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作為「現代性」實驗室的臺灣？

作者：湯志傑

當多個前現代世界社會聚合成一個現代世界社會時，臺灣因位處全球貿易、航線上的要衝，故可發現自己的利基，成為現代性實驗的重要場所。這以海洋中國，即東南沿海地帶的崛起為背景。唐宋轉型後，北方雖維持為政治中心，但經濟與文化中心皆已南移（江南）（Chang 1992; Clark 1991; Deng 2005; Pomeranz 2000; von Glahn 2003; Wills 1979）。

形式上，海洋中國是地理及政治的邊陲，毋須考慮維持傳統，及帝國整體的秩序與平衡。作為經濟與文化中心，它傾向鼓勵及刺激創新，而不在乎正當與穩定與否。在此脈絡下，臺灣在明清之際成為富創造性、進步的前沿，而非保守、落後的邊陲（Kishimoto 2006; Wills 1979）。

唐宋轉型的後果之一，是形成世上第一個後貴族社會（cf. Fogel 1996）。

雖然宋以來的士紳社會仍未跳脫以階層分化為主的分化模式，但顯著發展的功能分化令較為彈性的身分地位秩序成為可能與必要，導制貴族統治的崩潰，終結相對嚴格、封閉的階層分化。

若Goldstone（2009: 157）的結論為真，即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可能性條件，是不斷追求創新的文化，而其形成得歸因於打破思想家、企業家、工業家、實業家與技術工人間的身分障礙，促成其合作的話，必須考慮，在中國，此一障礙在十一世紀就打破了。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外，宋以來的華人海外貿易還有一「民主」的合夥傳統（Shiba 2006; Wang 1994: 26-35）。立基於此，中國的舢舨能以遠較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低廉許多的方式運作。關鍵之一在中國的水手不支薪，而是從買賣隨身攜帶貨物賺取生活費。不論船長或船員，首先都是商人，其次才是水手。當鄭成功在臺建立政權，此傳統臻於頂點。

「中國史上第一次，商人團體取得了政權，並且是建立在合夥，而非帝國系統的基礎上」（Wang 1994: 35）。鄭氏治下的國家不但是華人海外「非正式帝國」（Blussé 1999）僅有的異例，還標示了經濟掙得自主性，走向更徹底的功能分化的難得契機。

中華帝國敵視商業雖是陳腔濫調的迷信（Perdue 1999），然國家不提倡、促進商業發展，不樂見商人地位提高，多數時候是事實。

眾所周知，晚明日益繁榮的市場經濟，令士、商的界限與差異愈來愈模糊。但這只改了身分階序的排序，將士、商並列，並未挑戰既存的階序秩序，讓政治與經濟平起平坐（Tang 2004: Ch. 2）。而國家採取消極甚至禁止的海洋貿易政策，不過是逼它從官方朝貢貿易的形式轉化為走私與海盜（即海洋貿易的軍事化）（Andrade 2008: Introduction; Hamashita 2008: Ch. 2）。

正是在此脈絡下，鄭氏家族由中國、日本及歐洲勢力交織成的海洋貿易網中崛起。

1630年代，日商在德川鎖國令下退出競爭後，鄭家勢力急遽膨脹，隨即從明朝與荷蘭人的傀儡變為真正的操縱者（Blussé 1981）。

清廷為對付鄭氏，在禁海令外，更頒布遷海令，然因無法切斷鄭氏收購貨物的管道，反有利其壟斷國際市場上中國產品的供給（張彬村　1988）。乘著世界貿易的大潮，鄭氏建立起商業─軍事政權，打破海外華人係「無帝國的商人」的通例（Wang 1990）。

鄭氏政權不但強到曾企圖海外殖民（至少兩度將征菲律賓排入議程），也的確有很好機會稱霸東亞水域（Andrade 2008; Hung 2000; Tsai 2009: Ch. 2; Wills 1979, 1993）。

