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滿紅、導讀：陳國棟
林滿紅教授的《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這本鉅著乃係其英文著作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1808-185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中譯本。至於其前身則為林教授就讀哈佛大學時的博士論文（Man-houng Lin, “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989）。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苦心孤詣，周諮博覽，縝密構思而定稿出版的這部書，別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
林滿紅為一位極知名的經濟史學者，但她顯然不認為應該受此頭銜之侷限。沒錯，歷史學者應該想盡一切的方法去研究他／她的課題（to approach to his/her subject）。即使是經濟史領域的學者，但發現問題不是在――或者不只在――經濟問題本身時，也理應毫不遲疑地走入他（她）所認定的另一個領域當中尋求答案。
當然，術業有專攻。要超越自己的專長領域，一腳踩入相對陌生的領域，勢必深感躊躇。這先需要有勇氣，然後需要有智慧。經過一番試煉而出現的這部《銀線》，先是一本貨幣史與經濟史的文本，接著又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的宏構。
全書清楚地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講國內外政治所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拖累了老邁的中華帝國。面對「數千年來一大變局」，中國的官僚、學者與文人不免就動起腦筋來。於是在中篇當中，作者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從既有的中國知識中尋找靈感，同時也為自己的主張找到支撐。到了下篇，作者其實已經朝向學術史、思想史的路數思索，力圖探索不同流派的「經世致用」思想的思想脈絡。
林滿紅把相當大的注意力放到銀元在中國的普遍流通歷程。她觀察到：雖然外國銀元早已在福建、廣東一帶廣泛使用，但是大約還是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才在蘇、杭等江南地區通行。因此她把1775年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年分。
雖然外國銀元早已在福建、廣東一帶廣泛使用，但是大約還是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才在蘇、杭等江南地區通行。（Source:wikipedia）
更特別的是，林滿紅指出：「中國從琉球群島的白銀進口終止於1715年，從朝鮮的終止於1747年，從緬甸的終止於1758年，從日本的終止於1760年，從安（越）南的終止於1775年。因此，筆者認為1775年是中國從亞洲進口白銀的終止年，同時也是中國幾乎完全依賴拉丁美洲白銀進口之始。」要注意的是：林滿紅也說明了美洲白銀進口到中國是16世紀後期以來就有的事實，但她強調到了1775年以後，中國的白銀供給幾乎完全仰賴中、南美洲鑄造的西班牙銀幣。
1808年也被林滿紅視之為極具意義的一年。早在1993年她被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五）》的一篇文章裡，她就已經推論是嘉道年間「銀貴錢賤」現象起始的一年。
有趣的是，1808年不但是本書英文原版書題時間的上限；無獨有偶，1998年由美洲白銀史專家Dennis O. Flynn所組織、在當年西班牙銀幣的集中港Seville舉行的一場學術會議，其論文集便以1808年為時間的下限（參考Clara Eugenia Núñez ed., Monetary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1500-1808. Sevilla: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98）。
1821年斐迪南七世時的西班牙銀圓（Source:wikipedia）
