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受難者介紹 黃賢忠 1920-1952
廣東陸豐人，一九二○年生，一九四八來臺後任教於中壢私立義民中學。因涉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桃園地區工作委員會中壢支部」姚錦等案而遭判處死刑，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槍決，得年三十三歲；其妻楊環亦因同案遭判有期徒刑五年。
我的尋親故事 黃新華（黃賢忠的女兒）
很早就知道我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但從未想到有生之年我能與他相認。
二○一二年是我人生最大轉折的一年。
這一年，我拿到父親的遺書，找到我的哥哥，卻也永遠失去了他。
時間回到九○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碑，在六張犁的亂葬崗陸續被發現，父親也是其中之一。《中國時報》的一篇報導登了父親的名字。我在廣東從未謀面的哥哥，從友人手中輾轉拿到了報紙，看到了父親的名字，便託人到六張犁尋找父親的墓碑。
當時他們以為父親及他在臺的妻子（我母親）都在白色恐怖時遭到槍決，而唯一的妹妹（我）被送至孤兒院，此生應是無緣見面了。
我是在監獄裡生的。一九五二年父親遭到槍決時，我才九個月大，和母親一起被關在監獄裡。
我的母親是臺灣客家人，家中姊妹眾多，只有一個弟弟，我的外公過世得早，貧困的環境激發母親向上的決心。臺灣光復後，她排除萬難，考上臺北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至中壢宋屋國校任教，因深感學識不足，想努力充實自己，便四處參加各項研習。當時的義民中學學風、口碑均佳，且舉辦多場研習會，母親就這樣認識了父親。
曾為臺北女子師範學校，現為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Source:wikipedia）
父親是義民中學的老師，何時來臺的？母親從未提起，即使是她與父親相識的過程，我也是從她在給補償基金會的申請書中得知的。父親大母親十歲，學問極好，對她又溫柔體貼（母親說她婚後不曾煮過一頓飯，都是父親做給她吃），我想這是母親願意嫁給他的原因。
脫離了貧困生活，得到教職，嫁給自己心儀的人，美好的人生才正開始，卻在懷胎七月時被捕入獄。那年她二十一歲，天堂與地獄，竟只一線之隔。
一九五一年九月，母親在獄中生下了我。
次年六月，父親遭到槍決，母親也被判了五年。失去丈夫，失去自由，帶著孤女的她，是怎麼忍過那些漫漫長夜的？我一歲多時，母親覺得監獄的環境實在不適合孩子的成長，便將我送到大同孤兒院。再次的骨肉分離，那種痛，只怕比椎心更甚吧！
孤兒院中的日子，其實我是沒任何印象的（多年後，經母親提起，我才知道，經常在夢中出現的長廊，竟是孤兒院生活的唯一記憶）。但思女心切的母親，常託友人前往探望。
三歲多時，母親請人照了一張我的相片：炎熱的夏天，我穿著一件棉襖坐在院前臺階上。母親當下痛哭，她認為這棉襖應是院中最好的衣物，否則，以臺灣夏天的燠熱，怎麼會讓孩子穿著照相？難道連一件像樣的夏天衣服都沒有？因此，她決定讓我回到外婆家。
外婆家在桃園龍潭鄉大坪村，除了年老的外婆，還有阿姨、姨丈及他們的四個孩子。家是姨丈掌權（我後來才知道這是母親當年急於脫離「可咒」的環境而嫁給父親的原因之一）。我就在外婆家度過了沒有母親的歲月，直到母親出獄，將我帶回她身邊。
出獄後的母親，無法再回到學校教書，身無分文的她，帶著一個女兒，經同學介紹至私立幼稚園任教，卻經常遭管區員警到園方「關切」，不勝其擾，終於決定再婚。她選擇了繼父，是因為繼父對我很好（就是之前去孤兒院看我及為我照相的人），她希望我有個正常的家，有疼我、愛我的父親。
然而，事與願違，隨著兩個妹妹出生，幼年的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外人。繼父對我並非不好，印象中，他很少罵我，更不曾打我，但我就是跟他不親。其實，感覺上，我跟母親也不是很親，我從來沒有跟她說過我心裡的話。即使曾被鄰居的孩子罵是「拖油瓶」，也只是默默地去查字典，卻從不曾跟母親提過。
