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克.巴森(Jacques Barzun)
在這個社會上,歷史只剩一個容身之處,或者說根據傳統我們都會認為那裡就是可以接觸到歷史的地方:學校。
歷史之所以是必要學科,是因為學校希望歷史能存留於年輕人心裡,藉此流傳千古。但是,過去已經有三十個州放棄了歷史,而且沒有多少人提出抗議。無論如何,歷史向來不是所有年輕人都很喜歡的科目;它比較合乎成年人的胃口,是需要一些人生經驗才能喜歡上的東西。
提到歷史,珍.奧斯汀在《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裡面創造出來的年輕女主角凱薩琳.莫蘭(Catherine Morland)是這麼說的:
讀歷史時我總是敷衍了事;但是歷史對我來講是不痛不癢的,不會讓我困惑或厭煩。歷史上所有男人都是廢物,而且幾乎沒幾個女人出現過。
如今的年輕人不只是困惑或厭煩而已;就算他們並未否認史實,史實也讓他們感到痛恨。總之,學校很少以具有吸引力或完整的方式教歷史。出色的地標歷史叢書(Landmark Series)因為銷量不佳而不再繼續出書,似乎就反映出上述問題。
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提供補助的單位裡有個歷史教學委員會,身為該委員會的顧問,三年前我曾造訪過新英格蘭地區某州的幾間小學與中學,去觀摩歷史課的教學情形。那幾間學校的素質顯然都在平均水準以上,而且歷史課是獨立科目,並未混入所謂「社會研究」課程,被其他科目稀釋。七年級與十一年級學生上的歷史課,絕大多數是表面上被稱為「歷史研究」的課程。
老師先把關於《印花稅法》(Stamp Act)的事實與其後續發展寫在黑板上,一條條念出來;然後,學生可以從書架上自由取書來看,查找其餘相關細節,記錄下來,但並非記在每個學生自己的筆記本裡。這是所謂的團體研究活動,所有人在地板上或趴或坐,由某個學生做記錄,拿一張紙擺在地毯上用鉛筆寫了起來。兩個禮拜後,他們還要交出一篇在家裡完成的歷史課報告,主題是:「從三個不同觀點來描述梭羅的性格,包括他故鄉協和鎮(Con-cord)的鎮民、他自己,以及肥皂劇的觀點。」
在高中的歷史研究課上,我還受邀參與、提供協助。我和同學、老師一起去圖書館,驚動了在裡面用功的幾個年輕人,我們選好某個國家,拿出最近幾期《讀者指南》(Reader’s Guide),希望能至少找出以該國偉人為主題的兩篇文章。
我指導的兩個女學生分別選了埃及與希臘。在我的些微幫助之下,她們找到了偉人文章的標題,但接下來就遇到困難了。她們手邊的兩篇文章分別以埃及的沙達特總統及埃及豔后為主題,但是跟這兩位偉人有關的文章都各只有一篇,不是兩篇,也沒找到其他偉人的文章。
回到教室後,大家都說他們為這個研究時遇到的問題感到很困惑,而討論過程中形成的共識是:這次的研究活動比較無趣。我應該前一個禮拜去進行教學觀摩才對,當時他們安排了一個辯論會,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進行辯論。選擇埃及的那個女學生扮演馬克思(Karl Marx)的角色,後來被全班票選為辯論賽冠軍。
另一所中學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開課清單裡面提供的都是兩個一組的歷史課程。所有課程都是選修的,每一組的第一個課程聽起來都非常扎實。第二個課程更加吸引人,例如:「歐洲史上的男男女女」。課程說明是這樣寫的:「這個課程是特別為那些覺得自己不了解一般歷史的人設計的」。自從西方文明的歷史課程崩壞之後,大學新鮮人對於歷史通常都像一張白紙,一無所知。
每次準備好要去參訪下一間學校時,我都會拿六、七本有關美國歷史的課本起來讀。
