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492年，哥倫布的艦隊在出乎預料的困難航行後，順利抵達美洲大陸外緣的小島，就此標誌人類歷史邁向一個新階段。無論他是不是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的歐洲人，美國著名史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曾在《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中，將此定位為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新階段。從15世紀起，世界各地的航海家不畏困難，紛紛出海挑戰海上航行的極限，他們努力開拓人類世界的視野，造就後世所稱的「地理大發現」。
荷蘭東印度公司位在阿姆斯特丹的總部。
提供：Amsterdam Municipal Departm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and Sites (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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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602年，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成立。在當時，歐洲人的海上航線主要由西班牙與葡萄牙掌控。這兩個國家經營海外事業已超過一個世紀，不僅勢力龐大，還將這個世界一分為二，擁有各自的貿易壟斷及勢力範圍。荷蘭人為了集中力量打破西、葡設下的貿易藩籬，決定共同出資設立名為「東印度公司」的特許公司，朝向商機龐大的亞洲發展。此後的兩個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海上霸主，代表公司的VOC標誌旗幟，不斷飄揚於歐亞航線中。
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VOC標誌旗幟。
製作：Himas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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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619年，東印度公司決定在爪哇島設立遠東營運據點：巴達維亞。接下來的發展，便是《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以下簡稱《看得見的城市》）的主要故事內容。本書囊括了在這樣的大時代下，兩個亞洲大國──中國及日本──與一個外國貿易公司的往來，這不僅關係到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的興衰，也為眾多商人、官員、平民帶來先前難以想像的生活境遇。
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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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史家來說，史料始終是研究過去的重要依據，而且不時會遇到「史料太少」，或者相反，「史料太多」這兩種令人苦惱的狀況。本書名為《看得見的城市》，即在於作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認為，這三座城市在18世紀所具備的重要性，留有許多可供後人追尋其發展足跡的線索。然而，暫且撇開考證、校閱、翻譯等基本分析過程，該如何有效整合這些龐大資料，本身便是個相當考驗寫作功力的難題。而包樂史便採用一種兼具微觀與宏觀的視野，將大時代的環境背景、貿易網絡與個人經驗結合在一起。
為了處裡橫跨兩個世紀、涉及多個國家與地區的歷史，包樂史在本書開頭便提到，他將採用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提出的論述結構。布勞岱是法國著名史學家，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將觀察歷史的時間尺度分為長、中、短三種。大略來講，長時段意味著最廣闊的時空背景，變動時間往往是以數十年或數百年計，例如地理環境、社會風俗。在長時段之下，則有中時段的制度發展或器物生活。短時段則泛指個人的生活經驗，或是某些歷史事件。包樂史在布勞岱所提出的架構下，也將《看得見的城市》分為三大部份，根據自己的形容，分別是前菜、主菜與甜點：「用大視野挑動胃口、以關鍵的發展當主菜、再用個人的際遇當作甜點來收尾。」
本書提及的三座城市，分別代表了在近代全球史上，活躍於東亞的三方勢力。廣州自古即為中國華人向海外發展的進出港口，長崎是日本幕府為外國人設立的貿易港，巴達維亞則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此拓展生意的據點。這三座城市之所以能串起東亞的貿易網絡，不單單只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企圖心，其他兩國的國策也是相當重要的條件。
