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竹村民郎
身為寶塚少女歌劇團業主的小林,同時也是劇本作家,從一九一四年創辦當初到一九一七年為止的短短期間,就撰寫了《紅葉狩》、《日本武尊》、《大馬士革的三名少女》等十一部劇本。小林從過去在慶應義塾學生時代就開始撰寫小說,他的文學才能因做為寶塚少女歌劇團劇作家的身分而再次被喚醒。
一九三○年代寶塚少女歌劇團的座右銘是「純潔、端莊、美麗」。就像這句話所象徵的那樣,寶塚少女歌劇團從創辦以來,就一直堅持要反映小林思想中所反映的那追求健全中產階級夢想的歌劇性格。
因此,在知識份子之中,也有人對寶塚少女歌劇團獨特的氣氛起反感。譬如,谷崎潤一郎在〈我所見的大阪及大阪人〉一文中,就用了「那種懶散又矯揉造作、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表現,來批評寶塚少女歌劇團的舞台劇。
自一九三○年與一九三一年的《Parisette》、《Rose Paris》兩齣歌舞劇後,寶塚少女歌劇團開始走向現代化。與歐美風格的歌舞劇迥然不同、現代化後的寶塚流表演,所孕育的夢想或憧憬究竟為何?阪田寬夫對這點有以下的提示。
白井以及同一年代或年輕一輩近代派人才陸續聚集在一起,將歐洲、美國的流行歌曲或遭到埋沒的歌謠,搶先引進到各個歌舞劇及輕歌劇風的作品當中。
以三浦時子、橘薰這類型態歌手為首,草笛美子等人完美地演唱這些歌曲,不但年輕的作曲家們漸漸擺脫〔過去的〕唱調──之前的日本流行歌曲原本就不是大正的時髦曲風──而且與寶塚略帶西洋風的出品歌曲,一道將西洋風格的精粹、大方、甜美、清爽、明亮、慵懶以及滑稽的感受形式傳達到客席之上。
儘管寶塚的東京公演並非如此頻繁,但不可思議的是,武庫川旁的寶塚,在這一段時期成了日本向歐美流行歌曲敞開的窗口。
誠如阪田所論,寶塚少女歌劇是日本一個接受歐美歌舞劇、輕歌劇、管絃樂、還有流行歌曲的窗口。但是,為什麼一九三○年代以日本中產階級為中心的觀眾,會接受像「寶塚明星」這種類似西洋化的舞台呢?
這個問題已經是顯然易見的。中產階級的目光注視的是歐美文明的榮耀,而且他們關注的是擺脫了政治意識形態、有如童話般的西洋幻想。換句話說,這是觀眾接受到自寶塚少女歌劇團的舞台,透過精心設計所發送的信號後,將之與假想中的「歐美」合而為一的創作。
寶塚少女歌劇團就是所謂「日本現代主義」的典型表現。
寶塚少女歌劇團成為以女性為中心的民主式休閒革命旗手,不但在公民社會中創造出以音樂為媒介的交流方式,還提示了在全新自由型態的市民文化下可能的實踐之道,就此點而言〔該團的表演〕實有很大的意義。
但是,如果從寶塚少女歌劇團將〔大眾〕對歐美的幻想大幅度放大,而且在觀念上再形塑出劃一的「世界主義者」這個側面來思考的話,究竟如何綜合性地來理解其包括文化、意識的全面性機能,或許應該是日後重要的研究課題。
總而言之,寶塚少女歌劇團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休閒經驗。但是,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市民及知識份子等人對企業化、標準化休閒活動所發出的適應和反彈。
休閒活動是機械文明及產業社會體系所創造出來最具有價值的禮物之一。但是,企業化、標準化後的休閒活動,透過將人們對休閒活動的真正訴求擴散出去之舉,也助長了人們對休閒活動產生隨便、漫不經心的看法。
一九二九年,日本第一家與車站結合的百貨公司──阪急百貨店──開張,成為日本消費革命的尖兵。
以這家百貨公司的誕生為契機,郊區居民全然嶄新的消費生活模式從此確定。他們透過阪急沿線為居民所提供的定型化住宅,搭乘阪急電車通勤,在阪急百貨店購物,然後在寶塚及箕面等地遊樂。透過這種生活上的新變化,「阪急沿線」人們的想法、行動模式、時尚和生活方式也都逐漸均一化。
沿線恬靜的農村與「阪急沿線」的住宅區開發同步進展,一步步地改變面貌,成為活用自然景觀的郊區。隨著寶塚沿線的開發,高爾夫球場、寶塚飯店、寶塚俱樂部等休閒設施,以及定居在鐵路沿線的知名人士社交場所等設施,也跟著一間、一間地修建起來。
在將過去位於關西北方的邊境區域,改造成具有魅力且充滿朝氣的「田園城市」過程中,不僅出現具有個性的美術館群,還吸引了各式各樣的藝術家、作家及設計師等,形成了一個文化地帶。
阪急沿線各地不斷地興建起寶塚音樂歌劇學校(一九一八年)、甲南女學校(一九二○年)、七年制的甲南高等學校(一九二三年)、關西學院(一九二九年)、神戶女學院(一九三三年)等,也提高了「阪急沿線」的社會、經濟地位。
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代這段時期,「阪急沿線」對關西人而言,不啻是一個「人文世界」。換言之,誠如「阪神間現代主義」這個名詞所示,像棉花糖般的布爾喬亞近代文化在「阪急沿線」一帶萌芽了。
在關西地方的私鐵沿線,隨著「阪急沿線」突進、升格,〔一種〕對於郊區生活的自豪及勢利意識也逐漸滲透進居民之間。但與此同時,從大阪市以南到堺、岸和田這塊二十世紀以前就呈現一定程度工業化、商業化以及郊區化的區域,在阪急文化圈驚人發展的對照下,「地盤下陷」的情況顯著。也就是說,由於阪急文化圈的發展,大阪的「南北落差」便固定化下來。
在「阪急沿線」白砂青松的海岸、或在蘆屋及御影修築別墅宅邸的上層階級之中,有不少人受到所謂風雅的「船場文化」影響。