當然,每一本都非常仔細地避免選用過於嚴肅的書名。書名裡通常有冒險或實驗等字眼,再加上美國的名字或用來描寫美國的形容詞。
每一本課本都是採用四開的尺寸,沉甸甸、圖文並茂。四色印刷的跨頁大圖,能夠確保學生不會因為需要持續思考而對課本反感。課本裡有許許多多的地圖、肖像畫、地景圖、整齊的數據圖表、圖說和問題(例如:「你覺得在畫這一幅肖像時,班傑明.富蘭克林是幾歲?」),穿插其間的文字實在少得可憐。針對每一篇文字,教師手冊都提出了許多建議,這不禁讓人覺得作者已經假設每個老師的歷史知識都很有限。
無論是哪一本課本,似乎都是以「不連貫」為原則,就像外在世界一樣,充滿了零散瑣碎的資訊。沒有圖片就無法吸引學生的注意,注意減退了就必須持續靠某種活動來集中注意力,就算是角色扮演遊戲也無所謂。最主要的活動是播放幻燈片或者戶外教學,研究遊戲只是備用的。不過,即便學生只能在摸索中研究,如果他們想學會史家的治史之道,方法不也是做研究嗎?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課程?這仍是未解之謎。
但我們幾乎不能責怪學校、教科書作者,更別說學生了。
因為許多思考習慣與明顯偏好,都讓現代人排斥歷史書寫,無法喜愛歷史。在成為專家的過程中,史家也培養出一批批專門的讀者,他們分別只閱讀關於「南北戰爭軍事史」等專題的史書,或者只對所謂的「工業考古學」(尋找考察全國各地的鑄造廠)有興趣。只有寫給這一類「愛好者」的史書才賣得出去。我曾經隨意打開一本書,眼前出現的句子剛好可以用來描述現況:「對於牙醫這個行業而言,法國大革命可說是一場災難。」
假設史書是可以閱讀的,讀史有何用處?
就最一般的狀況而言,讀史可以擴充我們的個人經驗。我們都有個人史,也就是那些被我們塑造成某些模式的事件,或者是已經變成故事,發生於上週的驚人事故。歷史跟快樂一樣,都是我們內在的一部分。除了這些累積出來的經驗之外,讀史讓我們也能獲得全民族與全人類的經驗。歷史應該以一種清楚而且可以記憶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
但是,這種經驗有任何明顯而直接的效用嗎?我們為何有必要熟悉那些已經逝去或者消失的人事物?光是要面對當下的情況,就已經夠難了;而且如今最聰明的人都偏好研究未來。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對於生活中的欲求與生活的可能性有某些特定的看法,都是藉由過去豐富的經驗累積出來的。如果我們習慣性地充分掌握過去經驗,就能搞清楚自己的希望,甚至改善我們用來控制未來的方式。學史並不是為了獲得什麼公式或妙方,而是為了培養一種熟稔世事的直觀能力,藉此判斷哪些事是可能性較高的,以及哪些東西是較為重要的。
哲學家奧德加(José Ortega y Gasset)曾斷言,現代人「已經清空了自己的歷史」。他認為,儘管十七世紀時好的史書難尋,但當時的政治家卻遠比現在的政治家熟悉過去的重要事物。無論是意見領袖或行動領袖,熟悉歷史似乎都是必要的,因為他們的職責就是確保這個世界運作如常,而歷史正好能讓我們了解世界的運作方式。
讀史,讓我們得以培養出先見之明與分析問題的能力,因為歷史是具體,而且也是混亂的。
前述的回溯式社會學無法強化這種眼光,因為那種研究都是聚焦在單一主題上面:把歷史當成事件流,找出某個角度直接切入,藉此觀察歷史的流動。殊不知歷史其實是針對許多同時存在的領域提出說明,每個領域都交纏在一起。
最理想的狀況是,我們應該可以透過故事把政治、藝術、商業、宗教、時尚、運動、愚行與犯罪等各領域彼此糾纏的活動與思想表達出來。但故事需要一個可以理解與保留下來的模式。「歷史是能讓人記住的一切。」所以,史家治史的傳統手法是把歷史的整體分割成幾個廣闊的領域。