1808年在中國為大清嘉慶十三年。這一年世界上發生的大小事情的確不少，但是到底哪一件與白銀的問題密切相關呢？我個人有如下的猜想：
一般說西班牙銀元為「佛頭銀」，指的是三位西班牙國王在位時中、南美洲所鑄造的帶西班牙國王肖像的銀幣。他們分別是查理三世（1759-88在位）、查理四世（1788-1808在位）與斐迪南七世（1808年3-5月短期在位；1813年復位，任至1833年去世）。
1808年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入侵西班牙，造成西班牙王室統治的中斷，尤其是對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也隨之而鬆懈。拿破崙垮臺之後斐迪南七世雖然得以復位，但是中南美洲已經失控，革命之勢星火燎原。
玻利維亞開出第一槍，在1809年起義，經過16年的辛苦奮鬥，於1825年建立共和國。稍早在1821年時，墨西哥與祕魯也已經宣告獨立。中、南美洲產銀、鑄造銀幣的國度陸續獨立，蜩螗沸羹，造成一時之間世界白銀供給的短缺，起始點就在1808年法蘭西的入侵。
就此而言，1808年確實是影響世界貨幣史的關鍵性的一個年分。
本書的時間下限為1856年，在中國為大清咸豐六年。就世界貨幣史而言，這一年前後發生了幾件大事。1857年美國國會通過「鑄幣法案」（Coinage Act of 1857），取消外國鑄幣的法償資格（legal tender），也就是說不經兌換成本國貨幣，任何外國鑄幣都不能在美國自由流通――用於各種交易的支付或者償還債務。流通全世界超過三個多世紀的西班牙銀幣（reals of eight, Spanish dollar）或者接替而興起的墨西哥銀元從此不能在美國境內自由流通，一般美國人也就不再常態性持有此等貨幣。
易言之，美國社會不再向國際市場競爭中、南美洲銀幣。
另一方面，由於中、南美洲獨立戰爭期間世界白銀短缺，英國乃於1810年代後期發行金幣，並且從1821年起採用金本位制度，放棄銀本位。
此一選擇，在往後的數十年間陸續被其他的國家接受，唯獨中國維持銀本位制度一直到1935年。在各國不使用銀子作貨幣或者作發行紙幣的準備（reserve）的狀況下，世界市場上的白銀乃流向中國。加上19世紀後期氣候轉暖、經濟復甦、貿易擴張等因素的作用，「銀貴錢賤」的問題遂從中國社會消退。（本書即主張 1856 年墨西哥「鷹洋」大量輸入中國以後，前此折磨中國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現象才獲得紓解。）
林滿紅選擇本題的原因是：一般通行的說法都主張鴉片導致白銀外流，因此造成清代中葉的「銀貴錢賤」現象；銀貴錢賤又復成為當時社會動盪（所謂“China Upside Down”）的主要原因。林滿紅也認定銀貴錢賤確實導致民生凋敝、社會失序與政局動亂，但是她認為只用鴉片一事來解釋銀貴錢賤問題，未免過於單純。
只用鴉片一事來解釋銀貴錢賤問題，未免過於單純。（Source:wikipedia）
依照她的研究分析，應該說：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體系對世界經濟存在著強大的依賴性，因此當世界經濟有了巨大的變動，中國的貨幣體系也就慘遭波及，備受影響。如前所云，要到1850年代世界白銀（對中國的）供應恢復到18世紀末的水準以後，銀貴錢賤的不利現象方始得以消弭。林滿紅以細密的文獻引證、鋪排，製作詳盡的統計報表，引用諸多學理，建構她第一單元的內容與論說。
我個人同意中國當時的貨幣問題與世界經濟有相當程度的連動，不能只看鴉片進口一項。歷史事實顯示，19世紀前半，就進口而言，1823年以前棉花的總價其實大於鴉片；其後鴉片的進口值才高過棉花。無論如何，鴉片的價值並不是中國唯一必須向外支付的項目。
另一方面，國際收支還要考慮中國方面的出口情形。當時中國的最大宗出口品為絲、茶。
可是在道光（1821-50）初年前後，全球氣候進入寒冷時期。稍早，1816年就有所謂全球「無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的說法；在中國，1823年發生了「癸未大水」，而1836年廣州市區竟然降雪！這些異常的氣候現象，造成了所謂的「道光蕭條」，絲、茶的產出大幅度減少。
氣候是全球性的問題，歐、美也遭致相同的衝擊，購買力下降，因此也減少自中國進口絲、茶，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困頓。
