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全球難民總數已逼近 6,000萬人，長期以來，大量被迫流離失所的難民如暗潮般在國際流蕩，他們努力在政策與疆界間突圍，希望終結「被排除在外」的卑微生存境遇，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2015 年初秋，敘利亞紅衣小男孩擱淺在沙灘上的影像，在全球媒體投下震撼彈，國際難民家破人亡的困境突然立體而具象起來，有效刺激了大眾的道德反省，繼而逼迫多國政府在收容政策上表態。
然而，紅衣小男孩所引燃的關懷，就像雪夜裡擦亮的火柴，面對現實的酷寒仍然無以為繼，似乎隨時都能在忙碌現代生活中淡滅為一縷焦煙。開明懷柔還是堅壁清野的兩難，引發了更複雜的辯論與衝突，針對異族〔無論已入境與否〕而來的敵視也在各地節節攀升。
過去兩個月內，一波波冒著生命危險偷渡至歐洲的難民成千上萬，逾千人葬身地中海。與此同時，法國與希臘等難民輸入國數度大舉拆遷臨時難民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這些議題的迫切性，催生了不少針貶時事的深刻電影。2015 年坎城影展金棕梠獎頒給了《邊境戰魂》（或譯「流離者之歌」，Dheepan），描述的是斯里蘭卡難民於巴黎郊區過著動盪生活的故事；今年的柏林影展高調表態：「影展永遠是反映現實的地震儀，它是對現實的探討，也是現實的明鏡」[1]，強調本屆影展對難民與戰爭議題的重視，最佳影片金熊獎更頒給了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片中地中海小島收容難民的悲歌，特別有標誌性的意義。
此時，如果要選擇一部帶領觀眾去想像、思考國際難民相關議題的入門電影，科幻片《第九禁區》（District 9, 2009）絕對是不可遺漏之作，儘管這部電影裡無家可歸的難民是「外星人」。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討論一群離散者不斷在異地遭到「異化」的過程，大概也沒有比「異形」更具有象徵性的了。
滯留約翰尼斯堡上空的外星船。
乍看之下天馬行空的《第九禁區》其實是一部夾雜史實的偽記錄片，它結合了南非的地方寫實主義，又結合了卡夫卡《變形記》那樣的高度神祕主義，以記錄片採訪、監視錄影帶與敘事鏡頭三種視角，倒敘外星人船艦 1982 年「擱淺」於南非約翰尼斯堡上空之後一連串的故事。
《第九禁區》2009 年上映之前，歐美街頭公共場所出現大量顯眼的宣傳海報，模擬電影中的種族隔離政策，公車站等處皆有「Humans Only」〔限人類〕的「仇外」標示。
電影中，從飄浮船艙上解救下來的外星人〔人類稱之為「大蝦」〕，被迫暫居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市郊一塊以流刺網與厚牆隔離出來的「第九區」難民營，這個三不管地帶與世隔絕、缺乏資源，逐漸淪為毫無生存品質的貧民窟，被黑幫滲透利用，外界對這些外來者的負面觀感與日俱增，近三十年後，公眾壓力迫使政府以公權力半哄騙半威嚇方式，由政府執行單位 MNU 負責將外星人驅離威翰尼斯堡，剷除第九區，將外星難民迫遷至更遙遠、眼不見為淨的「第十區」，佈署更強的警力控制。
要理解《第九禁區》的文化指涉，首先必須先理解約翰尼斯堡的社會背景。
約翰尼斯堡就像巴西的里約或印度的孟買[2]，市中心有最摩登昂貴的華廈叢林與金融區，坐擁絕美壯闊的自然景觀，但市郊同時存在著生活環境落差懸殊的大面積貧民窟。《第九禁區》實際取景於南非市郊最大貧民區索維托（Soweto）[3]，借用了在地歷史背景，結合「外星難民營」的虛擬場景，檢視隔離、統治與人性的本質，是非常犀利的諷喻之作。
電影中的「第九禁區」影射現實中的索維托。
早在殖民時期，南非白人就已經為了鞏固經濟資源的絕對優勢而施行種族隔離，有色人種在各方面都不能享有與歐洲後裔白人同等的福利，這個狀況於 1948 年阿非利卡人﹝南非荷裔白人，說 Afrikaans 南非荷語﹞主導的執政黨掌權之後加劇，隔離變成了風行草偃的正式政策，政府將人種分門別類，隔離安置在不同的地區，嚴格管制、隔離有色人種在市區的進出，地理位置反映權力位置，掌權者位居市中心，受壓迫者散居都心外圍。
