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奧運的每一場比賽都是短至毫分微釐的競爭,但奧運也同時是萬里國際間的政治競爭場域。
最早的一次是 1906 年愛爾蘭跳遠選手歐康諾(Peter O’Connor)的換旗事件。曾是世界紀錄保持人的歐康諾,一向支持愛爾蘭獨立,在 1900 年拒絕代表大英國協出賽後,1906 年他和兩位同伴自行參與奧運。不過,奧會卻認定他們是大英國協代表隊的一份子。
比賽後,他奪得銀牌,在頒獎典禮上 他當著英國皇室及數千觀眾面前爬上了旗桿,揮舞愛爾蘭的旗幟。數十年來,曾代表臺灣出賽的運動員,也像歐康諾一樣,希望向世界傳達他們的意見。
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即將於 2016 年 8 月 5 日於巴西里約熱內盧揭幕。臺灣與巴西時差十小時,但屆時將會有無數犧牲睡眠的夜貓子,追逐這場運動盛會。據估計全球將會有超過四十億的觀眾,關注這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運動會。
運動員的兩種身份
在這個舞臺上,運動員除了自己的姓名,還有另一個身分──國家代表隊的選手。選手不屬於職業球隊,也不強調來自那個城市。每個參與奧運的一份子,都來自一個擁有歷史、抱持特定理念而組成的國家或者被奧會認可的特別行政區域。
因此,場上的勝利,很容易移情為愛國的激情。百餘年的現代奧運歷史,經歷三十届的賽會,曾牽動了無數的喜怒哀榮,從 1932 年第一位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開始,八十幾年來,臺灣也被捲入了這股奧運浪潮。
殖民地的哀愁
由於奧運備受矚目,因此每個環節都很容易被用放大鏡檢視,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襲擊以色列代表隊,造成十一人身亡的事件,發起攻擊者必定是因奧運的能見度高,而選擇在此起事。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殖民地臺灣人張星賢被選入日本代表隊的那一年,他的隊友孫基禎,來自日本另一個殖民地──朝鮮,贏得了最具象徵意義的馬拉松金牌,但他在領獎時,隨著日之丸旗的緩緩升起,他卻低著頭,面露哀愁,用獲頒的月桂樹盆擋住胸前日本國旗。這一幕,相對於日本政府的顏面盡失,更可看見朝鮮人民榮辱共生的複雜情緒。這一幕,張星賢也看在眼裡,同為殖民地的臺灣,處境何嘗不是如此。
孫基禎事件最後成了戰後韓國奮起的動力,1988 年漢城奧運時,七十幾歲的孫基禎手持聖火跑進開幕會場,據說在場韓國人都因此紅了眼眶。
1960年羅馬奧運 抗議中進場
對於臺灣而言,是否有那麼一幕,也讓我們感到驕傲呢?
許多人會憶起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棒球銅牌、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的那一刻,而 2004 年雅典奧運陳詩欣奪得跆拳道金牌時,電視機前的觀眾在頒獎那一刻,也跟著陳詩欣留下眼淚。
不過,臺灣確曾在奧運這個舞臺上,遭受類似孫基禎事件的委屈,最終在代表隊開幕入場時,採取抗議的手段,成為當屆比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那是發生在1960 年的羅馬奧運。
1960 年 8 月 25 日羅馬奧運開幕日,來自全球的八十三個代表隊、5,338 名運動員,正準備依據國家英文字首的排序,依序入場。我國一共派出足球、籃球、田徑、舉重、游泳、射擊、拳擊等項目選手參加,全體隊職員超過六十人。但入場時,總幹事林鴻遠手持”Under Protest”(抗議中)的白布條,以示抗議。
抗議的舉動,除了引起現場騷動,也隨即成為國際媒體焦點,隔天紐約市內的五家報紙,不約而同的關注治這起事件。代表團團長鄧傳楷因此說︰「我要向所有自由世界的人們宣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已對中華民國,做了一件不公正及歧視的行動。」
漢賊不兩立的參賽原則
是什麼樣的不公平與歧視,讓我們必須在隆重的開幕式中,採取抗議的手段?原因是國際奧委會對於我國代表權與代表隊名稱的決議,對我方不利。
事實上,代表權的攻防戰,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已展開。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舉行前,蘇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積極運作共產陣營,排擠與爭奪我國的代表權,因此 1951 年「中華體育協會總幹事郝更生,非正式宣布由於俄寇參加下屆世運會之故,我國決定改變初衷,不派代表參加。」
最終,我國放棄參賽,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比賽前幾天抵達會場參與比賽。1956 年澳洲的墨爾本奧運,我國參賽,但對岸則未與會。換言之,在「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下,你我不相容,僅一國能上場。
