年，我還在世界新專編輯採訪科一年級唸書時，發生在班上的事情。時任中國近現代史課程的陳茂進老師有一天如常班走入教室，卻沒有馬上講課，逕自步上講台後於黑板上寫了「多餘的人」四個斗大的字。然後對著全班（甲乙合班）講了一席話，內容雖已模糊，但最後他諄諄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成為「多餘的人」。
原來，在前一次上課時，陳老師好像對於時政有些批評，結果被所謂「職業學生」一狀告到學校。這對我這個剛從鄉下北上唸書的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來說，雖仍一知半解，但是對陳老師所言，卻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沒想過「多餘的人」是那麼切身。
迄今，儘管台灣已非常民主自由，在課堂上，我還是常常把這個親身經驗，告訴年輕的下一代，以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
即使當時的處境如此艱難，而所教授的內容也非專門的台灣文學史或台灣史，而是「中國現代史」，沒有錯，這就是林瑞明教授到成大專任後所教授的必修課。雖然這件事，在最近幾年與林瑞明教授的相處中已聽他說過，不過如今開卷展讀，仍覺興味十足，且更為生動。「如果我完全是依（國民）黨史那一套來講這門課，我會覺得對不起我的學生」，由此可深刻體會到教育，真的是「良心」事業，這一點，從一開始任教到如今退下教職，林瑞明教授可說一以貫之，並且始終以學生為重。
於是，中國現代史這門課在林瑞明教授的傳授下，連續褪下三層殼，從中國文化史、五四運動史，而回到台灣文學史上的賴和。當時夜間部五年級生的陳奮雄銳利的「聽懂」林教授的策略，曾當面向他反映說：「林老師你是雙軌喔，不是單軌的喔！」
林瑞明教授從他父親的經驗，以及自己就學、服役到踏入社會的種種體驗中，確實深受國民黨這個外省人政權的壓迫，也受過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不過，林瑞明教授卻有相當大的包容性。而在書中，林瑞明教授也在許多地方，提及他對台灣的熱愛與認同，台灣的認同對於那一世代來說，不僅經常受到當局者的打壓，而且有時要有冒著生命危險。
林瑞明教授也不諱言中學時期曾對「紅」色中國有過憧憬，但因著周邊的人事和幾個重大事件，讓他對「紅色中國」沒有幻想，而「擁抱生養我的臺灣」，這些人包括林瑞明教授的尊翁、中學同窗也是日後同事的鄭梓教授、知友若林正丈教授，以及 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和 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1972年的大學生時的林瑞明。
這樣的台灣認同心境的流轉，到了 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出現與今（2016）年國民黨政權再度被政權輪替，以及在國會立法院長期多數的情形也被打破，可以說讓長期受到國民黨政權壓抑的臺灣認同，可以讓現今仍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主人，都可以大聲主張台灣人的認同，而「不必迴避」。
本書與我還有一個有趣的接點，不管林瑞明教授的口述或者李敖回憶錄當中，都提到戰後台灣文學發展中一個出版怪傑，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
「他也是一位怪傑，很有眼光，更是一位文藝青年，只大我一歲，嘉義商職（今嘉義高商）畢業後就到台北打拼，投入出版業，沒考大學；後來，跟王榮文、鄧維楨等人創辦遠景出版社，在 70年代對台灣本土文學護持有功。」
而就在 1970年代末期，李敖也因一連串政治冤獄的蟄伏期間，「在這成熟的復出時刻，一個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顧大樓找到了我，他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並讚美「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並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銷家」（《李敖回憶錄》，頁332-5），1979年6月李敖的《獨白下的傳統》正式出版，李敖復出文壇（按：1963年，李敖即由文星出版了《傳統下的獨白》）。