就全球脈絡來說，鄭氏的崛起亦有其重要。

當西方以特許貿易公司的形式，創造出同時獲得政府公權威與私人財產授權委任的奇特結合，並成為既欲分享這大到不容忽視的利潤，同時又不想過度涉入的國家偏好的介入形式（Steensgaard 1981），以鄭氏為首的商人則是自己變成國家、一個獨立的海洋帝國，並藉接管、統一既存的海洋貿易網絡，迅速在東亞貿易中嬴得優勢。

欠缺亞洲的有利環境，特許公司未必能以結合政治權力與企業家精神證明自身的價值。相對地，鄭氏也創造出某種公共與私人權利的結合，且其有效性與與效率不亞於前者。

有意思的是，鄭氏政權呈現出的組織屬性，經濟遠多於政治（南栖　1982；聶德寧1994）。事後來看，鄭氏之失在於未貫徹其成功基礎的海洋、經濟取向，反回歸政治優位思維，投入反攻大陸此不必要且誤算的軍事冒險（Hung 2000）。

若鄭氏能超越邊陲的想像，滿足於海上經濟帝國形態的話，中國史，以及歐洲經由與亞洲互動取得支配的歷史，或皆需改寫。

臺灣的現代性實驗實不限於鄭氏帝國的輝煌插曲，早在荷蘭時代，當臺灣剛出現在茁生中的世界社會時，便已開始。

作為中國與歐洲帝國勢力範圍重疊的邊緣，臺灣見證了歐洲殖民主義在亞洲的典型三角關係︰力不足以組織抵抗的本地人，既與殖民者合作又與其競爭之華人墾荒者、商人與佃農，及一小群專注於中國轉口貿易的歐洲人（Andrade 2008; Wills 1993）。

為統治殖民地，解決殖民擴張產生的協調問題，荷蘭人先於母國，在東方殖民地發展出統一的法律。在臺灣，為適應漢人社會的現實，荷蘭人容許漢人代表參與統治，促成漢人市民的擬似自治。

此一創新對現代性實驗，對缺乏城市自治傳統的中國文明來說，有其重要（顧忠華　2006；鄭維中　2004）。漢人能爭取到原住民所無的地位，無疑跟他們早熟於跟功能分化打交道，能充當殖民者的有力助手──同時也是潛在的挑戰者──有關。

隨鄭氏將荷人逐出臺灣，此發展即中斷。清廷征服鄭氏後，臺灣更漸鬆脫與世界貿易的連結。

儘管如此，臺灣農產品的商業化與出口依然亮眼，並因其戰略位置在十九世紀再度回歸世界貿易隊伍，並引入西方商業與宗教力量。它接著成為治理改革的實驗室，係清朝最先系統地追求現代化方案的省分，而這源自臺灣的邊緣地位（Chu 1963; Tsai 2009: Ch. 4-6；林文凱　2011）。

隨後的政權轉移，導致臺灣民主國的實驗（Lamley 1968；吳密察1991）。它雖以失敗告終，終是東亞現代共和國的首度嘗試。

之後的發展，是社會學家與一般讀者較熟悉的故事。日本殖民統治在社會結構與文化上推進歐式現代性的開展，廣泛、詳盡的調查與資料收集，便是著例（陳紹馨1979〔1966〕）。以此統治知識為基礎，日人將臺灣建為一座複雜的殖民現代性的實驗室。他們一面學習西方，把自己打造成現代民族國家，同時也統治數個殖民地。

這令在地的現代性發展出現雙重殖民的特色，例如，需透過西方、中國與日本間的多重翻譯及改寫，來製訂適用臺灣的法律（王泰升　1999；Huang 2008）。如「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及「較為平衡、基礎較為廣泛的發展模式」此貌似殖民地經濟發展的異例所示，這樣的特殊性不獨來自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屬性，亦有臺灣的內部因素與臺人的努力參與其中（柯志明　2003；Wu 2003）。

造就戰後經濟奇蹟的，同樣是內、外因素的結合。除有利的世界市場機會外，這更應歸功於網絡的成功模型（Hamilton 1998; Hsieh 2011; Shieh 1992），而非發展型國家論強調的官僚自主性與政策。