南非政府為了徹底執行種族隔離政策，50 年代起開始在市郊執行大規模的強制拆遷，建立郊區新市鎮，每個新市鎮依照階級差異而有顯著的生活水平落差，索維托便是在 1948 年之後漸漸擴大成型的黑人貧民窟聚落，一直到近期都依然常在缺水、斷電、失業、犯罪率頻繁的迴圈中掙扎。
簡言之，無論是戲裡的外星難民或戲外的有色人種，都被掌權者以合法之名，棄置於公平合理的社會運作之外。當一個社會正式放棄了一群無所依歸的人，這些人就會正式進入一種「例外」的狀態，變成懸空〔如外星人的飄浮船艙〕、自生自滅〔如第九禁區〕的平行宇宙，而一但受壓迫者意圖掙脫這種「什麼也不是」的例外狀態，[4]向來抱持放棄、歧視態度的權威又會再度以法之名、以公共利益之名介入，加重管束，強勢鎮壓要求服從，必要時清點例外者的資格〔危險程度〕，以作為評估能否使其進入正常社會的根據。
這種惡劣的互動在南非反種族隔離抗爭史〔索維托特別是南非抗爭史的重要據點〕中反覆出現，在古今中外的各種社會歷史中也是常態。
1976索維托起義。民眾高舉反「阿非利卡語」標語。
當年，為了有效制衡有色人種的武力抗爭，南非政府曾暴力鎮壓，也曾立法加強管束，都不能有效解決根本的對立，國際為了制裁種族歧視，長期對南非實施軍火禁運，但是南非本身就有強大的軍火業，《第九禁區》裡面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讓人眼花撩亂的真實南非自產武器，MNU 號稱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武器製造源。
在《第九禁區》的設定中，困守在難民營的外星人也逐漸發展出蓬勃的軍火業，但是外星人的軍火必須由流著外星 DNA 血液的人才能啟動，也是這部二十一世紀「變形記」的重要伏筆。
為了呈現南非社會顛簸的那一面，除了能看見貧民寮屋、多元武器，觀眾也可以聽到原汁原味的阿非利卡髒話〔阿非利卡口音介於荷語與英語之間〕[5]，其中罵最多髒話的那位先生叫 Wikus van der Merwe。
不過，如果我們倒帶到電影的開場，在故事的前半段，這位先生並不是原本就這麼失控的，他本來是一位極度自制、講求禮貌、奉公守法的 MNU 公務員，相對於被視為危險野獸看待的外星難民，他是社會階層中位置相對安逸的白領中產階級白人，也是愛妻的家居男子，天真到有點無趣的程度，胸無大志但很愛面子，雖然欺善怕惡但籠統來說算是一般人眼中的「好人」。
在南非，很多人喜歡信手拈來講「Van der Merwe 笑話」，因為 Van der Merwe 是一個很常見的南非阿非利卡姓氏，所以 Van der Merwe 有點類似於中文小故事裡面的「小明」，泛指某個面目朦朧的普通人，這一類笑話裡面的 Van der Merwe，多半是不怎麼精明、經常出狀況的傢伙，電影男主角的設定顯然非常符合這個刻板印象。
原本很幸福快樂的Van der Merwe先生。
《第九禁區》裡自我感覺良好的 Van der Merwe 有一個盲點，他本來就把外星人視為不請自來的次等生物，權威規訓與種族優越感已經內化成他的價值系統，因此他不會自發性地考慮到歧視、人道的問題，他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依法行事」，別無其他。
Van der Merwe 先生這個麻木不仁的面向，顯露在執行強拆行動時的幾段視頻之中。他曾經走進一間孵化外星幼兒的育嬰室，笑容滿面拔掉其維生系統，放火燒毀育嬰室，以毫不掩飾的興奮對著鏡頭笑著解說焚燒現場：「你聽那『蹦蹦』聲，就是那些小北鼻爆開的聲音，就像爆米花一樣……」。
他也曾試圖以「一根棒棒糖」討好一名外星幼童，以方便加速迫遷這戶人家的作業，但當幼童毫不領情將棒棒糖丟回他臉上，他立刻惱羞成怒露出陰沉的那一面，認為自己「明明對他很好」、「善意」被糟蹋，此後不再掩飾他對外星人的鄙視，並更執意於展示自己的權威，威脅外星幼童的父親，若不搬遷將把孩子送去「福利中心」安置，與此同時他依然堅信自己執行的是「人道驅離」。
要如何讓一個人能產生某種最基本的同理心與社會關懷？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這個人跨到界線的另外一邊，去經歷他本來無法想像的打擊〔即便這在現實生活中比較難發生〕。於是，《第九禁區》的導演直接把 Van der Merwe先 生變成了他最厭惡的那種化外之民：受驅逐與拒斥的外星人。[6]