總之，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來探討清代中葉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社會動盪等問題，是個非常有意義的思考方向。
其實，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社會危機早已顯現端倪。嘉慶皇帝親政，接納多方意見，致力改革，有意讓一切國政「咸與維新」，而知識分子更是躍躍欲試。在學術風氣上，也就由飣餖字句的考據之學，逐步走上經世致用之途。這樣的趨勢在鴉片戰爭以後，自然是變本加厲了。
嘉慶皇帝親政，接納多方意見，致力改革，有意讓一切國政「咸與維新」（Source:wikipedia）
銀貴錢賤以及因此而引發的經濟蕭條、社會動亂與政局不安定的難題，必然困擾著當時的統治集團與知識分子，林滿紅因此將本書的第二個焦點擺在這些人物對相關問題的討論與對策建議的種種面貌。
她把這些人作了分類，即干預派、放任派與溫和派（這一派或許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折衷派）三組人群。這樣的分類方式，看來是著重當事人的態度或者立場而發的。不過，態度決定思維的方向，從而在政策建議方面確實會有不同的主張。
林滿紅分析這些19世紀中國學者、官僚的貨幣與經濟思想，並且引證西方的經濟學說以作比較。林教授明白當時的中國人並不知曉現代源自西方的經濟學學理，但是現代經濟學學理畢竟有助於釐清概念，因此也時時加以援引。讀者理解之後應當回到那個沒有現代經濟學概念，並且整體經濟思想也還沒有建立體系的年代。這樣便可以瞭解：不管是干預派或者放任派，他們的思想源頭，並不在經濟理路的內在邏輯，而係與清代的學術思想關係密切。
本書第二單元對當時學者、官僚心態與思維的分析將作者帶向下一個課題：為什麼這些人會這麼想？他們的知識與思想的源頭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們會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與主張？背後的結構因素在哪裡？
因為深入探討這些課題，所以作者推出了本書的第三個單元「不同學術觀點的競爭」，從清代學術史的角度切入，將讀者從經濟問題的論辯帶進（儒家）經學傳統的分析。經學其實包含了哲學與統治之學等廣泛的內容，因此第三單元著墨之處也就包括人性、制度、國家、市場、工商、消費、私有財產……等等學者、官僚的重大關懷。
林滿紅處理清代經學傳統下的「經世」學者的思想，從不同的流派同時也主張不同的文體的角度，把他們區分成古文經學派與今文經學派兩大類別。
她的研究發現古文經學派重視尊君或文章的擬古。反映在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與態度（即所謂的「經世思想」）上，就是強調威權，主張政府干預、介入經濟體系的運作。至於推尊孔子為素王的今文經學派則認可多元權威及文體創新的意義，主張減少干預，讓經濟體系自行調節。在1808-57年間的動盪年代，也就是19世紀上半葉，「自由放任」的一批學者、官僚的主張擁有較大的影響力。
隨著白銀回流，清代中葉以後，由於中國所面臨的大變局，導致干預派的經世思想抬頭。不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學者、官僚的思想已經逐漸跳脫經學的藩籬，必須將國際因素乃至國外引進的學理都納進其知識與資訊的範圍，因此也就不能只從經學今、古文學派的異同去著眼了。
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林林總總，不會只發生在經濟事務上，當然也不會只發生在貨幣的運用上。清朝經過康、雍、乾長期的盛世，積累出行政上與社會制度上的種種弊端，在乾隆統治後期已經一一浮現。
嘉慶皇帝力推「咸與革新」的政策，從事改革，卻因積習難返、魄力不足，未能奏效。等到道光始政，經濟上又落入蕭條的谷底，也只能說是時運多舛。這方面的來由，多數讀者早已了然於心。再者，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東來，中國勢所難免地被納入全球化的進程，無由自外於世界形勢的變化。這一切益發加重近世近代歷史現象的複雜性。
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東來，中國勢所難免地被納入全球化的進程，無由自外於世界形勢的變化。（Source:wikipedia）