也許是環境的關係，我很早熟，母親從不提父親，我也就不問他的死因。
直到我上了初中，母親才告訴我父親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她帶我去善導寺祭拜父親，那兒只有一個木製的牌位，寫著父親的名字「黃賢忠」。她告訴我：父親在大陸有一個兒子，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他的母親在他三歲時過世。而這些，就是我對父親唯一的了解。
她帶我去善導寺祭拜父親，那兒只有一個木製的牌位，寫著父親的名字「黃賢忠」。（Source:Guillaume Paumier@Flickr）
初中畢業後，我考上師專（我是刻意去考臺北師專的，因為規定要住校），離家上學的生活悠遊自在，不需學費，不用伸手向家裡拿錢，讓我覺得更快樂，我從來不談政治，也不覺得自己是政治受難者，人生對我來說，充滿著希望。
師專畢業後，我選擇到臺北縣（今新北市）永和任教，二年半後結婚自組家庭。算一算我與母親同住的時間，竟然不到十五年，其中還包含了懵懂的童年歲月，也許對於自己的身世及處境，我選擇了逃避，卻也因此失去了更加了解母親的機會。
時間在忙碌的生活中急速流逝，我很少想起父親，也完全不了解父親，直到九○年代父親的墓碑在六張犁被發現，那片荒煙蔓草，那小小的石碑，那石碑上模糊的字跡，敲開了我內心深沉的痛。
伴著母親在雜亂的泥土石塊中燒著紙錢，我終於體會了母親當年的悲痛。
帶著孤女在獄中，得知丈夫遭槍決，卻不知屍首何處？父親倒臥馬場町時，外婆年老不識字，舅舅年幼不懂事，其餘親人避之唯恐不及，誰敢前往認屍？就這樣，父親孤獨地躺在六張犁的亂葬崗中，而母親只能將一塊木製的牌位，放置在善導寺中，安慰自己的心靈！
二○○七年時，政府終於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建了一座紀念塔，我們決定將父親的遺骸挖出來放入塔中。五十多年的歲月，傾圮的土堆將父親的屍骨埋在深深的地下，我們花了將近四個小時，才找到破碎的頭骨及零星的手指。
四月二十六日，父親的遺骸入塔，那一天，天上下著大雨，我捧著骨灰罐，母親緊緊地抓著我，哭著說：妳看，連老天爺都在替我們悲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親為父親哭。我知道，那眼淚裡有太多的思念、不捨與傷痛。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二○一二年，真是我人生最大轉折的一年。
五月時，國家檔案局來了一封信，告知有父親的遺書，問我要不要領？父親竟然留有遺書？在他過世六十年後？是欣喜也是悲痛，喜的是：我終於能看到父親親筆的書信，痛的是：竟然要等六十年？
六月二十九日，辦完所有手續，我去領回了父親的遺書。父親的遺書共有十頁，字字句句都像刀割在我心裡。我從未謀面的父親，我從不了解的父親，在臨死前可曾想過，他的女兒要等六十年，才能看到他的遺書，才能感受他的愛？
遺書中，父親為我取名「楊」（除了母親姓「楊」，也希望我能像黃楊木般堅韌）字「念父」。然而，六十年來，我甚少思念過他，如今想來，怎不痛徹心扉？
父親寫給叔叔的遺書，我不知要送往何處？時隔六十年，時空的變遷，老家是否依然？叔叔是否安在？更何況，直到看到遺書，我才知道，自己的祖籍竟然是廣東陸豐，而非身分證上的廣東陸平。
父親在給舅舅的信中說：
小楊生下來就跟母親坐牢，還沒周歲就失掉了爸爸，我放著教養的責任，由他可憐的母親去負擔，實是慘痛！但我始終擔負著這難過，這慘痛而死了！我生平最崇拜林覺民烈士，現在就藉他絕筆書中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又說：文天祥就戮之前也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單心照汗青。」
文天祥就戮之前也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單心照汗青。」（Source:wikipedia）