隔了一個月，林瑞明教授在軍旅生涯時參與編輯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短篇小說集八卷，亦由遠景出版社出版，所編寫的「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也被收錄其中，前者復出文壇，後者初試啼聲，都與沈登恩有關。有趣的是，當我 1991年插班進入台大歷史系就讀後，曾有一段時間在當時位於台大正門新生南路對面的遠景出版社門市工讀，那時店內擺滿林瑞明教授參與或提到的台灣文學和世界文學作品。
當時遠景已因出版世界文學全集而負債累累，不過門市還是繼續撐著，而且還有臺南的成大門市，後來先收攤了。由於我仍只是個門外漢，遂入「寶山」而空手而歸，但也因此與我的頂頭上司沈登恩有了數面之緣， 但沒有太多的交談，因為實際操持門市業務的是沈太太。
後來，知道門市關門、沈登恩先生過世，以及遠景出版社的許多暢銷書版權和出版品被拍賣的新聞時，都會有一些莫名的感傷。沒想到，從這本書得以讓我更深入一步認識沈登恩先生的歷史評價，而像這類的歷史經驗談，平常與林瑞明教授聊天時也不會特別提及。
林瑞明教授在臺灣文學的研究與開展上的功績有目共睹，堪稱戰後研究台灣文學史的先驅者、開創者和傳道者、台灣文學系所和台灣文學館的推動者和奠基者，這些在本書當中已多所著墨，不用本文贅述。但是從口述當中，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研究所時代到台中楊逵東海花園的「留學」生涯，不但札下了林瑞明教授早期挖掘台灣文學史的深度，同時也產生了日後林瑞明教授對於文學與政治間無法切割的化學反應。
而這些都是當時在校園裡、教室內不易感受到的社會脈動。到了研究所畢業去服預官役的林瑞明教授，「把軍旅做為研究所的延續」，還可以去當時主編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鍾肇政家「幫他看看稿子」。
而最能表現台灣文學傳道者角色的，莫過於林瑞明教授最近才卸下擔子的成大歷史系兼台灣文學系教授一職了。
1980-1990年代的林瑞明。
這長達三十五年的教書生涯，林瑞明教授除了要克服當時時代的種種限制（受監視）和陋習之外，還費盡心思導入新氣息來指導學生，繼續幫學生「看稿子（論文）」。所以書中林瑞明教授也記下許多研究文史的竅門，我以為這都是很好的經驗傳承，值得特別引介給年輕學子們。
有關於研究歷史的態度與方法，林瑞明教授書中提到楊雲萍上「台灣史」課程時，便對於連橫《台灣通史》內容的優、缺點有所闡發，「楊老師用這個方式讓我們知道，讀書要很小心，連雅堂那個時代材料來源確實沒有那麼充分」、「老師還會要你找資料最好找到原典，要原典才用，傳抄可能會有很多疏漏。又提醒不要迷信哪一本書，因為每一本書都會有它的條件與限制」等等，「對我來說這個是滿受用的」。
而有關文學寫作的態度和方法上，林瑞明教授以其自身經驗寫道：
「寫詩最重要的還是創意，不是憑空就能產生靈感，要不斷地去想，這些題材要怎樣建立？如何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通常是你沒想到就不會寫，一旦找到一個切入點，馬上就可以出來了。而且，你一想到就得趕緊寫下來，不立即寫會忘記，因此常常是靈感來了，我隨便抓一本筆記本就寫，一下子就寫好。」
「學生的問題就是，比較難做苦工，不願意下死功夫。我常常開玩笑說，做學問哪有什麼方法？做學問就是屁股大就好，屁股大坐得住，這個很重要。會坐得住的原因，一方面是你能夠真正有興趣才坐得住，二方面就是，不要覺得自己有多聰明，要能持續。」
而且，除了屁股要大，腳也要夠長。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在卸下文學館館長的重任後的 2006年，林教授為了讓心理和身體都獲得充分休息，毅然實踐壯遊四海的計畫，當起環太平洋的背包客，前後一百多天，最後還戲稱自己：「我這個人當學者是當錯啦，應該當流浪漢才對！」不過，自從每週要到成大醫院上「必修課」後，流浪漢註定當不成了。
所幸林瑞明教授雖感無奈，卻又很認命的去上這每週要三個下午的成大醫院必修課，如果當初不是愛上歷史系，如果當初考上醫學系，林瑞明教授可能會成為醫學院學生和醫院護士最歡迎的教授。
可惜現實不是如此，現實的林瑞明教授因公務勞碌而淪為洗腎病人。儘管如此，卻因他認命而知命，而惜命，病中的他不但寫出更豁達、更深刻、更隨性的人生詩篇，也更能體會人生的無常與追求心靈上無拘無束的奔流。
這種愛自由、不喜歡被拘束的天性也直接反映在宗教信仰上，當然林瑞明教授對於任何宗教信仰都尊重且不排斥，但就是不願被單一信仰所套牢。其實不只宗教信仰如此，對於吃的方面，更是如此。
林瑞明教授在系上是出了名「愛吃好料」的老饕，在書中林瑞明教授透露了一段童年與阿嬤生活的對話，阿嬤說：「辛苦賺也要快活吃！」只是，這句話在林瑞明教授於 2008 年再度發病之後，面臨了重大挑戰，甚至因此與多年茹素的師母之間，有了很大的鴻溝；但林瑞明教授依舊不改其志。我想阿嬤的這些話，在林教授的心中，一定產生很大的支撐力量。另一方面，我想則是林瑞明教授的愛好自由、不喜歡被拘束的天性，在這裡又產生了自然抗體所致。