1960 年羅馬奧運前,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放棄參賽,但名稱問題事關尊嚴,一點都不能輕忽,因此當我國各項代表隊分別出發,並於八月中旬陸續抵達羅馬時,代表團人員已先出發為參與名稱問題而戰。
「中華民國」的挫敗
羅馬奧運開幕前三天的奧委會,重頭戲是處理我國代表隊名稱,我們希望在參加奧運的既定政策下,爭取以中華民國代表隊的名稱上場,甚至都已做好以底線「中華民國(臺灣)」的名義參賽。
雖經過力爭,但仍以差距不少的票數,作成中華民國可以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義參加國際奧會,但必須用「臺灣」名義參賽的決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梅葉指出,使用臺灣的名稱「祇是不希望他們越出其自己的地理邊界,並宣稱他們代表整個中國,我們曉得他們並不如此。」於是我國代表團就在「臺灣」名稱的帶領下進場。
以臺灣之名參賽,如果從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或許會讓許多堅持臺灣主體的人欣喜;但在半世紀前,羅馬奧運卻是我國在國際運動外交場上的一大挫敗。1960 年代尚能維持以「中華民國奧委會」的名義參加奧運,但此後的局勢江河日下,中國於 1971 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1976 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以「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我國參賽。直到1981 年 3 月,我國與國際奧會協議,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才又重返國際體育舞臺。
黑暗中的希望之光
羅馬奧運前不利我國的決議與開幕式的抗議消息傳回國內後,國人在氣憤討伐聲中,認為「我們並不因此氣餒、沮喪退出」反而要以哀兵的姿態,爭取最大的榮耀。然而開賽不久後,代表隊相繼在籃球、足球與游泳等項目中落敗,對此結果輿論似乎早有預期,只不過大家依舊心存希望,並將奪牌重任寄予男子十項的選手楊傳廣。
1933 年出生於臺東馬蘭的楊傳廣,是阿美族原住民,戰後初期就讀臺東農校時,因過人體能條件被挖掘。曾為棒球選手,但不久便被發現其在田徑項目中的優異表現。他在第六屆省運前,參加臺東縣運時,就打破了跳高的省運紀錄,1954 年在馬尼拉亞運會中,奪得男子十項金牌,並在四年後蟬聯。那時他已被稱為「亞洲鐵人」。
楊傳廣在 23 日左右入住選手村時,引起代表團與記者們的關注。當時楊傳廣長期留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接受訓練,已不常參與國內比賽。他在美國共同接受訓練的隊友,是他的好友、也是一輩子最堅強的對手──拉福·強生(Rafer Johnson)。兩人的實力不相上下,在同年七月舉行的美國全國業餘體育協會十項運動錦標賽,強生奪冠,楊傳廣居次。
奧運男子十項在 9 月 5、6 日登場,每天比賽五個項目,兩人成績極為接近,楊傳廣在第六項 110 公尺高欄比完時,成績一度領先,九個項目完成時,楊傳廣落後不到百分,只可惜最後一項 1500 公尺雖是楊傳廣的強項,他也確實得到該項目第一,只是強生也緊追在後,差距不大。最終,強生以 8392 分奪金,楊傳廣則以 8334 分得銀,兩人都打破了 8334 分的原奧運紀錄。這面銀牌,是臺灣史上第一面的奧運獎牌。
驕傲、挫折與期待:愛憎奧運
男子十項的賽程,除了吸引現場七萬多名觀眾的目光,中廣透過短波截聽日本消息,中央社和聯合報則收聽美聯和合眾國際社電訊等方式,將賽況轉給國內聽眾與讀者。
但因通訊條件不佳,也或因羅馬現場氣候不佳而延賽,使訊息未能即時,焦急等待的聽眾,更顯心急。先是第六項 110 公尺高欄完賽時,楊傳廣成績一度領先,消息傳回國內,就有人開始放鞭炮。而在第八項撐竿跳應在臺北時間晚上十點開始比賽,但到了午夜一點,成績尚未傳到臺灣,聯合報的讀者們,不斷打電話到報社,了解最新賽況。1960 年 9 月 7 日凌晨,成績揭曉後,臺北街頭遍地響起慶祝的鞭炮聲。
楊傳廣不僅奪得首面獎牌,而且擊敗了名列第三名的蘇俄選手,也讓輿論更加沸騰。
十項銀牌帶來的鼓舞,確實沖淡了開幕時的不愉快,媒體因此評論羅馬奧運「雖然此次受到了名義的委屈,但有楊傳廣贏得了一面銀牌,乃盡皆彌補,仍然是大家同沾光彩,全國同表欣賀。」此後,奧運作為世界運動最高殿堂的地位不減,而臺灣在國際舞臺則是屢受挑戰,於是我們總用著非比尋常的意義與超過千萬元的獎賞,看待奧運獎牌。
羅馬奧運雖已過了五十年,但它卻像面鏡子,折射臺灣在往後國際社會的顛簸身影,也看見一舉奪牌時的興奮表情,驕傲、挫折與期待的情緒,都交雜在 1960 年的羅馬運動場。
※ 本文原載於《Watch Taiwan觀‧臺灣》第30期(主題:奧運場上),頁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