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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就在我們身邊?──讀《細菌:我們的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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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家榆(爬蟲類,歷史系研究生)

「人類不只非孤島,還是一顆包羅萬象的星球。」[1]

大概從工業時代起,人類和細菌的關係就受到嚴重破壞,尤其是在匈牙利裔醫生賽默維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2]證明:「洗手」能成功減少解剖室和產房中感染性疾病發生,以及 1876 年德國科學家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 1843-1910)[3]發現了結核菌和霍亂的病原菌之後。

而在二十世紀中期,抗生素的發明讓人類與微生物的緊張關係達到巔峰,它迫使細菌退出人體,而《細菌:我們的生命共同體》這本書的作者哈諾.夏里休斯與里夏爾德.費里柏認為:我們「終有一日,會為了將細菌趕盡殺絕而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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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幽門桿菌的案例告訴我們,在科學史上,細菌如何被「惡魔化」,而人類因此自陷於「文明的細菌荒」之中——古老細菌的瀕臨絕跡,會對我們造成任何損失嗎?

事實上,一個生態圈之內,生物多樣性越大,越不容易遭受入侵;人體與和寓居其中的微生物正如同環境與其生態一般,菌種的多樣性,總是默默地保護了人類抵抗外來的侵害。

比方說,單一菌種大量分佈,多樣性較低的皮膚,比有各式各樣細菌雜處的皮膚更受到蚊子青睞。同理,以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作者甚至認為抗生素是一場「生態浩劫」,我們很可能因此「純淨過了頭」。

但科學上種種新發現,都還不足以證實醫院應當停止抗生素治療,或說服人們重新審視抑菌、殺菌等清潔策略或衛生習慣。

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科學家便察覺到細菌和其他微生物可能是「有用的」,例如烏克蘭微生物學家,梅契尼可夫(Élie Metchnikoff, 1845-1916)[4] 在 1907 年便大膽臆測,那些隨著食物進入人體腸道的細菌,是「健康」且益於延長生命的,或是發現土壤中細菌對於自然界氮循環的重要性。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烏克蘭微生物學家,梅契尼可夫(Élie Metchnikoff, 1845-1916)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直到現在,我們對細菌的直觀還是沒有太大改變,除了那些被用來製作啤酒、葡萄酒和酸菜的菌體,或者是坊間健康食品熱情擁戴的「益生菌」,其他微生物幾乎都讓人聯想起污染、不潔(不「衛生」)、生病和肚子痛。

如果只看那些隨著人體廢棄物一洩而出的細菌細胞——就算其中大多數是對人體有益的,實在很難讓人無法相信肚子裡裝著一個有條不紊的世界。看來,人體身上的細菌和其他生命體截然不同,就像是一鍋冒著泡泡的原汁湯頭。

或許我們只需要再看仔細一點。

把觀看倍率放大,將人體比擬為一個生物圈,腸道則好比其中的生態系,那麼腸道與細菌的關係,便如人體內任何一個器官與其組織,如森林與其中的生物群落,全都位於它們適宜的位置;就像宇宙中的星球和在他之上所有生物體一樣,「秩序佔了微生物一大半的生活重心」。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下的大腸桿菌。 更多詳細資料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下的大腸桿菌。 By Credit: Rocky Mountain Laboratories, NIAID, NIH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下的大腸桿菌。
By Credit: Rocky Mountain Laboratories, NIAID, NIH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並且,微生物以及所有自然界的事物,都依循著這個宇宙秩序的法則——不會只擁有善或惡的一面,尤其當我們不只在意它們對人類世界構成什麼影響的時候。

微生物可以促進人類健康,也能帶來疾病,這種利害兼具的二元論不但是微生物本身就與生俱來的,也是人類對它們的認知,因此也是相關研究的核心主軸。這就如同分處天平兩端的善與惡,有時單一個細菌就包含了這兩種特質。

這本書是一本科普讀物,卻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現代醫學崛起,由新的衛生(hygiene)概念所主宰的潔淨觀。

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科學史經歷了一場「細菌學革命」(the bacteriological revolution)[5],科學以一種新的方式應用於醫學和公共衛生上。

在醫學上影響層面,包含傳染病病因的解釋、診斷與治療方式;細菌學則提供了辨識致病微生物的技術,當這些「病菌」被認定為傳染病的罪魁禍首時,患者與可能帶菌者的「個人」行為日亦成為社會關注焦點。[6]

公共衛生的行動焦點,也從「環境」轉移到「人群」,實驗室檢驗和疫苗的引進更助長了這樣的發展:通報、隔離、消毒成為公共衛生對抗傳染病的主要手段;以消滅致病因子為目標,其行動方針卻是對個人強而有力的干預和排除。[7]

雖然新的醫療方法和藥品不斷地出現,但我們都心知肚明,新知識從來不能代表舊觀念被揚棄;細菌學所提供的新政策準則,亦無法驟然減低人們對風土、氣候、水以及「貧窮」等更抽象或無法解釋之病因的興趣。[8]

生物學知識日益生活化的同時,這些無所不在卻又無所遁形的小生物,也漸列入人們「無法解釋」的興趣名單中。[9]

上述歷史正好回應了這本書所呈現的「人體——星球」的比喻。

自古以來人類關注自我的方式,從仰望天外的大宇宙,回到他所身處的環境,風、氣溫、社會;接著,隨著他們對於知識(或神秘)的熱情愈來愈往微型世界發展,身體上的肌膚、骨骼、血與氣息,乃至看不見的細胞;人體從小宇宙變成了大宇宙。