中國政府基本上對海外貿易抱持消極態度，卻並未完全禁絕任何形式的貿易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為了對付逃到台灣的鄭成功，而非阻擋荷蘭人。隨著戰爭結束，康熙廢除海禁，大批華商又蜂擁至東南亞各地，不斷為巴達維亞帶來亞洲商品。荷蘭人的貿易活動，相當程度上便有賴這些海外華人。至於態度強硬的日本，從戰國時代就有與歐洲商人接觸的經驗。只要他們帶來的事物不危及日本的傳統與律法，在幕府監視下，貿易活動仍不斷進行。整體來看，中國與日本確實從未保守到完全封閉自己的國家。18世紀的荷蘭人不同於19世紀的西方列強，他們不斷適應這兩個國家的政策，小心翼翼遊走雙方之間，尋找有利可圖的機會與貿易據點。即便動用武力，也必須限縮在不危及貿易活動的前提下。
17世紀巴達維亞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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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樂史提供的主菜，便是三座城市在此大環境下的繁盛興衰。巴達維亞成為17、18世紀東南亞最繁榮的國際貿易中心，獲得「東方女王」的美名。這座城市中介亞洲和歐洲的貿易往來，容納各國的貿易商人(華人為其中大宗)，同時享有完善的公共設施。直到英國人於18世紀末崛起後，直接改變了當地的貿易結構，加上母國荷蘭捲入拿破崙戰爭，才讓這位東方女王走下歷史舞台。長崎與廣島雖接納荷蘭商人，卻將他們的活動範圍約束在最小層級內，以防他們破壞國家的穩定與秩序。
然而，日本與中國在對外態度上仍有相當顯著的不同。幕府政權長期介入長崎的貿易活動，更將該城視為向西方接觸的唯一窗口，名為「蘭學」的新知便不斷傳入日本。在廣州，與荷蘭的貿易主要由非官方身分的行商維持貿易活動。中國政府更在意的是如何掌控自己的人民，和外國人接觸卻顯得興趣缺缺。無論這三座城市發展出什麼樣的特質，包樂史認為他們都是因應大時代所產生，也就是說，「是為了最好地控制那些湧入和湧出東亞與東南亞貿易的浪潮而被製造」。這句話同時也意味者，一旦世界貿易結構轉變，而他們又無法適時地作出改變時，就得面對逐步衰弱的現實。
最後，包樂史將視野縮到最小層級，帶領讀者觀看當代人所見到的世界。荷蘭人范伯蘭（Andreas van Braam Houckgeest）積極利用當時的商業條件，在亞洲累積大量財富，甚至和另一名荷蘭人蒂進（Isaac Titsingh）在1794年時，也就是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拜訪乾隆的隔年，遠赴北京，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向乾隆皇帝祝賀。他們按照中國的禮儀習俗，奉行磕頭儀式。乾隆皇帝對這兩位荷蘭人的表現大感滿意，使他們在回程途中可盡情遊覽中國。這段人生經歷可看出中西交流史上的許多重要面向：如果沒有荷蘭人在巴達維亞的經營，范伯蘭和蒂進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有機會到達中國面見皇帝。也因為荷蘭人長久以來的商業經驗，范伯蘭懂得以更有彈性的方式面對文化上的衝突，一切就像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曾說過的：
就我們（身為商人）的觀點來看，不經由不正當或暴力的方式而獲取利潤，這樣的人就是光榮的。這跟王公或當權者的思考不一樣─他們經常對榮耀嚴肅以對，甚至是看得太重了。
范伯蘭和蒂進的人生經歷與言行舉止，毫無疑問地為那個時代下了最好註解。
1795年在廣州面見中國官員的范伯蘭與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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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演變、城市的發展與個人生命經歷，《看得見的城市》將這三個元素集結成環環相扣的歷史發展。藉由這樣的多重視野，讀者可更深入體會到，地理大發現所開創的時代意義，不再只是抵達美洲或是繞行地球一圈而已，還關係到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面對這個新局勢時，做出的相對應回應。有人選擇維持原先態度，將外來者拒於門外；也有人決定放下身段，接納這項巨大轉變，縱使時人不見得能夠明確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涵。
但他們所作的每個決定，勢必將更容易影響世界，同時也被世界影響。開創一個更緊密的多元世界，這就是地理大發現。
讀者也可從這本書進一步思考，台灣究竟是帝國邊境的偏遠小島，還是全球貿易網絡中的重要據點。雖然只有短短幾句，包樂史所描述的台灣確實具備不容低估的商業價值；熱蘭遮城的興起，以及荷鄭之間的後續戰爭，即為這段歷史的重要見證。地理大發現對台灣而言，也是個意義非凡的時光。順著此觀點繼續深入，便不難發現在那個更緊密的多元世界中，台灣也以屬於自身的特殊樣貌，開創出獨特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