Van der Merwe先生威脅外星住戶。
在整個變形的過程中，他最親近的妻子在電話中明言「我不想再讓你抱我了」，宣告了家庭對「異類」的徹底放棄。家庭截斷了血緣，社會的排擠更加鋪天蓋地，汙名〔他被莫名汙衊與外星人「雜交」〕也隨之而來，此時人類社會則以「為了他好」的溫情召喚，企圖將他重新監禁利用。曾經獵殺人的，如今變成了獵物，走投無路之下，Van der Merwe 先生別無選擇加入了相形之下更為「安全」的第九禁區，因為第九禁區收容的都是被正規社會遺棄的邊緣人。
此時，他窮其一生所培養的教養與服從〔所有「人」的部分〕都從他身上剝落，他釋放了心中的野獸，被迫轉型成一個口不擇言、不守規則，靠搶劫、犯罪、挖垃圾求生存，只剩下基本求生本能的原始生物。諷刺的是，也正是在他跨越了那條鴻溝，也開始局部變成異類、理解異類的時候，他才變得無敵強大，比他這輩子所有時刻都還強大，足以與威權對抗，並且足以漸漸理解一種稀微的人性與情義。
卡夫卡的《變形記》尾聲，變成蟲子的格里高存在感已經微乎其微，但是他的家人卻仍指責蟲子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甚至指控蟲子想「霸佔全家，讓全家到街上去過夜」，最後，格里高在家人集體的漠視下死了，全家都很高興地鬆了一口氣。
〈The Unfortunate Mr. Samsa〉，Rich Johnson繪。圖片出處
卡夫卡《變形記》中某天起床變成蟲的不幸之人
在《第九禁區》的尾聲，外星人再一次被驅逐到更遠離社會核心的他處，失去原本社會地位與價值的 Van der Merwe 也完全變形為大蝦，在人類社會裡他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存在感，和外星人一樣，只能在內心深處挖掘對「家」的渴望，靠著這僅存的一點柔軟支撐自己被現代垃圾包圍的生活窘境，解決那無處可逃之苦。
這些故事都留下了惆悵的結果，因為人類強烈的地盤性，流離失所者或許將持續漂流，應許之岸難以輕易抵達。無論如何，這些故事至少提醒了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天起床就變成了蟲子或大蝦，在那之前，先學會想像、理解一種例外狀態，才是練習翻轉那種例外狀態的自我解救之道。
本文原刊載於映畫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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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節錄自主席 Dieter Kosslick於影展手冊中的宣言。
[2]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 2002)以刻劃里約貧民窟弱肉強食的暗黑生活境況知名，《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2008)或《孟買日記》(Dhobi Ghat, 2012)所刻劃的孟買達拉維貧民窟，卻對罪惡避重就輕，甚而添加純真的浪漫情調，以對比暴富或小康生活的後續發展。
[3] Soweto 實際上為 South Western Townships〔西南鎮區〕的縮寫，泛指約翰尼斯堡西南郊區，這個地方稱號於1963年才被列為正式名稱。
[4] 延伸閱讀：阿岡本的《例外狀態》與《Homo Sacer》。
[5] 因為阿非利卡語主要通用於南非白人之間，反種族隔離的抗爭期間，黑人視之為壓迫者的語言，1976 年知名的索維托起義引爆點便在於南非執政黨推行英文與阿非利卡語教育，無視阿非利卡語並非黑人通行語，且使用者局限於少數白人。索維托起義遭政府血腥鎮壓，500 人遭殺害，此事件引起國際關注與制裁施壓。南非種族隔離於 1994 年終止。
[6] 劇中主角因受到流體感染而變形為外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