因此,在「阪急沿線」居民意識中,可以窺見「船場文化」與國際貿易港神戶的風土人情所象徵的開放性現代性,奇妙地組合在一起。谷崎潤一郎的《細雪》所描述的世界,正是以這種「阪急沿線」上層家庭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模式為基調。
阪急電車所載運的不單只是乘客而已,還有文化及資訊。從這層意義來說,阪急電車是一種「文明的載體」。以阪急電車這種全新的性格為主軸,所形成的就是「阪急沿線」的「交通文化圈」。
富豪別墅村的蘆屋是一九一○年代中葉以後,蘆屋川整治及耕地整理後的成果。
在一九二○年代,精道村役場新廳舍、精道小學校鋼筋水泥校舍、蘆屋佛教會館、蘆屋警察署等知名建築興建完成。一九三○年代開始了六麓莊這個六甲山腳下高級住宅地的開發。蘆屋是阪急「交通文化圈」首屈一指的富豪村,其繁榮程度恰好反映了關西金融界的興盛情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日阪急沿線的秀麗景觀,不單是二十世紀初期以後有錢人的功勞,也是全體居民在環境美化上盡心盡力的結果。
阪急「交通文化圈」的概念暗示著被動性。這正是因為小林一三對於經營策略加以控管而形成的,同時那也是從二十世紀初期到現代這段漫長的時期,沿線居民與電鐵之間互相反饋的過程中所形成的。
也就是說,小林所建構的阪急「交通文化圈」,是建立在他所致力培育的中產、菁英階級及中上層人們,對郊區這種嶄新的居住空間產生嚮往及共鳴的欲求上。透過阪急「交通文化圈」的形成,小林引導都市新興中產階級在物質與心靈兩方面的救贖之道。因此,小林不只是私鐵經營的頂尖指導者,還成為救贖人們的教育者。
小林所提出的「交通文化圈」這個概念,在日本全國各地影響廣泛。舉例來說,澀澤榮一、服部金太郎等人創辦田園都市株式會社(一九一八年設立),對田園調布加以開發,便是其典型。
不過,若單以田園調布的開發而言,它並不是透過交通資本來進行的開發案。開發田園調布的資本是由澀澤榮一與其友人們所設立的田園都市株式會社所提供的。小林給予人們改善生活的夢想,提供舒適的電車,興建百貨公司販售便宜且優良的商品,因而他在市民中的人望從一九二○年代以後迅速地高漲。他的人生觀及生活方式也成為市民大眾企盼飛黃騰達的範本。
從二十世紀初期到一九二○年代這段時期,政治上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政治性質的轉換。日本政治從專制的天皇制支配體系,轉換成所謂「民本主義」的政黨政治體制。這種被稱為所謂的「大正民主」,其溫和的日本自由主義政治結構最值得注意的特徵有三。
第一,自由主義的傳統並沒有在知識份子裡頭培養起來。日本對東亞的侵略在一九一四年所謂二十一條要求後日趨強硬,在國內對人權及自由的壓迫也益加嚴重。特別是,女性作為國內的「殖民地」,處於無權利狀態下,其政治解放完全不受到關注。
一九二八年二月,「無產階級政黨」在眾議院第一回普通選舉中進入議院,日本政府對此感到恐懼,於是在三月十五日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的嫌疑為由,一口氣檢舉了一千數百名共產黨員。四月二十八日,政府向眾議院提出修正案,擬將治安維持法的最高刑責訂為死刑等條款。
這個舉動引爆了環繞著這項法律修正案的爭論,最後審議無疾而終。這個結果讓政府在六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的樞密院會議上,決定施行與先前法律修正案內容雷同的緊急勅令,在次日的二十九日以政府公報號外的形式頒佈勅令第一百二十九號,並即日實施。
當時社會上並不缺少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們、勞農運動的領袖、美濃部達吉博士等自由主義者以及具有良心的新聞記者。
但面對這種政治情勢,知識份子的批判及警告大體上因受到信奉「民本主義」知識風潮的影響而顯得溫吞。也就是說,他們迴避了與天皇制度的正面對決,並且只要民眾仍經常將自由主義自外於己身,這方面的批判便會僅止於一部分。
第二,日本的自由主義向來是以反對大眾社會裡頭左右新興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者而產生的中立情感為支柱。
第三,都市大眾文化與女性文化是透過電影、《King》雜誌,還有寶塚少女歌劇及吉本興業等集合體為媒介,從而緩和了新興中產階級在生活及思想上的動搖,將他們吸納進既存體制之內。
二十世紀初期,這個充滿著小林所提倡的烏托邦樂觀主義「交通文化圈」,或許的確應該稱之為日本溫和自由主義的先聲。
本文摘自玉山社之《阪神地區與大眾休閒:近代日本現代性再考》 相對於江戶時代以後, 關東地區的蓬勃發展, 關西在商業、市井生活的發展中, 逐漸建立起自己的風格, 「阪神現代性」正是肇始於此的表現。 本書精選 竹村民郎研究關西地區的三篇文章, 從住宅、交通、娛樂等方面, 討論阪神現代風格的建立, 是認識關西文化必讀的一本書。 玉川大學觀光學部‧觀光學科教授曾山毅教授推薦;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蔡慧玉老師專文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