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前篇：海洋文明的浪潮，曾將臺灣推到國際貿易最前線：與歷史小說家朱和之對談（1/3）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鄭成功可以說是串起前作《鄭森》以及《逐鹿之海》的關鍵角色。在鄭成功的故事裏頭，我們能發現他像是一個樞紐，連結各種元素。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平戶，父親鄭芝龍因為從事海洋貿易，通曉佛郎機語，也是一位南洋通。
《鄭森》中的一幕是鄭芝龍彈呂宋手琴（吉他）給鄭成功聽，具體而微地點出當時的時代氛圍。如果我們同時讀《鄭森》、《逐鹿之海》，他就像是從兩個不同的視角說同一個故事。更不用說鄭成功自始自終扮演重要的角色，《鄭森》刻劃的是鄭成功焚儒服之前的經歷，《逐鹿之海》則是此後的故事。前者說的是來自海洋的少年上岸，後者則是他回到海洋，要征服對岸的敵人。在寫過這兩部小說之後，您怎麼看待鄭成功？
朱和之：鄭氏家族曠古未有的龐大事業與悲劇下場，是東亞陸權與海權交鋒初期的特殊現象。鄭芝龍敏銳地掌握住海上機會初現的時勢開端，是眼界廣闊的開創者，卻在大陸王權更迭時被迫上岸追逐陸權，終被舊有的權力結構吞噬。
鄭成功一生的悲劇性來自於海洋與陸地文明的矛盾。他出身海外，是大海盜與大海商之子，卻努力想要成為儒家士大夫，以抹去外來者的痕跡。弔詭的是，反清復明這場民族文化保衛戰中，他竟以一半日本血統的身分成為最後的漢人政權領袖。他企圖以立足海洋來恢復大陸王朝，乃是前所未有的壯舉。他的海洋戰略，包括攻打臺灣，乃至出兵菲律賓，在當時過於驚世駭俗，遭到極為強大的反對，最終也在巨大的壓力下猝逝。（編按：關於鄭成功計畫出兵菲律賓，可參看林田芳雄，〈鄭氏台湾のフィリピン遠征計画〉一文）
在《鄭森》裡，鄭成功是迷惘的熱血青年，性格尚在成長，最後經歷國族、儒家文化和親情三大價值的徹底崩潰；《逐鹿之海》的鄭成功比較貼近史實，是個嚴酷軍魔，日暮途遠倒行逆施，逼得手下人心解體。
鄭家兩代的遭遇，即是明末沿海人群面對海洋挑戰的縮影。我在《鄭森》中描述大陸思維對海洋的好奇、試探和疑惑抗拒。《逐鹿之海》則是鄭家從大陸跨足海洋的勇敢嘗試，但過程中始終擺脫不掉土地思維的強力拉扯。
泉州安平橋，建於宋代，以花崗岩構成。鄭成功宅邸就在安海鎮這端的橋頭
（圖片來源：朱和之提供）
在小說最後，我藉著揆一之口評論道：「沒想到中國人為了重建他們的大陸帝國，卻侵凌了屬於我們的海洋。」而鄭成功遠眺島上大地，同樣不勝感慨：「父親曾說這片海圍著中國，應該由我輩管領，獲其巨利。沒想到咱們渡海前來，卻是先得了一片千里沃野！」
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業務需要，有非常詳盡的商務記錄和各種往來書信，鉅細靡遺地留下珍貴的史料，也成為今日我們理解十七世紀臺灣最主要的管道。
我特別注意在其中留下片段身影的小人物。不像公司官員或者傳教士，為了明確的商業或傳教目的而來，很多底層人物乃是身不由己。公司會向孤兒院購買足歲離院的青年，或者招待流浪漢誘騙他們簽下賣身契，當成水手或士兵送往東印度，相當程度上視為消耗品來利用。加上歐洲三十年戰爭的影響，逃避戰亂或宗教壓迫的人也可能跳上公司的大帆船，半自願來到亞洲。他們絕大多數客死異地，這「異地」當然也包括臺灣。
《熱蘭遮城日誌》中有一條微不足道的記載。在漫長的九個月圍城期間，城內糧食匱乏、飲水汙濁、糞便無法清除，生活條件惡化得如同人間地獄。由於喝水容易感染痢疾，許多士兵更有藉口酗酒，因為酒是在戰前用好水釀的，不會導致生病。可以想見，長時間處在戰爭壓力下又整天醉醺醺的士兵們會幹出多少蠢事來。
某日就有這麼一個天兵，看到城外野地裡有一隻豬，這是荷蘭人飼養而來不及帶進城中的，於是他竟冒險出城獵捕，差一點因而喪命。但他並不寂寞，因為之前也有別人出城撈蚵或採摘野菜被鄭軍射傷。長官不得不頒下嚴令禁止類似行為，但依然無法阻擋人們犯難覓食的決心。