每個領域都各有主體,例如政治史、經濟史與文化史。除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活動,其餘人類活動也存在於歷史背景中,或者不同歷史的接壤地帶裡。但無論是哪一種歷史,只有政治生活的事實能夠提供架構與骨架,因為政治是最具連續性且最顯著的人類活動,其影響力擴及整個社會,而且政治也是最容易理解的。西方的讀者可能要花好幾年時間鑽研,才能夠搞懂遠東地區的宗教,但若是論及中國、印度或日本的宮廷革命,很多人都能夠立刻想像出一個輪廓。
我們必須保護歷史,讓它免於受到其他截然不同學科的入侵,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貶低社會研究或任何其他思想領域具有的一般性。
一百年前的人沒必要描述歷史為何,還有治史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十九世紀的人酷愛讀史,歷史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模式,這一點可以透過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許多劇作前言甚或信函內容得到印證。歷史曾是我們對於過往事件的具體想像,如今其內涵卻已經被理論、一般性與抽象給取代了。報紙稱它們為「歷史的碎料」,無法取代原有的歷史,而這是一個不利於我們的缺陷。
就這一點而言,以色列外交官阿巴.艾本(Abba Eban)的一席話頗為關鍵。在討論國際事務訓練的現行趨勢時,艾本博士表示:
說真的我不覺得那種訓練能與歷史相提並論,因為歷史是一種鮮明、活生生的借鏡。如果真的必須有所取捨,我寧願捨去那些帶有抽象術語的分析,而不是歷史,因為它所思考的,是任何國家都可能會陷入的困境。
十九世紀的人喜歡讀史,並非因為此舉有益於國家,他們只是為了樂趣而讀。
我們有必要記得這個事實,因為我們現有的文化以研究為取向,也別忘了藝術作品同樣應該是以樂趣為目的。
讀史的樂趣有許多面向: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發揮並增強想像力,讓我們得以在不熟悉的事物中找出熟悉的細微差別;讀史讓我們知道人類之中有英雄,也有無恥之徒,透過歷史上少數的可怕錯誤,我們才知道應該盡量屏除絕對的黨派偏見。此外,透過上述一切,我們可以變得更冷靜。這種沉著姿態不該被當成憤世嫉俗的冷漠,相反的,應該說那是一種昂揚的悲觀心態,就像我們在讀完偉大小說與史詩之後的那種心情。
主修歷史的學生如果夠坦率,他們必然要面對史學領域中的懷疑主義,也必須思考一個近來有人提出的問題:如今,如果只讀美國史或歐洲史,是否失之於褊狹與無用?有人認為我們應該了解非洲與遠東的歷史,因為這兩者都跟我們「關係密切」。
這種異議已經導致中小學與大學改變了歷史課程;據說,甚至還有一些中學以「提升了解世界的能力」為目標,在家政課上還教學生烹調「東方餐點」。但這種無意義的做法只會加深誤解而已。
遠東的國家眾多,而且彼此之間差異甚大。遠東各民族的傳統龐雜迥異,跟歐美各國之間一樣截然不同。光是印度一國就有三百種語言,不同宗教的教徒與不同族群之間彼此敵對,任誰都需要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自稱了解該國。非洲的問題也一樣大——此外,必須補充說明的是,若要了解這些地區,還必須熟悉各種極其「陌生」又複雜的語言。假使讀者的條件符合上述所有標準,最後得以熟悉各國的歷史,但如果對自己的西方傳統缺乏了解,還是無法獲得世界觀。
在追求歷史知識之前,我們必須面對的懷疑只有一個較為合理,那是個關於歷史本質的哲學問題:歷史怎麼可能是真實的?