所以即使到現在，林瑞明教授的臉書上，除了台灣俳句的文學創作、放上與孫女同遊的照片外，最多、最日常的就是三餐的美食照，腳踏車一騎、穿過鐵路地下道，府城的小吃和美食盡入口腹之中。我來臺南任職以後，第一次上高級的日本料理店，就是林瑞明教授請我和高淑媛教授去吃的位於民族路上的一家壽司店，此外其他林瑞明教授經常光顧的地方則有位於民權路上的十八卯和公園路上的奉茶。
2001年的林瑞明（右），中為林幼春先生之子，左為賴和先生之子
最後，話說我與林瑞明教授的初對面，是在 2008年 11月成大中文系施懿琳教授（現為臺文系特聘教授）所舉辦的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場「未完成」的對話（當時林教授擔任我的論文評論人，但臨時因身體不適而走下講台休養）。
但沒想到事隔一年多的 2010年 2月，我竟然成了林瑞明教授的同事。
此後，林瑞明教授經常拿書給我，並鼓勵我研究文學。在他的推介之下，有一天我收到台灣文學館寄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從此開啟日後我研究吳新榮「歷史研究」之門，只是對於文學我依舊是門外漢。
這段期間，林瑞明教授總是一有新作發表或覺得可能對我有幫助的出版品，便不辭爬樓梯的辛勞，特地拿到二樓研究給我或與其他老師分享。
於是在歷史系所在這棟日治時期的歷史建築中，經常可看到林瑞明教授的身影，串進串出，上上下下，一面論史，一面說文，有時短暫交談，有時駐足遠望身影，更有時在教師聯誼室閒話政治，讓歷史系館充滿著歷史與文學交錯的氣息。
這一切，都因為有了文學史家林瑞明與詩人林梵與我們同館共居所賜。
而我與書中的主角以及兩位訪談人都有特殊的淵源，我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是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編輯助理。而在我赴日求學完成學位的最後一年，則剛好在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內，完成論文口試並順利取得學位，所以許雪姬教授不僅是我名義上的頂頭上司，同時也是我日後利用日記史料研究歷史的指導老師；而王昭文教授剛好和我同一年成為台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所以我們意外在此成為同窗。
日後，我與本書主角林瑞明教授更成了「同事」！
天下之大，世界之小，似乎都在緣定之中。
所以撰寫這篇短文，實是我的「僭越」之作，因為在學術的倫理上，我僅是林瑞明教授的後生小輩，無足與其平起平坐，更何況對本書他的「口述之文」有所品評？
還好我不是林瑞明教授的入室第子，比較沒有歷史包袱。不過，從我有幸與林瑞明教授「同事」後迄今，我始終以「私淑弟子」自居，加上我的指導教授若林正丈與林瑞明教授不僅同輩又是長年之交，這讓我更是把林瑞明教授視為若林教授的分身，敬愛有加。
幽默大師林語堂在《八十自敘》當中，曾經說「謹慎的批評家為息事寧人而不願說的話，我都敢說。同時，我還發展出一套文風，秘訣是將讀者當做心腹知交，宛如將心底的話向老朋友傾吐」。本書也具備了這兩種特色，一是「直言不諱」，二是「把讀者當老朋友看待」，所以不管你是要認識文學史學家林瑞明，或是想一探詩人林梵的真面目，都可從書中輕易地讀到那種真誠對話的快意（林教授事後透露，這也是訪問人許雪姬教授的堅持，藉以呈現受訪者口述的忠實面貌）。
幽默大師林語堂
於是本書便以林瑞明教授平常即具有的幽默而又帶點諷喻的口吻，娓娓道來這過去六十餘載的人生經歷，並且更往上追溯阿嬤和父親的時代；而透過這條歷史的長河，更映照著台灣社會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局。
對我而言，這本口述訪談紀錄，既是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系系史、成功大學校史、府城文化史和台灣政治史的最佳參考材料，同時也是有志於文史的年輕學子們學習的典型，而長年與「頑疾」善處、交心的生命淬鍊下源源不息的創作，更堪為吾等後生小輩的人生典範。
時光飛影奔，人生隨流轉，故事猶未竟。林瑞明教授‧詩人林梵依舊如常，騎著老舊的兩輪，從歷史系館不斷地來回穿梭於長榮路自宅、成大醫院和府城的巷弄之間，褪去了年少輕狂的狂狷之氣，流露著和煦溫厚又頑皮的笑容，繼續開創生命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