讀到這些令人發笑的記載時，我不由得同情起士兵們的命運。他們無奈地簽下賣身契被送到半個地球外，然後因為某些愚蠢的理由倒在泥塗裡輕賤地死去，被世界徹底遺忘。這場景太過令人唏噓，也改變了我對某些叛變者的觀感，在小說中給與較多刻畫。
另一個感人的場面發生在戰後，鄭軍依照和約將所有荷蘭俘虜遣還，其中有些女性已經懷有中國人的胎兒，卻仍被荷蘭人視為「優質寡婦」欣然追求。不難想像，大戰之後所有人都是滿身瘡痍，一同擁有患難重生之感，所以毫無芥蒂地接納彼此，攜手共渡餘生。
這是厚厚的歷史灰塵也掩蓋不了的人性溫暖。
阿姆斯特丹蒙特班斯塔。十七世紀時VOC準備前往亞洲的船員在塔下集合，
搭乘小船到外海登上大帆船，這裡就是他們離開歐洲土地之處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故事中特別安排了一位原住民「阿剌朗」，他可以說是虔誠的教徒，還熟習荷蘭語。這樣的角色不禁讓人想到《賽德克巴萊》裡頭的一郎、二郎，他們也是原住民，最後卻用番刀切腹自盡，呈現一種矛盾而真切的認同問題。《逐鹿之海》裡的阿剌朗可以說頗為類似，您怎麼看待這個角色、他如何面對抉擇？以及當時原住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朱和之：在西拉雅人的習俗中，女性在接近四十歲時才能懷孕生子，在此之前受孕都必須墮胎，一生中甚至墮胎十七、八次之多。當代人類學家的一種解釋是，西拉雅人認為男人要保持靈魂的完整，才能在作戰中感應神力獲得勝利，女人也須保持靈魂完整，才能感應神力獲得豐收。而生下嬰兒將使父母靈魂不再完整，因此退休之前不可生育。
從歐洲基督徒的眼中看來，這樣魔鬼般的習俗實在是野蠻殘忍至極，必須嚴格禁止以拯救他們的靈魂。因此東印度公司鎮壓西拉雅人之後，便將兩百多名尪姨（女巫）流放，禁絕了此一習俗。
小說裡，阿剌朗是母親年輕時懷上的胎兒，本應遭到流產，但荷蘭人的強制措施讓他順利誕生。因此他認為是基督文明賜與他生命，抱持徹底的認同與感激，努力學習荷蘭的一切，更渴望成為一名傳教士。
當時蕭壠社是所有原住民部落中歐化最深的，其他各社居民頂多穿上簡單的服飾，蕭壠社卻是所有人都做完整歐洲打扮，公司甚至在蕭壠建立全亞洲唯一一座神學院，培養本地神工，打算長久經營傳教事業。
斯馬爾卡頓《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書中插畫：正在賽跑的福爾摩沙人。
我常常感到好奇，那些在西方信仰和教育下成長的西拉雅兒童，在鄭氏政權統治下如何適應？歷史對這一群人完全沒有記載，但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時，西方傳教士記錄下許多平埔族將白人當成「紅毛親戚」加以熱烈歡迎的報導。這是多麼固執的傷痕記憶，透露著兩百年間平埔族在漢人壓迫下的艱困處境，讓人思之心痛。
但西拉雅人也絕非全面性地認同荷蘭人，至少老一輩未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荷蘭文獻記載，當鄭成功大軍登陸消息傳來時，平日溫馴的社人立刻撕爛課本、搗毀學校，甚至殺死荷蘭教師，恢復「邪惡的」傳統習俗圍著頭顱大肆慶祝。
小說中除了阿剌朗，也用同等篇幅描寫他的父親飛托。在飛托眼中，荷蘭人禁止崇拜他們的神明，才觸怒天意帶來一連串災難。然而飛托迎接鄭軍，又只是自陷於另一個壓迫結構。而阿剌朗在努力西化的同時，向心愛的女友寧娥告白，卻發覺她更加嚮往和歐洲人結婚，遭到巨大打擊。
故事最後，飛托帶領族人遷移，尋找能夠保存傳統的生存空間。阿剌朗則珍藏荷蘭人賜與的權杖，和神學院的兒童避居他處，等待有一天紅毛親戚前來拯救他們。寧娥則留在蕭壠，和這片土地一樣孕育後來者播下的種子，也在種子裡注入本地風土，改變其樣貌。
西拉雅人的命運也是日後所有臺灣人反覆遭遇的宿命。臺灣人經歷太多身分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選擇難題，直至今日，面對這些歷史時仍充滿情緒，很難冷靜下來省思。其實設身處地，有許多細膩的東西可以討論，也有值得我們關懷諒解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