父親是想藉著給舅舅的信，向母親表達他內心的想法嗎？但舅舅終究未能看到父親給他的遺書，他在我拿到遺書的前兩年，因車禍過世。
有別於給叔叔和舅舅的遺書，父親給母親的信，只有小小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
楊環：
我走了！問心無愧，死亦怡然！
我死之後，希望於你者：
（一）忘記我，越快越好。
（二）做事要切切實實。掛空名，混日子，都要不得！
（三）好好教養孩子。
（四）咬緊牙筋，忍住痛苦，活下去！
（五）岳母、阿田替我問好！
（六）遺像一幀，絕命詩四首，留給楊兒紀念，希妥為收藏。 祝你母子幸福。
黃賢忠絕筆
條列式的寫法，看起來多麼冷靜而無情，可是我知道，那裡面藏著父親多麼深厚的情感與無奈。多麼深沉的疼惜與不捨。而六十年後，年邁的母親看到信時，只是深深地嘆了口氣，什麼話也沒說。
「遺忘」二個字，寫起來多麼容易，做起來卻多麼困難。
六十年來，我知道母親從未忘記過父親。
從她年年帶我去善導寺祭拜父親，從她在我小時候，經常帶我去土城清水生教所探望仍然關在那兒的阿姨們（當時我甚至不知道母親也曾被關在那裡），從她和我談起父親多麼疼愛小孩子，常將他們扛在肩上奔跑嬉戲；從她說道父親學問很好，學生都稱他「活字典」，只要不懂的字詞，都會請教他；從她提起父親對她的溫柔體貼。在在都說明了父親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即使她另組了家庭，成為親朋鄰居們眼中的賢妻良母，仍然會不時地告訴我：如果父親還在，我會是多麼幸福的孩子。
在給哥哥的信中，父親寫道：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你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親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仍是安心的。
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他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臺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你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 賢忠絕筆
父親怎麼會想到，國家會扣留他的遺書六十年，六十年後，我要去哪兒找哥哥？在給叔叔的信中，父親說：偉、楊兩兒皆苦，幼兒失怙……我僅此兩兒，應使其親愛提攜，莫負我意。父親唯一的願望，難道只能成為我夢中的牽掛？
八月六日，一通來自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涂貴美女士的電話，讓我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轉變。
涂女士是與父親義民中學同案的受難學生徐代德（被判十年）的遺孀（巧的是他們的孩子竟也是外子在新莊任教時的學生）。在電話中，她說有一位劉東原先生有我在大陸哥哥的消息，想與我見面一談。
當天下午，劉先生到永和家中來看我及母親，並傳遞了遠在廣東的哥哥的消息，我的心激動得難以言喻。
原來，哥哥從未放棄尋找父親的墓碑，他珍藏著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中國時報》，只要有人來臺，或有臺灣的親友，便託他們代為探聽，十幾年來，了無訊息。父親埋骨何處？何時魂兮歸來？只怕仍是夢一場。
直到二○一二年七月底，哥哥的長子文旭，透過福建的朋友小陳，向他五月在廈門初識的朋友劉東原先生（甫從警界退休）求助，熱心的劉先生憑著他的經驗及網路搜尋，研判父親的墳塚仍在六張犁墓區，便在五天後的八月初，小陳來臺時，共赴六張犁尋找，此時臺北剛經颱風橫掃，墓地一片狼藉，遍尋卻一無所獲，正打算離去時，幸運地碰到了墓園管理員林水彬先生，詢問之下，林先生告知：「黃賢忠的遺骸已經家人放置塔中。」（林水彬先生就是當年為我們挖出父親屍骨之人，因挖掘時間甚長而印象深刻。）