政治上，臺灣既非國家，亦非不是國家的現況，提供了反省民族國家與主權觀念的契機（Wang 2000）。「活在邊緣」也激發了宗教的創造性，體現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有趣結合（Weller 2000）。我相信，還有更多臺灣作為現代性實驗室的事例，有待繼續探索（cf.黃金麟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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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常被視作、當作邊陲。例如，儘管Eskildsen（2005）認為視臺灣為創新前沿可能更有貢獻，依然在標題中直稱臺灣為邊陲。

但若我們能正確地看待邊陲，如從關係性的角度來看，及更重要的，轉而立足於邊陲來觀察世界的話，不僅可揭露主流論述的盲點，更能開啟具生產性的前沿觀點，而不致重蹈我族中心主義的弊病，因邊陲的位置讓人在批判霸權時，更易對己身的傳統抱持自省的態度（吳叡人　2012；湯志傑　2011; Goh 2004: 87; Perdue 2003）。

用看似邊陲小島的臺灣作為分析現代性的個案，正有此理論優勢。

這不單讓我們研究過去與現在時，可以不同的方式用中國史（cf. Zurndorfer 1997），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寫出有別於中國人（如韓毓海　2013）與歐洲人（如Adshead 2000）的版本，看到中華帝國殖民的一面（莊萬壽　1999；張廣強　2001；柯志明　2001; Hostetler 2001; Perdue 1998, 2009）。

更重要的，臺灣的歷史逼我們直切現代性問題的核心︰現代性從一開始便與殖民性糾纏在一起。

面對處於霸權地位的西方現代性論述，我們不只需要認識論上不服從的勇氣，更需要能讓我們擺脫視為當然的「常識」支配的「邊界思考」（Mignolo 2007, 2011, 2012）。處於中國、日本及西方文明重疊的邊陲，先後為西班牙人、荷蘭人、中國人、日本人及國民政府殖民的臺灣，正提供了結合歷史社會學與後殖民理論的利基，係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有力個案（Seth 2009）。

若我們能擷取後殖民的洞見，超越既有多元現代性討論仍隱然奉歐洲現代性為起源與典範的局限，認真考慮華人「本土」現代性如何與西方現代性交互影響，不但可豐富我們觀察現代性的視野，更可將東方文明的智慧貢獻於全人類。

畢竟，真把現代世界社會的形成係各地、各國、各文化相互連結、交織而成當一回事，那麼此翻新過的多元現代性觀點，絕不會主張徹底拋棄西方的歷史與理論，或是將在地傳統本質化，因這不獨讓差異變得特殊化、本質化，更忽略了現實的發展根本是彼此糾結的事實（Goh 83）。

當所有人類一起打造了一個世界社會，以致彼此在結構上密不可分，共同促成現代性的誕生與擴張──包括非西方地區的過度反應，嘗試以比西方更激進的現代性主張與作為來追趕、超越西方──，再去談孰先孰後、孰勝孰敗，意義實不若原先想像般大。

就像臺灣扮演了現代性實驗室的角色，但究係實驗的對象還是實驗者，是主動多些還是被動多些，一來不易釐清，二來做此區別的意義也不大。如果我們真誠信奉關係性的視角，彼此的區分雖在，但所謂的先／後、主動／被動、成功／失敗總是相對而言，何況主客對立二分正是我們欲掙脫的、日益僵化的西方認識論框架。

既然如此，為何我仍選擇用現代性的概念，而非提出對抗的競爭概念（如Mignolo等倡導的殖民性）或標籤（如南方理論，見Connell 2007），或是從華夏文明中挖掘、發現其他合用的語意呢？

我承認，另起爐灶也是條適當且必要的途徑，但我覺得入室操戈是更具吸引力的實驗，也更具積極意義、更有挑戰性。若能成功改寫現代性的概念，以世界社會的視角取代歐洲中心主義，讓現代性的概念（及其歷史）變成反映此歷史過程具體而微的指標，毋寧是更成功的。