十七世紀以來,人們將眼中所見城市污穢、貧窮和不道德行為和疾病聯想在一起,猶如今日我們對細菌和病毒的想像;人們今天對體內環境、食品衛生、個人清潔的焦慮,亦如更早之前,人們對外在環境的焦慮一樣。「潔淨」概念被以不同尺度的視野呈現,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健康、疾病、益害的新標準由此而生。

十九世紀末細菌學說,帶來一套新的疾病語言進入通俗知識,但是我們不應誇大這些觀念對疾病通俗解釋的滲透程度,對許多人而言,細菌知識的取得,並沒有壓縮或取代傳統解釋的空間,人們一直以來將身體不適和「行為」或「環境」連結在一起,[10]

今日「細菌」成為人們理解疾病的新語彙(或圖像),反而給予這些既存的思維更多聯想和解釋的元素。同時,社會也在建構一套新的文明規矩,我們的生活習慣、飲食、舉止、儀節中都充滿了和細菌相關的語言。

回到二十一世紀,「乳酸菌」、「益生箘」、早已在日常生活中見怪不怪,我們也將「人類體內有很多好箘存在」視為常識。優酪乳、養樂多(誰不愛養樂多呢?)體現了現代人與細菌的新關係。本書非常貼心地談論了這些真正令人關切的「健康新知」,時至今日,細菌該不會人類延年益壽的新靈藥?

養樂多 (Source: Jimmy Hsu@Flickr)

養樂多
(Source: Jimmy Hsu@Flickr)

很不幸地,在過去將細菌惡魔化如我們,吾人今日賦予益生菌和優酪乳的神話同樣堪慮,這些健康策略還涉及更多經濟層面的爭論,問題複雜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當今科學也還不一定能給出一個絕對而公正的價值判斷。

我們在體會細菌與人類關係的複雜性與緊密性(一如本書作者所盡可能讓讀者了解的,人類與細菌,可是生命共同體呢)之餘,似乎也只能抱著樂觀的心情,邊吃優格邊等待」吧!

不過,令開心吃著優格的筆者好奇的是,隨著更新的健康概念和細菌知識日漸普及,我們是否能夠體認到彼此的共生關係,而非將其視為一個對人類個體有害或有用的他者?人類對「好菌」的趨之若鶩,是否意味著在抽象的概念上,細菌被除魔化了呢?


[1] 取自英格蘭詩人鄧恩(John Donne, 1572-1631)《人非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哈諾.夏里休斯 (Hanno Charisius)、夏里爾德・費里柏 (Richard Friebe)合著,許嫚紅 譯,《細菌:我們的生命共同體》(台北:商周,2016),頁50。(本文後續再引此書,皆以標註頁碼於引文後)。這首詩開頭的原文是:

No man is an island, (人非孤島)
Entire of itself. (無人能自全)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每個人都是大陸一角)
A part of the main. (整體的一部分)

[2]  塞默維斯在維也納擔任產科醫生時,提出醫生接生前應洗淨雙手並且更衣,以避免產褥熱傳染的理論,成功讓產房內死亡率減少了三分之一,被認為是消毒方法的先驅。但是在理論提出的當時,人們認為這種規定有褻瀆神聖醫職之嫌而抱持質疑態度,讓賽默維斯在世時遭遇很大的事業阻礙。

[3] 柯霍在1876年發表的論文〈炭疽病病因學——以炭疽桿菌發展史為本〉被視為微生物學史上關鍵性的轉捩點,這篇論文不只提出以細菌病因學說,也為細菌學領域帶來了全新的研究方法,而柯霍因此被稱為「細菌學之父」。

[4] 梅契尼可夫被稱為「乳酸菌之父」,關於這位科學家和乳酸菌的故事,可參考「科科史上的一天」(accessed April 22, 2016)

[5] 近代科學醫學的細菌學革命是指法國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狂犬病疫苗研究和德國細菌學家柯霍的病原菌研究,其主張之「菌原論」(germ theory)推翻「自然發生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成為主流的科學病因解釋。柯霍並提出判斷病原菌致病性(pathogencity)幾項原則,稱為「柯霍式假說」(Koch’s postulates, 或柯霍式法則 Koch’s rules)。見范燕秋,〈樂生療養院與臺灣近代癩病醫學研究:醫學研究與政策之間〉,《台灣學研究》 21-1(2014),頁156。祝平一,《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台北:聯經,2013),頁10-18。關於柯霍式假說: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932 (accessed April 21. 2016)

[6] 須解釋的是,「個人」成為社會與國家的關注焦點,並不是單由細菌學所造成的,當時有諸多潮流都有強調個人的特點,例如國家福利與優生學;同時,在剛統一的德國及法國第三共和,這種個人導向的理論、政策特別受到親睞。醫療與社會的關係,可參考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著,李尚仁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一:醫療與常民 (台北:左岸文化,2014),第二章;醫療與國家的關係與公共衛生的形成,可參考其卷三:醫療與國家,第十二、十三章。

[7] 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 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三,頁32-33。

[8] 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 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三,頁33-35。

[9] 把這些無法解釋的事物知識化,常常是各類普及讀物和網路媒體「冷知識」在做的事;觀察這些文本的題材,便可大致推探時下人們所熱衷的事物。光是以「細菌」為主題的科學普及讀物,光2016年還沒過一半,就至少有:艾蘭納・柯琳《我們只有10%是人類:認識主宰你健康與快樂的90%細菌》(三采)、羅布‧奈特等著《微生物的巨大衝擊》(天下雜誌)以及本書等三本,若再算「病毒」等微生物,數量還得乘以2以上。

[10] 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 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一,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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