任何一本專著都不可能將所有的課題加以面面俱到的處理。林滿紅選擇了當中至為緊要的貨幣問題切入，將政治、社會、經濟、思想與學術、中國與域外……種種的問題串成一條線，所有問題的討論與發現，沿著「銀線」往前拉，一一開展。作者在史料的開發、整理方面也都煞費苦心，於建立一家說法之外，也提供讀者豐富的史料與敘事。
這樣別開生面的一本書當然引起同行的注意。如同林滿紅在〈繁體中文版序〉中所羅列的書評與介紹就超過十件以上。儘管評述者的意見參差不齊，大體也不能撼搖她的根本主張。
不過，好奇者亦不免要問：既然清代中葉的關鍵問題在於「銀貴錢賤」，那麼，為什麼選擇以白銀作為討論的核心，而不是銅錢呢？
好比說，劉朝輝，《嘉慶道光年間制錢問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一書就選擇從制錢（依法鑄造的銅錢）在貨幣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著手去分析「銀貴錢賤」的問題，並且不意外地主張問題的關鍵根本落在制錢身上――因為制錢被破壞與偽造，品質低劣，因此推升了白銀的價格。至於白銀外流則只不過是使此一現象加劇而已。此一說法是否有道理，可以聽由讀者明辨。
事實上，《銀線》這本書並沒有輕忽銅錢的角色。
該書也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去重建和描述有關制錢、私鑄、偽造……等等各方面的問題。本書也沒有錯過一一指出中國民間社會在使用各種交易媒介上的錯綜複雜的特色，例如錢票、銀票之類的紙幣，乃至於作為代幣使用的竹籤（竹籌）等等，全都包含到作者的細心檢視範圍之內。特別是相對於類似「錢多錢劣」導致銀貴錢賤的說法，林滿紅的立論凸顯透過白銀與世界的聯繫才是清代中葉「銀貴錢賤」問題發生與消滅的根本所在。
針對「錢多」的提法，林滿紅強調：清朝政府鑄造銅錢的成本還是用銀來計算，因此當銀少導致銀貴時，鑄錢的成本自然水漲船高。不妙的是，政府所鑄的銅錢進入市面流通時，市場上以銀來計算的銅錢價格卻受「銀貴錢賤」的影響而跌落到幾乎減半的情況。
面對如此情境，事實上政府只能以停鑄或減鑄銅錢作為對策。至於針對「錢劣」的駁論，林滿紅的看法是：一般人較少留意到的「格蘭欣法則」的另一個面向――當良幣價格優於劣幣時，良幣也會驅逐劣幣，林滿紅也根據清宮檔案，具體證明當時的確有這樣的態勢。
本書觀察周到，自成體系。
如果在《銀線》之外，讀者對當時中國各地使用貨幣的實際情形還想進一步了解，不妨參考以下兩本作品：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 》（臺北：中央硏究院經濟硏究所，1981）與黑田明伸著、何平譯，《貨幣制度的世界史 : 解讀「非對稱性」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本文摘自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之《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6冊）》本書突破中國史及世界史的分野， 不僅是貨幣史與經濟史的傑出研究， 更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領域的宏大之作！ 中國對於白銀的需求如何與十九世紀前期拉美人民的獨立運動， 以及其他世界經濟變化交互影響， 從而使中國從清初的鼎盛走向了近代的衰落？ 此為本書的核心論述。 鴉片戰爭常被認為是傳統中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但本書根據時人觀點及更多分析指出，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因拉丁美洲白銀減產而起的危機， 比戰爭本身帶來的影響更深。
本書突破中國史及世界史的分野，
不僅是貨幣史與經濟史的傑出研究，
更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領域的宏大之作！
中國對於白銀的需求如何與十九世紀前期拉美人民的獨立運動，
以及其他世界經濟變化交互影響，
從而使中國從清初的鼎盛走向了近代的衰落？
此為本書的核心論述。
鴉片戰爭常被認為是傳統中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但本書根據時人觀點及更多分析指出，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因拉丁美洲白銀減產而起的危機，
比戰爭本身帶來的影響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