假若我們能顛覆邊緣與中心的關係，讓現代性變成證明西方罪責的概念，會比抵制不用更有意義。

畢竟，像現代性這樣的概念早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詞彙，就是西方現代性如今也已是我們靈魂的一部分。按主客對立的方式來構想部分／整體的關係，認為只要打倒偏狹的西方中心觀點，一切問題即迎刃而解，顯然是有疑義的。在當今只有一個現代世界社會，大家同舟一命的情況下，批判西方霸權固仍必要，但找到支配／抵抗以外的解決之道，日益成為當務之急。

這就涉及我們如何觀察現實，從何角度觀察世界，及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盲點，有無能力開展在觀察世界時必相伴而生的弔詭此根本問題。晚近甚有活力、在各地紛紛成為指導抗議全球化運動指導理念的在地／全球二分，雖以自身指出弔詭的存在，卻難助弔詭進一步開展，而多少呈現為短路的狀態（Stäheli 2003）。

我覺得，這跟在地／全球的區分仍屬二值對立的邏輯，少了多於二的迴旋空間有關。面對這個問題，經後殖民視角改寫過的多元現代性觀點，或可提供較複雜、也更有希望的替代方案。以臺灣為分析的個案，正有助於帶來此額外的知識獲益。

若採嚴格定義的「現代性」來考察今日世界的處境，我亦願承認只有一種現代性，所謂多元現代性不過此單一現代性的各種變異的多元並存（cf. Brambra 2007; Domingues 2006; Schmidt 2010）。

然而，僅強調形式相同，忽略內容或呈現上的多樣性，執著於單一現代性的觀點，代價是會喪失多元與差異的好處。一旦考慮到「只存在一個現代世界社會」，那麼我們將了解，堅持單一現代性觀點的代價是昂貴且沉重的──假如西方現代性帶來的負面後果比正面效益還多、還高時，尤其如此（Wallerstein 1995: 113-137）。

獨一無二的演化成果，意謂著創造性的替代選項與突變的缺如，因此演化成就已大幅縮減歧異的多樣性（cf. Stichweh 2007: 539）。慮及人類的共同未來，特別是當有助物種生成的隔離、孤立（即形成一全新的社會類型）不再可能時，如何在現存唯一的世界社會中，「人為地」增加多樣性，是愈來愈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在此脈絡下，探討多元現代性不但重要，更有當前的意義。假若我們承認西方現代性目前取得支配地位，並將其理解為一嶄新的文明類型──全球性的技術─科學文明（Eisenstadt 2004; Schäfer 2004），以日新月異的科學與技術成長，驅使我們面對空前的開放與未知為特徵的話，那麼這樣的探索尤顯必要與急迫。此一技術─科學文明隱含了，逆轉前現代社會自然與文化間的不對稱。

此一逆轉的後果在誕生之初容或無法預見，如今卻已十分明顯。當前危及地球與我等生存永續的生態災難，再非虛構的情節與媒體的渲染，而是活生生的危機。

面此處境，援引西方之外異文明的現代性為參照，毋寧是有益的。

例如，華夏文明對自然與文明的概念化（如風水），就算不能提供有用的解決線索，至少也有助於開啟新觀點、提供不同的思想資源。像儘管承認系統與環境的區分，仍將其視為整體來考慮，不認為任一系統可獨霸主體的地位，只能講求共生共榮，便是甚具啟發性的觀念。但這仍待我們從龐雜的遺產中，發掘出能與今日觀念銜接的洞見與智慧（湯志傑　2013；Weller 2006）。

視臺灣為現代性的實驗室，正要求我們積極地探討，臺灣如何以跨文明前沿的進取姿態，發揮創意與活力，為現存惟一的人類社會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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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

跨領域學者對話、激盪，
在非歐洲中心的架構下，
以從臺灣的特殊性出發，
探討「臺灣理論」建構的可能性。
提出尋找「臺灣理論」的初步嘗試，
希望能抛磗引玉，
引發更多學界朋友們的關心。

我們初步的結論是：
臺灣為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臺灣理論也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而且在非歐洲中心的大架構下，
以臺灣為出發點的理論思維離不開臺灣的特殊性，
也正是基於此一特殊性，
才能成為有關世界的理論思維。未
來我們將以此認知為基礎，
進一步發展知識臺灣的探討。