歷史學家各持己見,而且針對同樣的事件,他們往往持續改寫自己的說法。修正主義未曾停歇。至於那些經史學家,不是全都錯了,而且也已經過時了?更糟的是,他們只是敘述戰役與國王的事蹟,而不是記錄人民如何生活。顯然的,在這個民主的時代裡,如果過去無助於理解當下的問題,那麼過去也就沒有值得關注之處。
提出這個最後的要求後,我又回到了論述的原點:也就是回到那種藉由考察可能的前例來幫助解決現有問題的回溯式社會學。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力偏愛這類研究而非歷史,但這類社會研究永遠不可能對過去有全面的了解,也激發不了歷史的想像力。
如果歷史敘述裡只有關於戰役與國王的行話,卻看不見一個「老百姓」,那是不值得相信的。所有偉大的史書都會描述一般人的生活與想法,而且假如當中提到了那些明顯事件的影響者與推動者,那是因為省略了他們就等於把故事從歷史中抹煞了。
有人說歷史真相是不確定的,該怎樣回應這種指控呢?為什麼同樣的歷史每二十年就會改寫一遍?針對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每本史書的說法都不完全一樣?
因為歷史的主題是人生,歷史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關係不是經過一再改寫就能述說得盡的。透過自己在歷史紀錄中的發現,每一位史家設法建立自己的模式,他們藉由有節制的想像來重建歷史現實。只要能設法把那些可以證明的錯誤排除掉(但其他人很快會宣稱他們出了錯),他們提出的故事就會跟其他負責任的史家一樣真實。
所有故事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假以時日一定會出現新的問題與概念,而露出過去歷史的一角。
因此,對於同一個歷史時期,讀者可能會看到兩三種,甚至五種或十種不同的說法,並從中找到各種不同的意義,同時也會發現一個由不同說法建構出來的龐大史實。如果有誰想要全面掌握歷史事實,首先必須像上帝那樣全知全能。
至於史書過時的問題,我們看到現代重新出版古代史家的經典時,編者只會在註腳裡面說明他們犯的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錯誤並未帶來太大改變。最重要的改變也只是讓我們對歷史人物有了不同看法,例如某人是否需要為某件事負責,或者某人做某件事背後的動機比我們原先設想的還要高貴或低下。這樣的修正往往是由某位殫精竭慮的傳記作家提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傳記並沒有為我們帶來歷史的所有益處,而且沒有以一種較為令人愉快的方式帶來益處?
答案是,動輒三百頁的傳記往往把某個人的生平擺在世界的中心,而這可說是小題大作,造成不符比例的問題。詩人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說:「歷史只不過是傳記的集合體。」但他錯了,理由在於:如果這些「生平事蹟」寫得好,每一本傳記都自成一個完整的模式,因此無法加總結合起來。
最後要說的是,我們必須了解,所謂「讀史」並不意味著應該「涵蓋」某個地區或時代的歷史。事實上,唯有把地區或時代的範圍放寬,我們的判斷力才能變得更強,也才更加能夠體會及敬佩人類在面對自身缺陷的情況下達到的種種成就。歷史的確就像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說的,這是一個充滿罪行與愚行的長篇故事。
但歷史並不是只有那樣;在這個故事裡,也有天才與勇士,還有跟牛一樣沉默而堅忍不拔的人。如果沒有那些美德的話,人類到現在還是只會滿足於穴居生活。
我們不只知道,也感覺得到上述一切都是事實,藉此也印證了布克哈特的那句名言:
了解歷史是很重要的,「但不是為了下次遇到同樣的事情時能夠聰明一點,而是為了永遠都要更睿智。」
本文摘自橡實文化之《文化的衰頹:史學大師巴森的12堂課》 文化在衰微,也在興起 文化既是個人的涵養, 也是公眾的資產。 文化就像細胞, 在多方吸納、兼容並蓄下必然會產生質變, 這正是文化最可敬也最可怕的一個特質! 從黎明到衰頹, 雅克.巴森談的不只是文化的起落, 還有道德、教育、藝術、信心危機、 公共倫常等等令人憂心的走向。 幸運的是, 在看似黑暗的盡頭, 總有微光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