黃賢忠尚有家人？這個發現令他們驚喜不已，靠著林水彬先生的相助，找到了互助會臺北分會會長涂貴美女士，因而聯絡上了我。
我可以看到哥哥了，哥哥找到了我，竟然是哥哥找到我，在父親過世的六十年後，在我拿到遺書，終於認識了父親的一個多月後。
一切都像一場夢，我回到「甲子鎮」，回到我的故鄉，見到我的親人，叔叔早已過世，唯一的哥哥已是癌症末期，握著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我彷彿看到歷史在他身上輾過的痕跡。抱著他，我哭到難以自抑，與他相比，我何其幸運，有愛我的母親陪在身邊，而父母雙亡的他，是如何熬過那些艱辛的歲月？
我的哥哥，因病痛的折磨，說話的能力已退化許多，我看著他努力想告訴我些什麼，卻說不出來的樣子，內心真是痛。哥哥說得最多也最清楚的一句話是：「我苦啊，我好苦啊！」
我知道，我了解。
三歲喪母，不久父親遠走他鄉，生死未卜，無父無母的日子，怎能不苦？
及長，又因父親來臺，在文革時，被歸為「黑五類」，遭受打壓、批鬥，怎能不苦？哥哥育有一女三子，事業均有成，且十分孝順，眼看可以安享晚年含飴弄孫之樂，卻又遭病魔纏身之苦，好不容易兄妹相見，卻連知心的話都說不出來。
哥哥啊！我懂，我懂你內心的痛楚。
又因父親來臺，在文革時，被歸為「黑五類」，遭受打壓、批鬥，怎能不苦？（Source:wikipedia）
陪伴哥哥的日子裡，因他無法順利說話，我便唱歌給他聽。
當我唱起「大阪城的石路，硬又平呀」，哥哥竟然用他沙啞的聲音跟著我唱起來，他笑了，開心地唱著。而我的姪兒姪媳婦姪女們，全都訝異地圍了上來，他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父親唱歌，而且是那麼開懷地唱著，一首又一首。
我的哥哥，你壓抑了一輩子，這一刻，終於顯露了你的真性情。如果我們能早些相見多好，我可以陪你唱歌、陪你說話、陪你遨遊四海。我一定能撫慰你滿是傷痕的心靈。只是，這一切都太晚了。
回臺後不到一個月，九月二十二日清晨，我接到來自甲子的電話，我的哥哥過世了，在我六十一歲生日的那一天。你是刻意選那一天的嗎？要我在年年生日時想起你？哥哥啊！雖然此生我們只相聚了短短的六天，在我心裡，我會永遠永遠地記得你的！
哥哥走了，我卻想起父親在給舅舅的信中寫著：你初中畢業後，還是去考師範好，只要不做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智慧、幸福和快樂。舅舅沒能如父親所願地去當老師，但他在兩岸的兒女，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教職，承繼了他最終的願望。
六十年，一甲子的歲月，我回到我的故鄉「甲子」，找到我的親人。現實殘酷，造化弄人，但兄妹能相見，應是父親在天之靈，默默地庇佑吧！父親留給我的遺像一幀及絕命詩四首，我會妥為收藏，不負他意。父親：我以做你的女兒為榮，你是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後記
父親在給母親遺書的最後寫著：「楊兒，我答應給邱興生作乾兒子（女兒）他已通知他的母親，希知之」。
邱興生是父親同案的難友，二十三歲，未婚，也遭槍決。六十年後，他的弟弟及姪兒領到遺書，得知他要求祖母照顧當時仍在看守所的母親及我，並送牛乳，遂於二○一二年八月十八日，至永和家中贈與奶粉兩罐，完成他的心願。
只是當年嗷嗷待哺的娃兒，早已升級為「祖母」了。而我也於二○一三年清明時，前往邱氏宗祠祭拜義父，完成父親的遺願。
本文摘自玉山社出版之《走過長夜[輯三]：喚不回的青春》恢復名譽平反冤獄這件事， 雖然也是必須進行的， 但說實在的， 再多的恢復名譽， 都喚不回青春； 只希望檔案資料一定要公開， 讓更多人知道臺灣曾經有這樣不幸的過去。
恢復名譽平反冤獄這件事，
雖然也是必須進行的，
但說實在的，
再多的恢復名譽，
都喚不回青春；
只希望檔案資料一定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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